4月28日，山西運城臨猗縣“10歲男孩被生母繼父虐死”案再次開庭，距離2023年5月2日案發已過去728天。記者從當地官方獲悉，28日該案一審宣判，被告人王某某被判死刑，被告人謝某某被判無期徒刑。

2022年2月至2023年4月，王某虎、謝某朵先后虐待張某僑多次。經查，2023年5月4日，王某虎、謝某朵先后對張某僑毆打長達3小時，張某僑休克而死。2天后，王某虎將張某僑尸體掩埋至其祖父墳墓，王某虎指使謝某朵報警稱張某僑“離家出走”。之后，王某虎、謝某朵被檢察機關批準逮捕。

山西臨猗“10歲男孩被生母繼父虐待致死案”的一審判決，用最嚴厲的刑罰回應了人倫慘劇的極端之惡：繼父王某虎被判處死刑，生母謝某朵被判處無期徒刑。盡管案件仍有上訴或復核的可能，但這一判決已清晰傳遞司法態度，以國家名義宣告，任何對生命的踐踏都必將付出代價。

根據刑法，虐待罪與故意傷害罪的量刑天差地別。虐待罪的最高刑期為七年，而故意傷害致人死亡則可能面臨死刑。此案的關鍵在于，兩名被告人的行為是否超越了“虐待”范疇。

虐待罪的邊界，是看若父母長期以“管教”為名實施暴力，但未直接追求或放任死亡結果，可能構成虐待罪。2023年5月2日晚，王某虎與謝某朵用三角帶持續抽打孩子3小時，致其全身骨折、內臟破裂。這種暴力強度、持續時間及打擊部位（腰背、四肢），已明顯超出“管教”或“虐待”的限度。法院認定二人對死亡結果至少持放任態度，構成故意傷害罪，是對犯罪本質的精準把握。

罪名之變，不僅關乎法律適用，更關乎正義的尺度。當施暴者以近乎虐殺的方式對待孩子時，若仍以“虐待”輕判，無異于縱容惡行。

盡管二人均為主犯，但量刑差異引發公眾疑問，法院的判決邏輯或基于兩點：繼父王某虎可能被視為暴力的主要實施者，而生母謝某朵雖參與毆打，但在犯罪中的作用略輕。生母作為孩子的法定監護人，本應是最后的保護屏障，卻淪為施暴者。其身份的特殊性，或許讓法院在“死刑”與“無期”之間權衡。這一差異體現了“罪刑相適應”原則，刑罰的輕重應與犯罪人的主觀惡性、客觀危害相匹配。

案件最令人窒息的，不僅是兩名被告人的殘暴，更是整個社會保護機制的失靈：從2022年2月至2023年4月，孩子遭受持續虐待，甚至左手掌骨粉碎性骨折，卻未被學校、社區或醫療機構察覺。生母與繼父的“共同作惡”，暴露了監護權監督的空白，若沒有強制報告制度或社區干預機制，類似悲劇仍會重演。

判決書提及的“報假警”情節，與2018年重慶姐弟墜亡案中生父銷毀證據行為形成呼應，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明確，毀滅證據、妨礙偵查屬于從重處罰情節，這解釋了為何王某虎的死刑判決未被“搶救行為”的辯解所動搖。

在法庭莊嚴的國徽之下，張某僑永遠定格在10歲的血色童年里，此案的一審重判固然彰顯了司法利劍的鋒芒，但那些在施暴過程中沉默的鄰居、失職的學校、失效的社區，何嘗不是另一種意義上“共犯”？當我們為死刑判決拍手稱快時，更需清醒認知，法治文明的真正刻度，不在于嚴刑峻法的威懾力，而在于每個公民都能成為照亮黑暗的微光。須知，預防永遠比懲罰更具文明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