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文物局揭曉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結果，昆明市晉寧河泊所遺址憑借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和重要學術價值成功入選。從西南夷到益州郡，河泊所遺址的重大考古發現，見證了西南邊疆與中原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是西南邊疆從“多元”融入中華文明“一體”格局歷史進程的典型案例。石寨山大遺址博物館預計在今年開放，將系統展出“滇國相印”“益州”銘文瓦當等珍貴文物，讓公眾近距離感受古滇文明與中原文化的交融。

河泊所遺址位于滇池南岸，總面積約12平方公里，是云南已知規模最大的商周至漢晉時期聚落遺址。自2014年考古工作以來，遺址西部發現了古滇國核心區的居住區、祭祀區和手工業區，出土的“滇國相印”封泥和青銅器、陶器等遺存，初步確認這里是古滇國政治中心。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蔣志龍：“找到了益州郡的郡治，城的一個西南角，在建筑區發現了大量的瓦件，同時出土了豐富的遺物，包括簡牘、封泥等，這些遺物的出土對于確認這一地區是益州郡的郡治非常有價值。”

2024年河泊所遺址發現的“益州”銘文瓦當，成為推定益州郡郡治位置的關鍵證據。這種“一址雙城”的獨特格局，既保留了古滇國都邑的文化因素，又展現出了漢王朝在此營建新城、推行郡縣制的治理方式。目前遺址共發現簡牘5萬多枚，其中有1.4萬多枚帶有文字，內容涵蓋行政文書、司法記錄、戶籍名冊等，詳細記錄了益州郡的賦役制度、司法程序和民族管理等。

晉寧石寨山考古工作站簡牘保護工作人員蘇東曉：“我們出土的簡牘材料當中，當時益州郡下的24縣全部出土，其中對于云南來說有重要意義的是其中一片簡牘上有云南這個縣的縣名，到元代的時候，這個縣名就成我們云南省的省名，證明當時中央王朝對益州郡進行了一個長期有效的治理。”

在河泊所遺址，與簡牘互為印證的是2000多枚封泥的發現。封泥是中國古代簡牘文書或物品捆扎結繩處的泥團，通常蓋有主人印章，既能標識來源，又能防止被私拆。“滇國相印”“益州刺史”“廣漢太守章”等封泥的出土，不僅填補了文獻空白，還串聯起了益州郡和周邊郡縣的行政網絡，揭示了中央與地方的文書往來和管理。

河泊所遺址項目組工作人員謝霍敏：“這兩大系統相關文字資料的出土就表明漢在這里設了益州郡之后，它同時保留了滇的相關職官體系，甚至說是更新了它的職官體系，所以它就以一種柔性的羈縻政策開始在這個地方的管理，在這個過程中，滇人和漢人進行了交流、交往、交融的過程，然后發生了漢化，這也就是我們說的本土的石寨山文化它最終的走向，在漫長的過程當中跟漢人融為一體了。”

河泊所遺址完整地串聯起了古滇國和漢代兩大階段，這里既是古滇國都邑，也是漢代益州郡郡治所在，更以出土的封泥、簡牘、建筑基址等實證，串聯起中國西南邊疆從多元文化到國家一體的生動歷史脈絡，詮釋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演進格局。隨著考古成果的不斷揭曉，河泊所遺址的保護和利用也進入到了新階段。石寨山大遺址博物館預計在今年開放，將系統展出“滇國相印”“益州”銘文瓦當等珍貴文物，讓公眾近距離感受古滇文明與中原文化的交融。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蔣志龍：“今年國家文物局批了我們還有另外500平方米的發掘，下一步我們主要是圍繞著城內的布局和城外的空間架構，做好簡牘的保護和釋讀研究，以及出土文物的整理，通過這些遺址的發現，特別是對出土文物的釋讀，對于我們研究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非常有價值。”

來源 昆明廣播電視臺（記者 許玉茂 楊波）

責任編輯 易科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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