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耶?劍耶?

“彼以劍鋒未竟之業，吾將以筆鋒竟之!”

中學時，第一次從巴爾扎克的傳記中讀到這句話，我激動得呼吸微顫。

二十多年后，當我第一次親眼見張宜作畫，竟也激動得呼吸微顫。暮色沉沉中，他在昏暗的畫室中畫一幅《醉里挑燈看劍》，當毛筆的筆尖與宣紙上的劍尖觸碰的瞬間，我的耳邊好似響過一聲錚錚劍鳴，那支毛筆在我眼中恍惚已幻化成一把利劍。而正瞇著眼睛沉醉在畫畫狀態中的張宜，也似乎已與畫面中的辛棄疾融為一體……

張宜為辛棄疾造像

辛棄疾!他就是我心目中辛棄疾的形象!從那一刻起，不管張宜是否認同，也不管別人認不認可，在我心中，我把張宜與辛棄疾聯系在了一起。交往越久，這種認知就越堅固。《水龍吟》里那個“把吳鉤看了，欄桿拍遍”的孤獨身影，與張宜是如此相似。千百年來，在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圖譜中，吳鉤早已由一把彎刀升華為抒發激越報國之志的象征，它懸而未落，既指向世間的渾濁，又叩問內心的明澈。同樣，在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中，“欄桿”也不只是作為一個建筑物件存在，它更是情感的寄托，象征著高貴、孤獨和無奈......

張宜作品《醉后語尤顛》

張宜的大寫意繪畫，正是以筆墨為刃，在宣紙上劈開一道貫通古今的裂隙：鐘馗的鐵面虬須、羅漢的混沌衣紋、張旭的癲狂側影，皆化作文人精神的當代化身。而當他把飽蘸濃墨的筆鋒重重拍打在宣紙上時，又像極了在用力地拍打欄桿的辛幼安，將赤子的憂思拍入每一道墨痕。

在中國畫的歷史脈絡中，總有一柄懸而未落的劍，既指向世間的渾濁，又叩問內心的明澈。但不是所有畫家手中的筆都可以當劍用的，筆鋒必得藏著金石篆刻的力道，才能在筆尖觸紙的剎那，在宣紙上留下刀劈斧斫般的痕跡;也不是隨便哪個人憑欄而立就能讓人產生英雄相惜之感的，必得是精神上極為富有的人，才能在靜默的欄桿上拍擊出大江東去的節奏。而這些條件，張宜恰好都具備。他自幼習書，在祖輩的諄諄教誨下和母親的戒尺下，遍臨魏碑、漢隸、二王、歐、柳、顏、米等碑帖，打下了堅實的書法基礎，又在壯年大膽揚棄，形成了如今元氣激蕩、豪放不羈的書法氣脈，使他在講究以書入畫的中國畫創作中如魚得水，狂草筆法用得從容自在，中鋒、側鋒、散鋒舞得恣意暢快，恰似一柄淬火千年的吳鉤，在傳統與當代的碰撞中迸發出攝人心魄的鋒芒。在性情上，他既有藝術家的敏感細膩，又有江湖俠士的豪爽仗義，這使得他的作品既有魏晉名士解衣盤礴的狂放，又暗藏宋明文人鐵畫銀鉤的風骨，更裹挾著當代知識分子對藝術本體的哲學叩問。

張宜作品《金剛怒目菩薩低眉》

鐘馗：映照現代人的精神困境

張宜的大寫意繪畫，既是傳統文人風骨的當代回響，又是現代靈魂在文化裂變中的自我剖白。在宣紙上與之進行跨越千年精神對話的，又何止辛棄疾?張旭、蘇東坡、張養浩，乃至鐘馗、羅漢、狂僧……他們都常借助張宜的筆墨穿梭于古今，共同啟發著張宜將寫意藝術推向哲學與生命體驗的深邃之境。

也許正是因為內心中與古人的惺惺相惜，讓張宜畫誰像誰，他的畫筆總能捕捉到古圣先賢最傳神的一瞥。但他作品中最有標志性的一個人物，卻是因為他畫得不太像人們傳統認知里的印象，而使他塑造的這個形象成為經典——這就是鐘馗。

張宜作品《將軍有劍不斬蒼蠅》

千百年來，在人們心目中，鐵面虬須的鐘馗是威嚴的門神、神秘的驅邪符號，但在張宜心目中，鐘馗更是“宇宙自然律”的具象化存在。他將鐘馗塑造為“超越孤獨的執法者”，恰似文人心中永不妥協的精神標桿：他既能以《我今欲借先生劍》展現凌厲鋒芒，又能在《大王叫我來巡山》中流露詼諧溫情。這種看似矛盾的特質，實則是文人對理想人格的多維投射——既要堅守規則，又需懷揣悲憫;既需直面黑暗，又要超越二元對立。這恰似大寫意藝術在莊諧之間的微妙平衡：既要如吳鉤出鞘般直指人心，又需以“屁趕鬼”的荒誕解構崇高。這種對傳統符號的現代轉譯，使鐘馗從祛邪工具升華為文化人格的隱喻——當張宜將鐘馗畫成“立體的、豐富的”存在時，實則在為當代文人尋找精神支點：既要守住“宇宙自然律”的大規矩，又需在規則與人性間保持悲憫。

張宜作品《敢來乎》

所以，張宜筆下的鐘馗，絕非傳統門神畫的簡單復刻，而是一面映照當代知識分子精神困境的鏡子。他以丹砂喻鐘馗，既指向祛邪救世的熾熱擔當，又暗含文人命運的悲劇底色——鐘馗觸階而死的執拗，像極了徐渭潑墨的癲狂、八大冷眼的孤傲……在張宜看來，一個鐘馗，折射出藝術史上那些“不合時宜者”的集體命運。張宜的名字中雖然帶著一個“宜”，但在他內心深處總是埋藏著一些“不合時宜”的想法，這些想法離理想很近，卻離現實很遠，甚至有時會讓人覺得他“傻里傻氣”的。也許是早就發現了他身上這種“不合時宜”的氣質，所以他的父母才會給取名“宜”。“宜”本為順應之意，卻成了他在精神上反叛俗世的注腳，這個名字沒能阻擋他對歷史上那些落魄奇人的親近，無法掩飾他對那些悲劇人物的同情。

張宜作品《英雄原本是書生》

很多時候，這種同情更像是一種自憐，這種情緒在張宜創作的鐘馗身上最為明顯。在他的藝術宇宙里，鐘馗經歷了從文化符號到精神載體的蛻變。這個“觸殿階而死”的落第書生，在張宜筆下成為文人命運的鏡像：科舉制度的犧牲者、民間信仰的守護神、自我救贖的覺悟者三重身份交織，恰似傳統文人在仕途困頓后轉向精神超脫的縮影。當《庚子鼠年鐘馗祛邪》以民俗趣味消解神祇威嚴時，實則是將文人從圣壇拉回人間，在“為百姓跪一回”的戲謔里重建擔當。這種轉化暗含張宜作為一名文人畫家對自身命運的釋然：鐘馗從執劍斬鬼到摘花觀魚的蛻變，暗合著張宜從“苦修求道”到“靜觀生命”的心路轉折。

張宜作品《鐘馗捧花》

什么樣的畫家才能稱得上是“文人畫家”?那些“自認為是文人”的人，是很難畫出真正的文人畫的。吳鎮年輕時是個劍客，在村塾里教過書，也在街上賣過卜，十八九歲開始學畫;高鳳翰55歲蒙冤入獄，右手致殘，卻因此練就一手名震丹青的“左手書”;齊白石當過木匠，吳昌碩當過小吏，被任伯年哂為“酸寒尉”，而任伯年自己也曾被招入太平天國軍隊中當旗手，“戰時麾之，以為前驅”;張宜的濰縣老前輩徐培基一生中曾多次為囚……張宜早年的人生經歷也很豐富：當過記者，做過美編，跑過長途客運，搞過印刷，送過報，教過書，當過學生輔導員，待過業，出過三次車禍，被誤診過胰腺癌，人生最絕望的時候，他甚至都已經寫好了遺書……不經歷生活的“毒打”，不嘗盡人間酸甜苦辣咸，又怎么理解人生?又豈能明白文人對這個社會的真正價值?正是因為有這樣的人生經歷和體悟，所以在一次夜深人靜之時，他想起魯迅先生竟輾轉反側，披衣而起想為先生畫像，在手頭無筆的情況下，直接以手蘸墨，創作了一幅指畫——《真文人》。

張宜作品《真文人》

真文人是什么樣的人?不如看看他在一次車禍劫難后繪就的《六祖撕經圖》，撕去的不僅是佛典文字，更是對形式桎梏的破除——當他把六祖慧能的偈語“自己靈光常顯現”題于畫上時，文人精神便完成了從外求到內觀的升華。

張宜作品《狂僧揮翰》

大寫意的精神內核：旁若無人與天地律動

這種頓悟來得如此兇猛，如同暴雨突至的夏日。傳統大寫意的程式化語言在張宜手中獲得了當代解構。他大膽舍棄文人畫中溫潤含蓄的筆調，以近乎暴烈的筆勢撕裂傳統審美定式。宣紙上炸開的墨團里，既有梁楷的狂禪，又回蕩著張旭醉后的草書。畫面中經常出現的銳角折線、突兀留白，猶如現代詩歌中的斷句與留白，在視覺節奏上形成強烈的頓挫感。這種轉變非但不是退縮，反而拓展了文人畫的維度。張宜認為：“中國的文人畫，它不只是‘畫’，它更是一種感悟生命、認知世界、修行人生的方法，引導我們進入一種和諧安寧的狀態。”他以“旁若無人”的筆墨律動，在傳統大寫意的框架中注入對生命本質的思考，讓中國傳統繪畫的文脈在疾風驟雨般的潑墨間煥發新生。這種對傳統筆墨程式的突破，不是簡單的形式叛逆，而是對寫意精神本真的回歸。

張宜作品《一住寒山萬事休》

藝術家的苦修不在終南積雪，而在面對空白宣紙時，如何讓胸中丘壑化作雷霆萬鈞。張宜的大寫意實踐，始終游走于“苦修”與“頓悟”的辯證之間。早年冒雪訪禪、終南尋隱的苦行，化作《六祖撕經圖》中撕破教條的墨痕;車禍劫后余生的生死徹悟，催生出《天問》里墨華燦爛的飛鳥長鳴。他將南禪“喝水擔柴皆可悟道”的智慧注入筆墨，讓《下午茶》中的打油詩與《知秋圖》的促織戲耍，都成為“佛是不佛，畫是不畫”的禪機。這種對瞬間感悟的捕捉，使他的筆法兼具張旭狂草的奔突之力與梁楷減筆的凝練之妙：在《竹林七賢圖》中，渴筆焦墨勾勒的魏晉風骨，與阮籍詩句的蒼茫題跋，共同構建出“墨色即心象”的視覺禪境。正如他題寫濟公偈語所言，大寫意的終極境界是“得意何必談形似”，讓觀者在墨色氤氳中照見自己的靈光。

張宜作品《阿一心燈》

在《阿一心燈》中，五分之四的陰翳下，微光包裹的身影正走向自己的宿命。這既是文人“路漫漫其修遠兮”的宿命寫照，更是“道生一”的哲學圖示——在至暗時刻，心燈不滅的信念遠比技法重要。這何嘗不是張宜的自況?當他在《追天目山》信札里寫下“又恐回到現實中”時，筆鋒已刺破虛實界限。當《阿一心燈》中那個走向微光的背影漸行漸遠時，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位畫家的求索，更是一個古老文化族群在現代化浪潮中的精神自愈——那些看似隨意的潑墨里，藏著跨越千年的文化基因重組密碼。

張宜作品《龍尾硯歌》

藝術終究是場孤獨的朝圣，就像普羅米修斯的火種，既要照亮人間，又需承受被啄食的痛苦。當張宜在深夜與蘇軾共嘆“長恨此身非我有”，與張旭同醉于狂草世界里時，完成的是對文人精神譜系的當代接續。當那些狂放的筆觸在宣紙上奔騰時，我們不僅看到吳鉤劍影的凜冽鋒芒，更觸摸到一個當代文人畫家在文化長河中的孤獨求索——這求索中既有“欄桿拍遍”的孤獨，亦存“心燈常明”的希冀，最終在筆墨山河間，為飄零的現代靈魂尋得一片詩意的棲居之地。在這里，鐘馗的劍、東坡的杖、張旭的筆，都成為丈量生命厚度的尺度，而“愿公寶劍血模糊”的決絕與“無劍無酒亦無花”的放空，則構成了文人精神的陰陽兩極。

張宜作品《那聞高士飄然句》

古今通變：傳統文脈的當代轉譯

如今，在張宜筆下，狂僧揮翰的墨浪里沉淀著蘇東坡“此心安處”的澄明。那些被摯友張榮東以“寒秋覺悟”來形容的蕭索線條，在《火樣映靈空》中涅槃為盛夏的熾烈。深夜畫室里滴落的汗水，不再是苦修的證物，而是打通古今血脈的甘露。當他在《鐘馗是我心》中寫下“佛是不佛”的機鋒時，濰縣老四合院里的戒尺聲、終南山的松濤聲、車禍現場的金屬聲，都在墨韻中熔鑄成新的鐘呂之音。這種蛻變印證了他的恩師張志民先生的判斷：齊魯文脈的渾厚與禪宗的空靈，終將在“得意忘形”的寫意精神中達成和解。

張宜作品《火樣映靈空》

當儒家濟世的熱腸撞上禪宗破執的冷眼，宣紙上便生出冰火交織的奇觀。這正如張宜畫室中懸掛的“辣手著文章”橫幅，泄露了其精神構造的深層密碼：儒家濟世情懷為骨，禪宗頓悟智慧為韻，道家自然哲思為氣。這種雜糅在《虎溪三笑》中達到完美平衡——慧遠、陶淵明、陸靜修跨越時空的相視而笑，恰是畫家內心中三股精神力量的和諧共鳴。當他以梁楷式的潑墨繪就《狂僧揮翰》時，狂放的筆觸下暗藏“仁者不憂”的克制;當《竹林七賢圖》題寫嵇康詩句“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時，魏晉風骨中又透出禪家“諸行無常”的洞見。

張宜作品《斗蟋蟀》

《斗蟋蟀》局部圖

站在當代藝術的前沿回望，張宜的大寫意實踐猶如一座橫跨古今的橋梁。他對徐渭、八大等寫意大師的繼承，絕非簡單的筆墨模仿。他將八大山人畫中孤禽的冷眼轉化為對現代困境的凝視，將徐渭狂草筆意升華為解構傳統的美學勇氣。張宜的藝術突圍，始終以傳統文脈為根基進行創造性轉化。這種轉化并非簡單的形式嫁接，而是如于承惠所言“從遠古復蘇血脈新思想”的文化覺醒。在《悲欣交集》中，弘一法師的偈語與水墨肌理共振，將個體生命體驗升華為人類共通的悲憫——這恰是大寫意的終極使命：以“一加一大于十”的留白智慧，在觀者心中激蕩起跨越時空的情感漣漪。

張宜作品《喫茶去》

張宜的筆墨中既有對傳統精神的深刻理解，又飽含對現代人生的敏銳洞察。他以鐘馗為鏡，照見知識分子的精神困頓;借禪宗頓悟，打通傳統筆墨的當代經脈;用生命痛感，激活寫意藝術的情感震顫。那些看似狂放的筆觸，實則是經過文化淬煉的精神結晶;那些震撼視覺的構成，暗藏著對藝術本質的哲學思考。“那些形式大于思想的所謂‘好作品’，往往還停留在技術表現層面。真正的好作品，是無言無色無相的。面對這樣的作品，就像在博物館里欣賞一把古劍，雖然它不會說話，但從它散發出的幽幽劍光之中，你能看到發生在歷史長河中的那些金戈鐵馬。”張宜說。從這把“古劍”的銅銹中，我們能觸摸到一個當代藝術家在傳統長河中尋找自我坐標的精神軌跡。這種在裂變中求傳承，在顛覆中見堅守的藝術探索，或許正是大寫意精神在當代最具生命力的存在方式。

張宜作品《張旭三杯草圣傳》

藝術與生命的互證：從入世到通透

張宜作品《快哉圖》

2008年春夜的那灘淚痕，悄然浸透了宣紙的命理。39歲的張宜在《思母帖》中寫下的“抽身返鄉飽雙眼”，恰似他家鄉先賢鄭板橋“扯碎狀元袍”的決絕。而他在《真人無名》中的頓悟，竟與石濤“一畫之法”的玄機暗合：在大寫意這條路上，需要的不只是藝術技法的純熟，更需要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于是，《何時知返》中的行者不再逃避現世，而是將紅塵煙火鍛造成筆墨的包漿，正如他在《悲欣交集》里化用弘一法師偈語時，筆鋒既帶金石鏗鏘，又含落花溫柔。

那些看似“傻氣”的深夜之思，那些墨汁混著汗水的即興揮灑，實則是將生命體驗淬煉為藝術語言的苦修——正如鐘馗從落魄書生到守護神的蛻變，張宜在現實與理想的撕扯中，將大寫意化作安頓靈魂的桃花源。站在大寫意藝術的峭壁之上，張宜以筆為吳鉤，他的創作既是對“詩畫同源”傳統的當代詮釋，更是文人精神在消費時代的突圍。

張宜作品《你天我地各采各氣》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想突圍，突圍就意味著離開舒適區，就意味著舍棄既得利益。八百五十多年前，辛棄疾在賞心亭上，即使“把吳鉤看了，欄桿拍遍”，也不得不承認一個現實——“無人會、登臨意”。這就像前幾天，張宜在畫案邊的墻角上發現的一張蜘蛛網，雖然這張網在他看來已很破敗，那只蜘蛛卻依舊在網上爬來跑去，忙得不亦樂乎，還要時刻警惕別人來侵犯它的領地……這一幕讓張宜啞然失笑，隨手就在畫面上題下了一句打油詩：“你天我地各采各氣，誰先成仙全靠自己”。

(來源：濟南日報，記者：湯啟衛)

藝術家簡介

張宜，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山東省美術家協會駐會常務副主席、山東省青年美術家協會名譽主席，并受聘為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培訓中心研修班導師、山東大學藝術學院外聘碩士研究生導師、山東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外聘碩士研究生導師、曲阜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外聘碩士研究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