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秋日的暖陽斜斜鋪灑在安義縣龍津鎮五房周村的老屋前。八十三歲的周蓋健老人蜷坐在斑駁竹椅上，布滿溝壑的手指反復摩挲著褪色的老照片。遠處稻田翻涌著金色波浪，近處土墻上那半世紀前的痕跡依舊清晰如昨，像一道永不愈合的傷痕。老人渾濁的瞳孔突然泛起漣漪，記憶隨著紫砂壺飄出的裊裊茶煙，跌進了四十年代那段浸透苦難的歲月。

那時節，五房周家不過是個百十來戶的山坳村落。青磚灰瓦的房舍錯落于蒼松翠竹間，村前小河清澈見底，女人們浣衣時搗衣聲此起彼伏，男人們荷鋤而歸時肩頭落滿夕陽。直到1939年南昌會戰爆發，日本侵略者的腳步打破了這份寧靜。周蓋健記得，那年春寒刺骨，村口老樟樹剛抽新芽，遠處就傳來悶雷般的聲響。先是國軍隊伍匆匆過境，接著逃難人群涌進村來，個個面色如灰地傳著噩耗：侵略者所到之處皆生禍端，連襁褓里的孩童都難以幸免。
沒過多久，頭戴鋼盔的日軍就闖進了村子。他們端著明晃晃的刺刀，將青壯年驅趕到村西修工事，把老人孩子押到曬谷場。十四歲的周蓋健躲在柴草堆里，透過縫隙看見教書先生周文禮被反綁在石磨上。日軍小隊長扯著他的長衫喝問，直到用刺刀劃破衣襟看到后心胎記，才罵罵咧咧地踹了幾腳作罷。夜幕降臨時，村東頭突然騰起沖天火光——七戶交不出糧食的人家房屋被點燃。八十歲的周老太爺拄著拐杖想救火，卻被刺中胸口，枯瘦的身軀倒在火海中。

最慘烈的莫過于修飛機場的日子。日軍在北山腳下圈占良田，強征方圓十里百姓當苦力。周蓋健跟著堂哥去送飯，遠遠望見黑壓壓的人群在毒日頭下艱難勞作。監工的日軍揮舞著皮鞭，抽在勞工背上留下道道血痕。一個拉石碾的后生實在疲憊不堪，聽見飛機轟鳴本能地縮了下脖子，日軍小隊長沖上來就是一記耳光。碗口粗的麻繩突然斷裂，上千斤的石碾轟然滾動，那后生瞬間遭遇不幸。周蓋健至今記得那場景：日軍用草席裹起殘軀，隨手丟進了亂葬崗。
丁山北坡的暴行更是令人痛心。日軍抓來十幾個“可疑分子”，用生銹的鐵絲穿過鎖骨吊在松樹上。一個姓余的青年被綁在木架上。日軍往他身上澆液體并點燃，皮肉受損的聲響中，又撒上刺激性物品，凄厲的呼喊驚得滿山烏鴉亂飛。周蓋健和鄉親們跪在鐵絲網外磕頭求助，換來的卻是更殘酷的折磨——他們用利器傷害傷者，看著慘狀才罷休。最后那些遍體鱗傷的軀體被踢進土坑，日軍還強迫其他勞工掩埋，哭喊聲震得松針簌簌掉落。
村里最凄慘的要數水根叔一家。日軍進村抓壯丁時，水根娘死死抱住獨子不肯松手。三個日軍掄起竹扁擔劈頭蓋臉砸下，三根扁擔都打斷了，娘倆的聲音漸漸微弱。等鄉親們摸黑去收尸，只見老人滿頭白發浸在血泊里，手指還緊緊摳著兒子的粗布褲角。水根爹從此精神恍惚，整天在燒焦的廢墟里翻找，最后餓死在村口老井邊，手里還攥著半塊發霉的餅子。

最驚險的是那次集中處置。日軍抓了二十多個“抗命”的苦力，逼他們在營地西側挖坑。周蓋健送飯時，看見同村的鐵柱哥沖他眨了眨眼，眼神里閃著決絕。當晚北風呼嘯，突然傳來鐵絲網響動。第二天才知道，鐵柱用石頭磨斷繩索，帶著五個青壯年往外沖。日軍舉著火把滿山搜捕，周蓋健故意帶他們繞進絕路，最后只抓回兩個走不動的老人。日軍把老人綁在樹上，用殘忍的方式對待，直到天亮才結束他們的生命。
熬到1945年日本投降，五房周村已是滿目瘡痍。原先四百多口人的村子，只剩百八十人。家家籠罩在悲痛中，村后的亂葬崗新墳疊著舊墳。周蓋健跟著鄉親們挖掘集中掩埋處時，空氣中彌漫的氣息令人窒息——有的骨架保持著掙扎的姿勢，有的頭骨嵌著殘留的器物，還有一具尸體手里攥著半塊帶著牙印的窩頭。如今村口那座青灰色紀念碑，密密麻麻刻著217個名字，每個名字背后都是一段破碎的人生。

老人顫抖著指著老照片，那是1953年發掘現場時拍的：扭曲的白骨蜷縮成一團，裂開的頭蓋骨里還卡著枚生銹的鐵釘，肋骨上纏繞著細鐵絲。“這些事咋能忘啊......”他望著遠處新建的希望小學，操場上孩子們的笑聲像銀鈴般清脆。夕陽將紀念碑的影子拉得老長，仿佛無數逝去的生命正隔著時空，守護著這片重新煥發生機的土地。
風起時，村口老樟樹沙沙作響，仿佛在訴說著那段不能被時光掩埋的過往。周蓋健摸出懷里的青銅哨子——那是當年修工事時偷偷藏的，哨身還留著幾道深深的牙印。他輕輕吹起，沙啞的哨音里，有歲月的回響，有親人的思念，更有一個民族永不彎折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