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故宮博物院建院100周年，故宮在今年年初特別策劃了“文明先鋒——凌家灘文化玉器展”與“玉出昆岡——清代宮廷和田玉文化特展”兩大玉器展，數百件玉器為故宮博物院首次展出。與此同時，一本以通過介紹故宮玉器來講述中華玉文化的書籍《玉見故宮：國寶玉器里的中華》正式出版。

以上的內容都與中華玉器有關，也都與徐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徐琳，1993年畢業于復旦大學文博專業，2003年考入南京大學考古專業方向博士研究生，2006年獲博士學位。現工作于故宮博物院器物部，為研究館員，同時兼任故宮學研究院古玉器研究所所長、中國文物學會玉器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徐琳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玉器、玉文化，先后主持承擔一個國家課題和兩個院課題，并參與多項玉器課題的研究，并被聘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生導師。

近日，作為兩個展覽的策展人，同時身為《玉見故宮》的作者，徐琳接受了本報專訪。她回顧了在30余年的博物館業務工作中，專注于中國古代玉器研究的心路歷程，同時，分享了創作《玉在故宮》時的想法。她希望這本書可以帶領更多的人穿越九千年的中華玉文化史，探尋故宮藏玉背后的文明密碼。

一次不經意的嘗試

還原了一件元代春水玉鉤環

回憶起最初與玉器難以割舍的緣分，徐琳談起在她的玉器研究生涯中最難忘的一件春水玉。

1960年4月，在位于江蘇無錫雪浪鄉堯歌里的一處修水庫的取土工地上發現了一座夫妻合葬墓。因有青石壙志一方，可知該墓是一座元代墓葬，墓主為錢裕，出土了金、銀、玉、水晶、瑪瑙、漆器等147件文物。這座錢裕墓雖然沒有被盜，但是當地博物館的專業人員因不知情未在第一時間趕到現場，當時墓葬積水，墓中許多器物被公安同志從水中撈出放在一旁，器物出土位置因此被擾亂。“出土位置對研究古代人生活非常重要，我們基本可以根據未曾被盜、被擾亂的墓葬的器物擺放位置，推測出原來的使用功用及古人的生活狀態等，但錢裕墓出土時的器物擺放情況已完全不明。”徐琳解釋道。

因當時條件有限，從錢裕墓出土的19件玉器被送到當地博物館之后，近40年的時間里，它們都沒有引起太多關注。1998年，徐琳第一次接觸錢裕墓出土的一批玉器，其中有兩件玉器吸引了她的目光：一件是春水玉，長8.3厘米，寬6.7厘米，厚2.2厘米，白玉質，器身遍布黃土色沁，正面弧凸，背以橢圓環襯托。這塊玉以鶻攫天鵝為題材，鏤空透雕四層紋飾，以水、荷、蓮、蘆葦、草卉為背景，一只天鵝正張口嘶鳴，潛入荷叢之中隱藏。荷葉上方有一海東青鶻，勾喙，細身長尾，身長還不及鵝頸，正回首尋覓，伺機攫捕。另一件白玉帶鉤長7.4厘米，寬2厘米，高2.4厘米，白玉質，表面土沁色如春水玉。其鉤首扁而寬，以陰刻蓮花、蓮蓬為飾，琵琶形腹上起凸鏤雕荷花水草紋，背部為一橋形紐，長方形孔。

組合在一起的元代春水玉鉤環

徐琳第一次拿起這兩件玉器時，偶然地把白玉帶鉤和春水玉勾連套合在一起，這樣不經意間的嘗試讓徐琳的心中產生一陣狂喜。“它們竟然那么吻合！春水玉左側橢圓環托部分那個不起眼的下凹的空當，正好可以讓帶鉤鉤首穿過。它們都是一樣的白玉質，且紋飾統一，簡直就是天造地設，這兩者應該是用同一塊玉料雕琢，并出于同一玉工之手。”

同年，徐琳將自己的發現公布于“中國出土玉器鑒定與研究學術研討會”上，徐琳認為這件玉器在元代應為與帶鉤配套使用在腰帶上的帶飾，而非人們通常認為的佩飾或如意瓦子。這一發現得到了專家們的一致認同，這不僅恢復了歷史原貌，也使這對鉤環成為全國唯一一套配套的出土標準器，成為鑒定同類玉器的重要參考。此后，徐琳根據文獻將這些有明顯穿系痕跡，應是腰帶上的帶飾的環托高浮雕、鏤雕的“玉圖畫”命名為絳環。

“在故宮博物院的玉器收藏中有許多這類絳環，我看到它們時總是倍感親切。這份緣分促使著我最終決定選擇玉器研究作為終身的專業方向，直至今日每每想起都激勵著我，讓我堅持下去。”徐琳感嘆道。

凌家灘文化的“玉人”

一頭扎進故宮

一輩子都不見得琢磨透

2006年，徐琳獲得博士學位后進入故宮博物院工作。對徐琳而言，故宮博物院是實實在在的大寶庫，“一頭扎進去，待一輩子都不見得琢磨透、研究完。”

據徐琳介紹，故宮博物院不僅是明清故宮建筑群的保護管理機構，也是全世界收藏中國古代文化藝術品最多的博物館，館藏文物達190多萬件，其中僅玉器收藏品有數萬件。故宮的玉器藏品主要有兩種分類方式保管，一種是以質地分類，這是故宮玉器藏品的主體，主要集中于故宮器物部的玉器庫房。這里收藏有中國古代玉石器3.1萬余件（套），其中絕大多數是真正的閃石玉器物，也有翡翠、瑪瑙、水晶、松石、壽山、琥珀、珊瑚等各類彩色玉石和有機寶石等制品，還有許多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石器制品以及資料、標本等。還有一部分玉器以器物功能分類，散布在故宮的其他門類庫房中。總體而言，故宮玉器藏品的總數不低于4萬件。“故宮最大的優勢就是藏品是不斷代的，涵蓋了中國歷史上各個時期，且每個時期的藏品都有孤品和精品。故宮有從新石器時代各個重要考古學文化到清末民國時期的玉器，甚至還有當代玉器和外國玉器，具備完整的玉器發展體系。其中珍品、孤品繁多，整體質量極高。”

在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數量龐大的玉器中，真正的考古發掘件僅有百余件，其他則是清宮舊藏的傳世品及新中國成立以后新收的玉器。清代的一部分玉器因有年款、黃簽、檔案背景資料等輔助信息，成為斷代標準器。而除此之外的相當一部分玉器是已經脫離了地層關系背景、沒有明確身份信息的傳世品，在徐琳的工作研究中，要首先對這一類傳世品進行再鑒定斷代的研究。徐琳將這一過程稱為“庫房考古”。“我常常把自己的工作比喻成‘庫房考古’，這是我進入故宮后提出的詞。因為我們對故宮所藏的玉器的研究鑒定，就像是考古學家在發掘證據一樣，只不過我們把地點從田野搬到了室內，把多元的分析對象變成了單一的一類器物。”徐琳解釋道。

徐琳在“庫房考古”過程中，需要依據考古出土品的造型、紋飾、工藝特征、玉料特點、歷史背景，對故宮傳世藏品，尤其是對清以前的一萬余件玉器進行斷代研究。對徐琳而言，“庫房考古”中較有難度的則是遇到沁色和改制兩個難點。沁色是指玉器在環境中長期與水、土壤以及其他物質相接觸，自然產生的水或礦物質風化侵蝕玉體，鐵、錳等氧化物緩慢地侵入玉器使其部分或整體的顏色發生變化的自然現象，古玉的沁色有雞骨白沁、鐵銹沁、水銀沁等多種，沁色通常會成為一塊古玉的重要鑒定標準。“改制器工藝痕跡其實不難看出，而沁色是最難判斷年代的。比如清代人做假沁和明代人做假沁其實差不多，雖然從造型和紋飾能看出來會有差別，但是當時的人可能會利用物理因素制造沁色，同時再經過人們不斷地盤玩，便更加難以判斷到底是哪一朝代的玉器。盤玩過的玉和出土的玉的顏色是不一樣的，比如良渚出土的玉琮沒有被盤玩過，只有出土的痕跡，它的顏色是雞骨白色。而清宮舊藏的良渚玉琮則是被盤玩過的，乾隆皇帝很喜歡它們，我們肉眼就能看出顏色是不同的。”徐琳解釋道。

在“庫房考古”的過程中，她多是以眼學來做判斷，因為目前的科技還無法代替眼學，只能做輔助。比如在研究改制器的難點上，徐琳需要像中醫搭脈一般從玉器的身上看出它的故事和流傳的經歷。“如果一件漢代玉器傳到了宋代，宋代人對其進行改制了，這就會干擾我們的判斷。所以我們要能夠去還原一件玉器曾有過的歷史，這要求我們對考古出土的每個時代的玉器都要特別熟悉。”

燕家院子的玉牙璋

一枚玉牙璋上的印章

揭開了一段塵封的歷史

徐琳常常覺得從事這份工作是一種幸運，“因為每天可以和自己喜歡的東西打交道”。面對故宮數以萬計的玉器，徐琳總是常看常新，每天都會有新發現，而且在不同時期看同一件器物又會有不同的新看法和新領悟。

2019年年底，四川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舉辦了“金玉瑯瑯——清代宮廷儀典與生活”的展覽，展品均來自故宮博物院。作為策展人之一，徐琳特意挑選了一件三星堆文化的玉牙璋。據徐琳介紹，這件牙璋長37.3厘米，最寬11.8厘米，柄寬5.6厘米，厚0.6厘米，形體非常寬大。牙璋已受沁為褐黃色，表面還有部分絲網狀的白色水沁。牙璋扁平體，首部為刃邊，內凹成傾斜月牙狀，柄略呈長方形，一邊為斜邊，近欄處有一單面穿孔，闌部裝飾復雜，有四組陰刻平行線，側邊出兩組四個齒牙及一對張嘴獸首，獸首上亦有錯落有致的齒牙。這件牙璋作為禮儀用玉放在展廳第一部分的顯眼位置。

布展之后，徐琳的一位在金沙博物館工作的學生袁夢，偶然發現了這件牙璋的柄端似乎有一枚方形印章，且刻有四字。袁夢就給徐琳拍了不同角度的照片，徐琳看后確定是一枚印章，印文為“燕仁安印”。“這一發現非常令人興奮，這件玉器竟然是在三星堆最早的發現地‘燕家院子’出土的，這件牙璋因此可以確定為月亮灣文化玉器無疑。”徐琳總結道。

據徐琳介紹，燕仁安和燕家玉牙璋的來歷是這樣的：“三星堆村有一處叫月亮灣的地方，其中一戶燕姓人家的主人名叫燕道誠。1929年農歷四月，燕家想挖一個水坑蓄水，他的兒子燕青保在挖水坑時發現了許多大大小小的石器，后又發現玉器，據說共有四百多件。燕青保就是燕仁安，仁安可能是他的字。燕家到底藏了多少件玉器以及賣出去多少件玉器早已無人知曉。燕仁安將發現的大部分玉石器陸陸續續上交給了國家，一部分藏于四川省博物館，一部分在四川大學歷史系博物館。”

據記載，1951年廣漢縣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員會成立時，燕仁安推著雞公車向人民政府捐獻文物，當時他取下車上的幾塊大石璧，又取出一只琬圭、一只琰圭、一只已經折斷的褐色玉磬、一只黃褐色的琮。然而，燕仁安并沒有把所有的玉器捐給國家，因為他當時惋惜地說：“可惜啊，還有一兩件紅色玉器，我晚上悄悄把它們埋在鴨子河灘了，后面就找不到了。”

徐琳翻看故宮文物賬冊，查出這件玉牙璋是1957年6月由故宮收購的，但沒有更為詳細的來源地。2020年年初，金沙博物館的展覽結束，徐琳在故宮又對這件玉牙璋進行仔細查看，發現牙璋柄部不止一處蓋有印章。“我發現正反兩面均有印章，而且放大后發現有朱文印泥的痕跡，可見原來蓋的是朱文印章，只是紅色的印泥已掉落不見，只留下印油的痕跡沁入玉質。因為牙璋本身沁色斑駁，如果不知有印章的存在，即使仔細尋找也很難發現。”徐琳分析道。

這件玉牙璋進入故宮已有60余年，這期間常被展出，故宮一直將其定為商代玉器，卻一直都沒有發現其上有燕仁安的印章。“這件玉牙璋曾在故宮許多展覽中展出過，從沒有人發現上面的印章，我也曾上手細細觀摩過，也從未看到過。在此之前，我們推測其為三星堆玉器也是憑借考古出土玉器的佐證和經驗。但在這次金沙之旅，玉牙璋回到故鄉，在特定的擺放角度和特定的燈光下，它顯出了印章，而這一偶然的顯現讓我們發現了這段塵封的歷史，讓我們看到它的來源證明，給了我們一個非常大的驚喜。”

一本科普類著作

串聯起中國古代玉器發展史

今年正值故宮博物院成立百年院慶，故宮先后舉辦了“文明先鋒——凌家灘文化玉器展”與“玉出昆岡——清代宮廷和田玉文化特展”。徐琳均深度參與了策展過程。

已于3月16日閉展的“凌家灘文化玉器展”展出了凌家灘遺址出土的104件玉器，其中絕大多數是首次公開展出。作為策展人之一，徐琳在回顧該展覽時直言這是一次非常難得的展覽。“一提到故宮博物院所藏的玉器，很多人都會認為是皇家收藏，但其實故宮有一批頂級的考古出土品。凌家灘文化玉器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批。1993年，故宮博物院向安徽省考古研究所購買收藏了104件凌家灘文化玉器，因此這次的展覽是故宮30多年以來首次將凌家灘文化玉器全部展出。”

比如，凌家灘遺址共出土6件相似的玉人，而此次展覽是故宮首次同時展出四個玉人，玉人長方臉，彎眉長眼，蒜頭鼻，“面部已有明顯蒙古人種特征，和現在的中國人面貌一致”。“玉人眼睛微閉，雙臂彎曲緊貼胸前的姿勢與紅山文化玉人一致，這是史前大巫的形象。這類玉人是他們的主人在重要祭祀場合佩掛在身上的一種玉器。主人的身份可能是大巫，玉人表現的是他們在祭祀場合的姿態，也是巫以玉事神時的法器。玉人的形象刻畫提供了早期中國人的形象，也為研究遠古文明社會的宗教文化提供了豐富的信息。”

在策劃“凌家灘文化玉器展”的最后一個單元“九州共輝”時，徐琳曾為想要納入更多精品和孤品的玉器而感到困難，因故宮文物眾多卻受展覽篇幅的限制，徐琳只能努力將紅山文化、凌家灘文化、良渚文化等其他文化的玉器進行展出，并一一作對比和介紹。除了玉人的對比以外，還能看到不同文化中的玉龍的演變，紅山文化的玉玦形龍與凌家灘文化的玉龍都是頭尾卷曲狀，均有鉆孔，可隨身佩戴，都突出了吻部。但紅山文化的玉玦形龍頭尾不相連，紋飾簡單，背部無鱗，凌家灘文化的玉龍則是背部有鱗，且頭尾相連。

該展覽展出時，引起了不少學者、玉文化愛好者、自媒體博主的興趣，他們還會自己撰寫科普文章以及對史前文明的想象和猜測。徐琳對此持開放的態度，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猜想，因為史前文明沒有文字，只要大家能自圓其說，完成自己有趣的遐想。“這個展覽引起了大家對中華文明起源的興趣，我們的目的就達到了。”徐琳開心地說道。

除此之外，故宮博物院東六宮區域的齋宮正在展出“清代宮廷和田玉文化特展”，該展遴選258件具有代表性的清代宮廷和田玉精品，其中130件文物為首次展出。從該展覽可以得見，自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貢玉制度的實施將和田玉的使用推向歷史高峰，和田玉的制作和使用空前發展和繁榮，中國玉器藝術進入歷史上第三個發展高峰。

以上兩個故宮玉器展中的大多數玉器及其背后的歷史、來源與故事等，均可在徐琳所撰寫的《玉見故宮：國寶玉器里的中華》一書中得到更深入的了解。這是徐琳在2023年開始寫作、歷時一年完成的科普類書籍，也是她第一次面向公眾撰寫解讀中國玉器的文章。“這本書中有我曾經的研究成果，它并不是一本很淺顯的著作，而是由淺入深地把中國古代玉器史講清楚。由于我平時也在學校任教，所以在書寫的時候這部玉器史就自動浮現在我腦海當中。故宮的文物十分豐富，我無法忽略任何一個時代的玉器。因此，我要通過介紹故宮博物院各個時代玉器藏品，將中國古代玉器的發展史串聯起來，同時講解一些玉器的基礎知識，對中國人為何愛玉進行了理論分析。”

徐琳希望通過《玉見故宮》這本書，讓更多人了解中華玉文化的深厚底蘊，感受中華文明的獨特魅力。“玉文化是中華文明獨有的文化基因，具有原創性和不可替代性。了解玉文化，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中華民族的精神根脈。”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韓世容

供圖/徐琳

編輯/張嚴涵

排版/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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