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代《榮昌縣志》纂修考

滕新才 張財霖

據多種文獻推斷,《榮昌縣志》肇始于明代,明嘉靖《四川總志》已見征引,惜佚失。清代經康熙創修,乾隆續修,同治重修,光緒增修,現存3部《榮昌縣志》,都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明嘉靖肇始

榮昌縣志的編纂,肇始于明代。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四川布政使司行政建制趨于完備,歷任長官積極修纂省志,先后問世了明正德十三年(1518)《四川志》、明嘉靖二十年(1541)《四川總志》、明萬歷九年(1581)《四川總志》、明萬歷四十七年(1619)《四川總志》,極大促進了各府州縣的修志熱情。但明末清初數十年戰亂后,多數散佚,目前僅存明嘉靖《云陽縣志》、明嘉靖《青神縣志》、明嘉靖《洪雅縣志》、明隆慶《銅梁縣志》、明萬歷《重修營山縣志》5部。榮昌縣志究竟修撰于明代具體什么時間,現已無法詳考,筆者推測當在明嘉靖時期(1522—1566)。明嘉靖《四川總志》敘山川形勝,引《榮昌志》曰:“山環繞而蜿蜒,地寬廣而爽塏?！睌L俗禮儀,又引《榮昌志》云:“習俗淳厚,男耕女織?！闭f明至少在明嘉靖二十年(1541)《四川總志》成書以前,已有相當成熟的《榮昌縣志》,與上述明嘉靖《云陽縣志》等應屬于同一批次,是四川省最早啟動并成書的方志之一。

清同治《榮昌縣志》敘正德時高僧妙福事跡,有“明萬歷丁丑重修縣志,核其事實,書曰‘高僧’”之句,引用“舊志”文獻多達471字。明萬歷丁丑為萬歷五年(1577),已是“重修縣志”,則邑乘之初創,當在此前數十年,光陰荏苒,人事變遷,需重新補輯,方稱其實。限于資料奇缺,丁丑志已不得其詳,但3年后卻實實在在問世了縣學訓導曠昂霄纂修的《榮昌縣志》:“曠昂霄《榮昌縣志》,萬歷庚辰修,訓導?！比f歷庚辰即明萬歷八年(1580),或即丁丑重修的成果,曠昂霄主其筆。明萬歷四十四年(1616),邑人喻思恂在中進士之前,曾讀書城南的北宋古剎壁云寺(后更名碧云寺),歷久坯壞,有感于僧廣文“修理培補之功”,特撰《壁云寺記》,文中“原剎相傳為元豐間西江耆臘名曩劫者入蜀所建,傾復不常,見《縣志》”數語,透露明朝后期士人嘗得見此書,可隨意征引。

成書于明萬歷三十四年(1606)的《重慶府志》敘榮昌形勝,引舊志云:“曬袍山北炫其奇,飛鳳巒東拔其萃。錦屏交岫于西,玉盤雄峙于南。環溪左旋而西泝,小河九畔而南繞。”“山皆平伏而清奇,水多曲纏而秀麗,襟山帶溪,形勝比他邑稱最。”敘榮昌風俗,又引縣志云:“士質而靜,以詩書為業;民儉且淳,以廉恥為尚。男深耕足歲,女勤績杼織。”“冠帶縉紳,退老居鄉,以入儀門為恥,無郊外逸游酣飲之狎?！薄笆砍缇聪葞?彬彬禮義?！狈泊朔N種,均表明明代《榮昌縣志》頗有條理,門目齊具,行文簡雅,惜已不存,僅于省志、府志中聊窺蛛絲馬跡。

清康熙創修

清朝是古代修志的鼎盛時期,從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先后撰成康熙《大清一統志》、乾隆《大清一統志》、嘉慶《重修一統志》3部全國地理總志。每次纂修前都詔令各省編纂通志,限期完成。清康熙十一年(1672)七月,保和殿大學士衛周祚上疏,稱“各省通志宜修,如天下山川、形勢、戶口、丁徭、地畝、錢糧、風俗、人物、疆域、險要,宜匯集成帙,名曰‘通志’,誠一代之文獻也”,清圣祖敕令“直省各督撫聘集夙儒名賢,接古續今,纂輯成書,總發翰林院,匯為《大清一統志》”。清代修志是一種嚴肅的政府行為,仿歷史上宰相監修國史的慣例,“通志皆以總督、巡撫董其事”,省會知府、耆紳鴻儒執其筆,書成付梓,組織管理者題名曰“修”,具體寫作者署名曰“纂”。清世宗有一個明確的指導思想,“朕惟志書與史傳相表里,其登載一代名宦人物,較之山川風土,尤為緊要”,故于清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728年12月28日)發布上諭,“著各省督撫,將本省通志重加修輯,務期考據詳明,摭采精當,既無闕略,亦無冒濫,以成完美之書”,“方足以勵俗維風,信今傳后”。各省接受任務后,如法炮制,將編寫工作下達府、州、縣,由知府、知州、知縣領銜,地方名彥握管,黽勉同心,共襄其成?！稑s昌縣志》就是在此背景下蹣跚起步的。

清康熙二十年(1681),清朝平定以平西親王吳三桂為首的“三藩之亂”,除海上鄭成功、鄭經抗清勢力外,大陸局勢算是穩定下來,經濟逐漸復蘇。與明朝相比,無論國家疆域、民族成分、行政區劃,還是職官、戶口、土地、物產、賦稅,都有了很大變化,于是醞釀編纂《大清一統志》,諭令天下普遍修志。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八月,直隸天津衛(今天津市)監生史彰出任榮昌知縣,兼攝大足縣事,曲體上峰意圖,著手創修兩邑縣志。當時條件非常艱難,榮昌雖號稱劇邑,城市喧囂,然自明末戰亂以來,人煙斷絕30余載,清康熙六年(1667)才正式設署開治。又因路沖差繁、人口稀少、土地荒蕪,不到十年再成榛莽。史彰履任時,縣城東門外仍是竹樹蓊蔽,行人手分枝干、腳踏泥淖佝僂而過,南門一里許即積水成渠,城內僅破屋六七間,縣衙上漏下淤,萿麻環生如林。夜幕低垂,更夫即擊柝以驚走虎鹿,梆子聲徹夜不息。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史彰又兼攝永川、壁山(今重慶市璧山區)二縣事,欽遵諭旨,購求民間藏書以修縣志。召集吏民咨詢,答曰:“兵燹之余,即衣物亦鮮存矣,誰復藏典籍?”又召耆老叩問名人勝跡,豈料這些人“年幼即逃避遠地,都不復記憶”。四縣“皆接壤荒區,人與書茫無可據”,而重慶府的公函頻頻催促纂修進度,“不容少緩其時”。史彰太難了!“網羅舊籍,概消滅于剩水殘山;參考遺文,悉沈淪于金戈鐵馬。即有一二父老追述舊聞,及細叩其詳,終屬虛而鮮據”,他真的面臨山窮水盡的困境。與史彰同事9年的邛州(今四川省邛崍市)儒學訓導喻豐年,深知其中的艱難苦楚,感慨說:“嗟乎!為志于蜀難矣,為志于昌元不更難哉?”所幸史彰“以簪組名家,學富二酉”,既有一顆熱愛公益的忳摯之心,也不乏盡忠職守的奉獻精神,撫治四邑,日理萬機,公務之暇,猶探奇尋古,窮極遐幽,“遇斷石殘碑,留題不倦;逢茂林嘉樹,入浦忘歸。耳目所經,悉成掌故”。又布置人手,多方采集資料,令縣學諸生遍查學宮題名碑錄,全縣寺廟遺存的各種碑碣,不論完整還是殘缺,只要有文字可以辨識,即就近著錄進呈。前朝歷任職官及其政績,懇請父老鄉親仔細回憶,按年記錄,投置竹笥中,史彰政務之余親自檢視,詳加甄別,以備參考。經多方努力,數易其稿,“時近兩月始成書”。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史彰差旅途中,將榮昌、大足兩縣志“刪訂成集”,為避免日后散失,“泯滅無聞”,不顧囊中羞澀,“措資鏤版,以為久遠計”。

這是清代歷史上第一部《榮昌縣志》,“凡夫山川之壯麗,風俗之醇漓,土物之靈奇,生齒之多寡,至于歷朝慷慨文章之士,疇其節義嶙峋,疇其功業炳耀,疇其白鳳口吐,疇其丹篆夢吞。若乃屹屹琳宮,仙客游于何地;巍巍梵宇,圣僧來自何年,名媛烈女之堪傳,逸民隱士之當錄,出其聞見,輯為一書,燦若列眉,了如指掌,筆削所至,游夏何容贊一辭哉”!⑥由是觀之,書中山川志、風俗志、物產志、戶口志、人物志、選舉志、寺觀志、仙釋志、列女志、隱逸志等篇目已具,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創始之功,厥乎偉哉!誠如喻豐年感慨:“噫!此書廢缺者數十年而成于一日,成于一人,所謂松竹無言,藉清音而結響;云林寡色,資彩筆以揚輝?！笔氛米约簠s很低調,不事張揚,惟愿此書與他捐俸倡修的文廟大成殿、譙樓及招徠流民數、增報田糧冊共垂不朽,“則斯縣之規制猶存,余六年之職守庶無遺誚矣”。他也深知縣志草創,篇帙闕略,體例不全、內容不周之處甚多,“若夫昌明風化以復舊觀,博采遺文以合舊志”,則期待后任榮昌賢令踵事增華,發揚光大。很遺憾清康熙《榮昌縣志》至今未見傳本,后世各種志書均無著錄。

清乾隆續修

清乾隆五年(1740),常州武進(今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附監生許元基蒞任榮昌知縣,熱心地方事務,建樹良多。清乾隆六年(1741)修葺文廟,清乾隆九年(1744)倡捐重修文昌宮、城隍廟、關帝廟,清乾隆十年(1745)補修縣衙二堂、三堂,改建奎閣于文昌宮后,清乾隆十一年(1746)捐建玉屏書院。清乾隆十年(1745)五月,奉四川巡撫紀山公文:“川省自明末兵燹之后,州縣志書,每多殘缺。幸值圣朝深仁厚澤,休養涵濡,久享升平之福,載籍悉皆明備,若不乘時纂輯,殊非整頓地方之道。果能旁搜博采,自可件系條分,積累既多,裒然成集,非守土者之責歟?”許元基聞命,歡欣鼓舞,躍躍欲試。此前剛上任,即留心訪問遺跡,搜尋殘碑斷碣,已稍補前所未備。在史彰已成縣志的基礎上,發篋中積儲的資料,公務之余,加意編纂,又跋山涉水,廣詢博訪,“事必稽其真,數必核其確”,凡稍有疑似者,寧缺毋濫,“期月而始克成焉”,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付梓刊行。

本書是現存最早的《榮昌縣志》,凡4卷、首1卷,分為10門,細目如下:卷首《序志》《圖考》,卷1《星野》《建置沿革》《疆域》《形勢》《城池》《公署》《倉廩》《田賦》《戶口》《鹽政》《驛站》《鋪遞》《壇廟》《寺觀》《古跡》《山川》《關梁》《風俗》,卷2《職官》《選舉》,卷3《名宦》《人物》《忠義》《孝友》《節烈》《仙釋》,卷4《藝文》。全書近4萬字,內容“雖不甚詳核,而體段粗具”。清乾隆十一年(1746)初刻本已失傳;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增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增刻本,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年(1797)增補重印本,復旦大學圖書館、瀘州市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傳抄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傳抄本,上海圖書館藏。日本藏有民國二十二年(1933)鈔本。

清同治重修

清同治二年(1863),漢軍鑲紅旗監生文康蒞任榮昌知縣。其時清朝板蕩政局有所緩和,特別是清同治三年(1864)鎮壓太平天國后,一度出現“同治中興”的氣象,“寰宇肅清,年谷順成,士民樂業,訟獄日稀”,為新一輪修志創造了安穩的社會環境。史彰創修、許元基續修的縣志,自清乾隆十一年(1746)刻印以來,歷嘉慶、道光、咸豐三朝,已過去120年,“其間隨時酌更、因事制宜者,則無籍可稽,詢諸父老,已不能詳百之一二”,“忠孝節義、文物典章,又復湮沒不少”,若不及時踵繼前賢,重新輯撰,不僅未纂事跡終于闕略,無以信今傳后,資觀感而寓勸誡,即如史、許二令艱苦卓絕付出的努力,也將日漸散佚而不可復得,以后縱有良史之才,又何以濫觴?于是文康召集縣學教諭謝金元及邑中耆紳商議,謀為續修之舉,得到一致贊同。乃聘敘州榮縣(今四川省自貢市榮縣)進士、前翰林院庶吉士廖朝翼纂修,本縣副榜舉人敖京友協修,縣學教諭謝金元監修,并遴選各里紳士,分理采訪、謄錄、編輯、?？?、雕版、督印諸務。文康、謝金元公務之暇,必親自披閱裁定。又取《四川通志》《重慶府志》《大足縣志》《隆昌縣志》《富順縣志》等書,逐一參鑒考訂,“將舊志雜者汰之,誤者正之,缺者補之,新者增之”,務期無遺無濫。從清同治三年(1864)九月中旬開局,至清同治四年(1865)四月下旬竣工,歷時7個多月,成書22卷,詳分44門附5門,約25萬字,“其詞約而賅,其義嚴而密,邑乘也,而幾于信史矣”。文康特撰《重修榮昌縣志序》以示慎重,草書,清秀俊朗,筆力遒勁,翩若驚鴻,矯似游龍,行云流水,一氣呵成,很有書法功底,成為同治《榮昌縣志》的一大亮點。

清同治《榮昌縣志》是榮昌歷史上第一部體例完備、內容詳實的地方志乘,較之乾隆志不啻是脫胎換骨的飛躍,破繭成蝶的新生,化腐朽為神奇,變璞石為美玉。惜版本流傳不廣,僅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圖書館、臺灣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有藏。另外,成都圖書館藏有卷1至卷2、卷15至卷19殘本。

清光緒增修

15年后,清光緒六年(1880)冬,正值順天府大興縣(今北京市大興區)監生施學煌署榮昌知縣,奉四川總督丁寶楨公文,“飭新縣志,以資采擇”,為纂修《四川通志》做準備。時施學煌即將離任,惴惴不安,以不遑克其事為憂,接受縣學教諭謝金元的建議,在同治《榮昌縣志》的基礎上,“惟采錄幽佚,補苴掇拾,備掌故而已”。聘刑部江蘇司郎中敖冊賢擔綱,“而以筆削之責寄焉”,因“期迫景促”,經費不敷,明確交代僅“補廢彌闕而已”。中經滿洲正藍旗拔貢鳴謙光緒七年(1881)署任,至光緒十年(1884)濟南府長山縣(今山東省鄒平市長山鎮)監生袁杰署理榮昌知縣任上,將增修的《榮昌縣志》付刻,仍分44門附5門,約28萬字,新增內容并不多,主要是職官后任、科舉延續、人物新出、藝文增輯者近3萬字。是書為清修《榮昌縣志》通行本,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天津圖書館、吉林省圖書館、吉林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四川大學圖書館等多家圖書館有藏。清光緒二十年(1894)又出再增刻本,補充清光緒十年(1884)以后事跡,僅上海圖書館、重慶圖書館、北碚圖書館珍藏。

清光緒《榮昌縣志》施學煌序(滕新才/供圖)

相對于同治重修志而言,光緒增修志體例上無所創新,不能出其規范,內容上略有補綴,稍事后續而已,故各書著錄皆題“文康原本”,或“廖朝翼原本”,充分肯定了清同治《榮昌縣志》的集大成之功。

本文內容系原創

轉載請注明:“來源:方志四川”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作者:滕新才(重慶三峽學院文學院教授)

張財霖(重慶三峽學院文學院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