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五一假期,重慶榮昌區因一場“食堂風波”被推上風口浪尖。這個常住人口僅66.8萬的小城,因一位叫林江的“鹵鵝哥”意外走紅網絡,單日游客量突破35萬,直接擠爆了這座成渝之間的小城。而真正讓榮昌“出圈”的,竟是區政府食堂——這個本該是機關人員用餐的地方,在假期里日均接待游客近7000人,1200斤米飯、1500斤豬肉被一掃而空。
游客們吃著3塊錢的豬油泡粑、5塊錢的黃涼粉,直呼“政府食堂比網紅餐館還接地氣”。可就在全網點贊聲中,知名媒體人胡錫進卻潑了一盆冷水:“政府食堂搶了民營餐館的生意,這是不公平競爭!”
故事要從一位“執拗”的榮昌人說起。
4月,美國網紅“甲亢哥”來華旅游,榮昌小伙林江自費跟隨,逢人就送家鄉鹵鵝。起初,網友以為他是賣鹵鵝的商販,可后來才發現,他只是想借機宣傳家鄉特產。這段“憨厚追星”的視頻火了,林江被網友戲稱“鹵鵝哥”,榮昌鹵鵝也一夜成名。
五一假期,榮昌徹底爆了。游客們涌入這座小城,只為嘗一口正宗鹵鵝。鹵鵝店前排起長龍,面館師傅一天扯面5000碗,連回家過節的大學生都被拉去幫忙。可問題隨之而來:游客太多,餐館根本接不過來。有人抱怨“排隊兩小時,吃飯十分鐘”,有人吐槽“街邊餐館又貴又難吃”。關鍵時刻,榮昌區政府做了一個大膽決定:開放政府食堂,接待游客就餐
食堂后廚瞬間變身“戰場”。40多歲的賀師傅主理肉菜區,一天要炒1800斤豬肉,累得“眼袋掉到口罩上”;服務員反復洗涮碗筷,一次性餐具訂了十箱都不夠用。可游客們不在乎這些,他們只關心兩件事:便宜、管飽。3元的小碗菜、18元的套餐,一家三口二三十元就能吃飽。有人吃完還打包,說“比網紅餐館實惠多了”。
就在榮昌政府食堂“一戰封神”時,胡錫進的一篇長文讓輿論場炸開了鍋。
他直言不諱地指出:政府食堂享有財政補貼,無需承擔房租、水電等成本,飯菜價格低廉,對民營餐館構成不公平競爭。“如果政府食堂不盈利,菜價更低,對民營餐飲沖擊更大;如果盈利,那就是用‘不公平優勢’搶生意。”
關于胡錫進,是中國著名媒體人,幾千萬粉絲的大咖,同時也是一位成功人士,本身就是地廳級干部退休,待遇優厚;如果再加上做自媒體掙的錢,真可以說富甲一方了。
雖然看不到老胡做慈善捐助的報道,但是不影響他花錢購買股票,結果搞賠了,氣的老胡像潑婦罵街。
胡錫進曾經出過一本書,叫《復雜的中國》,不知道中國是因為他復雜了,還是中國本身就很復雜。
老胡有幾千萬粉絲,可是罵他的人也不少,不過人家老胡風雨不驚,十分淡定,反正又不影響他掙錢。
胡錫進的邏輯看似嚴密:餐飲業本就艱難,政府不該在節假日‘截胡’游客。他暗示,榮昌政府開放食堂只是為了“蹭熱度”,而非真正便民。甚至搬出“市場規律”大旗:“政府該聽民意,但更要考慮民營經濟的生存空間,別一味追求流量。”
可是他忘了一點,榮昌是個小縣城,全區的餐飲業正常只能接待2萬人,而榮昌在五天的時間里接待了200多萬游客。已經超出了正常接待水平的幾十倍,政府食堂為民眾低價供餐,不是和民營餐館搶生意,而是為了救火!
這話一出,網友吵翻了天。有人力挺胡錫進:“政府食堂確實擠壓了小餐館的生存空間,長期來看不利于市場公平。”也有人反駁:“榮昌小餐館五一期間收入翻三倍,政府食堂分明是幫他們分流!”更有人調侃:“老胡這是‘何不食肉糜’?游客都餓肚子了,還談什么公平競爭?”
胡錫進的批評,戳中了中國社會的敏感神經:政府該不該介入市場?公共服務與商業行為如何區分
其實必須明確一點,市場經濟行為和政府對民眾的福利保障是相輔相成的,而這絕不是對立關系,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政府是為民眾提供優秀的公共服務,而民營餐館同樣也為游客提供餐飲服務,這里面根本沒有沖突。
支持胡錫進的人認為,政府食堂的“低價策略”破壞了市場規則。一位民營餐館老板吐槽:“我們交著房租、稅費,政府食堂卻用財政補貼打價格戰,這怎么拼?”
可榮昌的實際情況卻打了臉:五一期間,當地餐館非但沒倒閉,反而因游客激增收入大增。一家面館老板直言:“以前每天賣200碗,現在賣5000碗,兒子從深圳回來幫忙都忙不過來。”
反觀胡錫進的邏輯漏洞,也顯而易見。首先,政府食堂的本質是公共服務,而非商業行為。榮昌政府開放食堂,是為了緩解游客就餐壓力,而非與餐館搶生意。就像公立醫院不會因“擠占私立醫院市場”而關門,政府食堂的“低價”是民生保障,而非惡性競爭。
其次,民營餐飲的核心競爭力不在價格,而在品質與服務。如果餐館真被政府食堂“擠垮”,只能說明其經營模式有問題。榮昌的餐館老板們用行動證明了這一點:他們延長營業時間、推出特色套餐,甚至把攤位擺到政府食堂門口,游客吃完正餐還要來份小吃。這種“共生關系”,遠比胡錫進想象的復雜。
胡錫進沒料到的是,他的批評反而讓榮昌更火了。
五一期間,游客量突破200萬,政府食堂排隊更長,連炒菜鍋都燒壞了三個。網友調侃:“老胡一反對,榮昌直接晉升‘頂流’。”
可榮昌的“爆紅”并非偶然。這個成渝之間的小城,早已布局“高鐵新城”,計劃吸引高科技企業和現代服務業入駐。市域鐵路、TOD綜合體等項目,更是瞄準“成渝增長極”的C位。政府食堂的“出圈”,不過是榮昌“城市營銷”的冰山一角。
但榮昌也面臨現實困境。
常住人口僅66.8萬,旅游承載力有限。五一期間,餐館、酒店、停車場全線告急,政府不得不協調周邊區縣資源。一位政府工作人員坦言:“我們也沒想到會這么火,開放食堂是應急之舉,長期來看還得靠產業升級。”
胡錫進與榮昌的“食堂之爭”,折射出中國社會的深層矛盾:在效率與公平、市場與政府、短期流量與長期發展之間,如何找到平衡點
榮昌的實驗給出了部分答案。
政府食堂的“低價”沒有摧毀民營餐飲,反而帶動了整體消費。游客在政府食堂吃飽后,仍會去夜市、小吃街“打卡”,甚至帶走幾匹夏布、一套陶器。這種“溢出效應”,遠比胡錫進想象的復雜。
但爭議也提醒我們:政府的便民服務,不能忽視市場規則。在旅游旺季,政府可以通過補貼、減免租金等方式支持民營餐館,而非直接“下場競爭”。榮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特殊區位和小城屬性,這種模式未必適合所有地區。
回到最初的問題:胡錫進批評榮昌政府食堂,究竟是誰讓中國變得復雜了
答案或許在于:中國本身就是復雜的。這里有14億人口的龐大市場,有成渝雙城經濟圈的戰略布局,有像榮昌這樣渴望“破圈”的小城,也有胡錫進這樣堅持“市場規律”的批評者。
這種復雜性,既體現在政策制定的權衡中,也體現在公眾對事件的多元解讀里。
榮昌的“食堂風波”,終將歸于平靜。但它留給我們的思考卻長久不散:在流量時代,政府如何平衡便民服務與市場公平?在爭議聲中,我們能否保持理性,既包容胡錫進的批評,也看見榮昌的“破圈”野心?
中國社會的復雜性,或許正體現在這些矛盾與爭議中。而答案,終將在實踐中逐漸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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