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高勝（Zhang Gaosheng）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和平與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層面的“先亞后歐”戰略動向，預示著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深層震蕩，未來美國或將對華全領域施壓，亞太這一關鍵地區將再起波瀾。

歐洲歷來是美國全球戰略的核心支點，控制歐洲是美國全球霸權的基礎。美國地緣戰略專家布熱津斯基曾稱：“跨大西洋聯盟是美國最重要的全球關系。它是美國參與全球事務的跳板，使美國能夠在歐亞大陸這個世界權力中心舞臺上扮演仲裁者的決定性角色，并創造一個在世界所有關鍵權力和影響領域占據主導地位的聯盟。”為此，“先歐后亞”是美國全球大戰略的必然要求和邏輯產物。從二戰伊始到冷戰及至冷戰結束后的一段時間，美國始終把歐洲問題擺在頭等位置。

奧巴馬政府上臺后調整了美國全球戰略的布局，正式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從而推動了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的進程。正如拜登政府《美國印太戰略》報告所言：“奧巴馬政府大大加快了美國對亞洲的優先考慮，在那里投入了新的外交、經濟和軍事資源。”從某種意義上說，奧巴馬政府開啟了美國亞太地區政策的新時代，也標志著美國全球戰略中心首次聚焦亞太地區。及至特朗普第一任期提出的、拜登政府深入推進的“印太戰略”，美國從認知上進一步提升了對亞太地區的關注，在政策和實踐上也加大了資源投入，并對該地區發展愿景與實現路徑做出了戰略設計。但美國囿于戰略資源有限和國內政策失敗，其產業空心化、財政赤字高企、社會矛盾加劇等深層頑疾更加突出，驢象兩黨之間的對立日益尖銳。烏克蘭危機、中東地區局勢持續緊張等其他地區地緣沖突不斷消耗美國戰略資源，這讓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仍處于“相對克制”的狀態。

▲1月21日，也就是特朗普上任后次日，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邀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的外長舉行“四方安全對話”(Quad)外長會議。

不過，特朗普第二任以來，美國試圖減少在歐洲地區的力量投入，轉而向“印太”地區集中資源，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先亞后歐”的戰略新動向。

2月12日，特朗普與普京和澤連斯基通話，同日美國國防部長赫格賽思在“烏克蘭防務聯絡組織”會議闡明了新政府立場。兩人的核心觀點是：第一，恢復烏克蘭2014年之前邊界是“不現實”的，執迷于這個“虛幻”目標只會讓戰爭持續更久，造成更多苦難；第二，烏克蘭不能加入北約，任何“持久的和平協議”都必須包括保證戰爭不再爆發的強有力安全保障；第三，戰后烏克蘭安全保障由歐洲軍隊負責，美軍不參與其中；第四，未來在烏克蘭的歐洲和非歐洲維和部隊不能打“北約”旗號，維和任務不適用于北約集體防御條款；第五，北約成員國負責未來對烏援助主要份額，并將防務開支占GDP的比例由2%提升至5%。其核心信息就是歐洲人的事應該由歐洲人辦。

赫格賽思強調，歐洲需要為它們的防務承擔主要責任，美軍的主要使命是維護邊境安全與應對“印太”挑戰，因為“嚴峻的戰略現實使美國無法主要關注歐洲的安全。美國的國土面臨著重大威脅，我們必須而且正在關注我們自己邊境的安全。我們還面臨中國的競爭，他們有能力并意圖威脅我們的國土和印太地區核心國家的利益。美國首先要在太平洋地區對中國實施戰爭威懾,認清資源稀缺的現實并進行資源權衡,以確保威懾成功”。

美國國務卿魯比奧2月10日接受采訪時也表示，美中競爭將成為21世紀的主導性事件，“我們將在本世紀剩余時間及以后與他們競爭。我認為21世紀的故事將是關于美中之間發生的事情”。2月14日，美國副總統萬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言指出，歐洲需要為其防務安全承擔更大責任，“我相信你們都準備好來這里討論你們打算如何在未來幾年內根據一些新目標增加國防開支。這很好，因為正如特朗普總統已經充分明確表示的那樣，他認為，我們的歐洲朋友必須在這片大陸的未來發揮更大作用。我們認為您沒有聽到‘責任分擔’這個詞，但我們認為，當美國專注于世界處于巨大危險的地區時，歐洲人要站出來，這是同盟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在與北約秘書長呂特會晤時表示，“當然，北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軍事聯盟，我們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我們希望確保北約是為未來而建立的，我們認為其中主要是確保北約在歐洲分擔更多責任，這樣美國就可以專注于我們在東亞的一些挑戰”。

▲3月28日至30日，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先后訪問菲律賓和日本。

赫格塞思3月24日至30日的首次亞太之行選擇了一條極具象征意義的路線——夏威夷、關島、菲律賓和日本。他成為首位訪問“印太”地區的美國內閣級官員，凸顯特朗普政府“安全優先”的政策導向。在整個訪問期間，赫格塞思多次強調“重視亞洲”和“遏制中國”的立場，這可以看作是為特朗普下一步制定亞太安全戰略做鋪墊。3月29日，赫格塞思簽署《臨時國家國防戰略指導意見》，標志著美國軍事戰略自冷戰結束以來最深刻的調整。該文件明確將中國定義為“唯一步步緊逼的威脅”，并計劃將軍事資源集中在“印太”地區，優先制定針對臺海沖突的應急方案，同時要求北約成員國自行應對俄羅斯威脅。

這一系列表態與戰略轉向讓人聯想到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關島一個記者會上提出美國新亞洲政策的演講，其后，在11月3日“對全國人民關于越南戰爭的演說”中，該政策被進一步明確。其主要內容是美國會遵守所有條約中的承諾，但亞洲國家要成為其防務安全的第一責任人，美國會在盟友或對美國國防安全具有重要意義的國家受威脅時提供核保護傘。這就是所謂的“尼克松主義”。當時美蘇正處于激烈競爭階段，而蘇聯在某種意義上略占上風。尼克松的意圖是通過責任分擔方式減輕美國壓力，集中力量與蘇聯在歐洲展開競爭，這是“先歐后亞”戰略的延續。現如今美國一個大反轉，提出“先亞后歐”戰略，可謂世事無常。

目前來看，美國對華施壓主要集中在經貿領域，其遵循的是美國單邊主義的霸道邏輯。而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層面的“先亞后歐”戰略動向，則預示著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深層震蕩，未來美國或將對華全領域施壓，亞太這一關鍵地區將再起波瀾。

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旋律和最強音，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圖共贏才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心愿。歷史將證明，著眼地緣博弈、挑動陣營對抗既危害地區局勢穩定，也解決不了美國自身問題和世界面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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