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全球加征關稅并對中國任性加征高額關稅，沖擊全球經濟并影響中國外需。面對貿易戰等帶來的外部沖擊影響加大，中國財政貨幣政策如何應對始終是外界關注的一個重點。4月25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后，外界紛紛關注，是否會出臺新一輪大規模刺激計劃。

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時指出，凈出口的高速增長對2024年中國實現5％的GDP增速目標起到關鍵作用，若2025年的凈出口增速受阻，將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帶來不小的挑戰。

“非常時期需要有非常之策。”他表示，實現5％增速目標的關鍵，是要執行力度足夠大的超常規逆周期調節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擴張性財政政策。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資料圖片

“我們必須做好準備”

《中國新聞周刊》：應如何評估美國加征關稅對2025年中國經濟增速的影響？

余永定：特朗普不可理喻的關稅政策將對中國經濟增長造成不小的外部影響，但要得出準確的定量結果是困難的。

若簡單估算美國加征關稅對中國經濟增速的影響，需要考慮的因素包括：中國出口對GDP比、中國對美國出口對中國出口比、中國國內價值含量對中國出口比、關稅傳遞率（tariff pass through rate） 和對中國產品需求的價格彈性。一般金融機構假設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的關稅傳遞率為100％，價格彈性為-1。

2024年，美國對中國商品的平均關稅為20％左右；4月10日，關稅加征至145％，在這種情況下，整個中美貿易基本已難以為繼；4月15日，又宣布加征245％的關稅。

特朗普曾在4月2日宣布2025年對中國加征關稅54％，盡管后來其關稅政策越來越形同兒戲，我們假定今年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54％。以此為基準，代入關稅影響公式：關稅對中國GDP的影響=中國出口/GDP×中國對美出口/中國出口×中國國內價值增值/中國出口×價格彈性×關稅率×關稅傳遞率。

按此計算，2025年加征54％關稅將使中國GDP減少1.06個百分點。盡管中國對美出口在中國出口總額中為14.7％，但對許多國家（如墨西哥、東盟等國家和地區）的出口其實是“借道”出口美國。根據中國海關統計，2023年中國對美國出口約為5000億美元，出口總額為33800億美元，對美國直接出口對出口比為14.79％。野村證券測算2023年中國借道墨西哥和東盟對美國的出口量分別為240億美元、820億美元。因而，中國對美國的間接出口對出口比應該不低于3％。中國對美出口在總出口中占比應該不低于18％。美國普遍提高關稅之后中國對這些國家的出口也將減少。這樣，中國GDP就會因美國加征54％的關稅而減少1.3個百分點。2025年中國GDP增速也會相應被拖累1點多個百分點。

不過，考慮到中國的反制措施，中國從美國進口的減少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出口減少對GDP和GDP增速的不利影響。

目前，中美關稅戰的前景還面臨許多不確定性，我們難以計算中美關稅戰對2025年中國經濟增速的最終影響，但可以確定的是，美國的高關稅已經對中國出口企業造成沖擊，第二季度，中國的外貿形勢可能會進一步惡化，對此我們必須做好最壞準備。但是，中國經濟有足夠的韌性，能夠戰勝暫時的困難。

中美關稅戰的前景還面臨許多不確定性。資料圖

《中國新聞周刊》：應對關稅戰，中國應采取怎樣的策略？

余永定：美國同中國打關稅戰的主要約束是美國國內通脹的惡化和產業鏈斷裂對美國制造業的打擊。中國應避免為支持企業維持出口而采取出口退稅、出口補貼和人民幣貶值等政策。“保出口”的對策正中特朗普下懷。他可以吹噓中國承擔了加征關稅的負擔，增加了美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同時又沒有惡化美國的通脹形勢，從而更不知進退、恣意妄為。

中國對美國進口加征對等關稅是不得已為之，但反制的打擊對象必須慎重選擇，盡量減少反制措施對中國產業發展的傷害。中美之間的貿易戰是一場持久戰，斗爭的焦點和形式隨時都可能發生變化。反擊原則應該是“有理、有利、有節”，是“以戰止戰”。

目前很難判斷中美關稅戰的終局，我相信，在這場“斗雞博弈”中，美國將是首先眨眼的一方。關稅政策對美國自身經濟的傷害很大，例如會推高美國通貨膨脹率，一些重要的生產過程可能因供應鏈中斷而被迫中斷，進口成本上升導致企業競爭率下降，美國貿易逆差可能不減反增。現實可能迫使美國政府尋求同中國談判，達成某種不失體面的妥協。中美之間還有一個“關稅加征排除機制”，利用這一機制，完全可以不事聲張地降低實際關稅。

但是，高關稅必將對中國出口企業造成不小的沖擊。在短期，有關部門應該對出口企業，特別是中、小出口企業提供財政和金融的救助，幫助“出口轉內銷”、開拓新市場，甚至“收儲”，總之要幫助企業“熬過”當前的困難時期。某些企業的破產和重組可能在所難免。如何解決外貿企業員工的下崗和失業問題，也將成為一個重要挑戰。

在中長期，應加速落實“雙循環、內循環為主”的戰略轉變，幫助企業實現由依賴美國市場到依賴國內市場、出口市場多元化的轉變。

3月23日，山東濰坊青州市，消費者在一處家電以舊換新進社區活動現場選購。圖/中新

“考慮引入大規模刺激計劃”

《中國新聞周刊》：若要實現今年的GDP增速達到5％，宏觀經濟的各項指標需要如何發力？

余永定：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對出口的依賴度和對美國出口的依賴都明顯下降。今年，通過刺激內需和其他一些手段對沖凈出口增速下降的不利影響，中國是可以實現5％的GDP增速目標的。

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在2024年5％的GDP增速中，最終消費、資本形成和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分別有2.2個百分點、1.3個百分點和1.5個百分點。根據Wind數據推算，2024年最終消費和資本形成的增速分別為3.87％和3.16％。采用海關數據，2024年凈出口增速為22.1％。

對比2023和2024年的最終消費、資本形成和凈出口實際增速，不難發現，去年中國之所以能實現5％的GDP增速目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凈出口的超高速增長抵消了最終消費增速的顯著下降。

根據有限的信息，大致可確定2024年末最終消費、資本形成和凈出口在GDP中的占比分別為56.2％、40.4％和3.4％。作為基本情景，假設2025年凈出口增速為零、最終消費增速達到5％，可算出兩者對GDP的拉動作用為2.8個百分點。這樣，資本形成對GDP增長的貢獻應為2.2個百分點。如果資本形成在GDP中的占比在去年底確為40.4％，今年資本形成的增速則應為5.4％。已知2024年最終消費和資本形成增速，可知若要實現上述目標，2025年最終消費和資本形成的增速應有相當大幅度的提高。

那么，如何使資本形成增速達到5.4％？由于國家統計局不正式公布資本形成數據，我們以固定資本形成的概念代替資本形成，盡管兩者規模存在一定差別，但增速較接近。數據顯示，2024年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為51.44萬億元（不含農戶），同比增長3.2％；其中制造業投資增長9.2％，房地產開發投資下降10.6％，基礎設施投資增長4.4％（廣義基礎設施投資增長9.2％）。

房地產開發投資額為10.03萬億元，在固定資產投資中占比19.5％。但國家統計局未公布制造業和基礎設施投資額。據不同機構普遍推測，可假定2024年底基礎設施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占比為30％左右，則制造業投資（加“其他”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占比應為50.5％。假定今年制造業投資保持去年的強勁增長勢頭、房地產投資出現回穩跡象，即制造業投資和房地產投資增速分別為9.2％和-5％，兩者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貢獻共3.65個百分點，則基礎設施投資需為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貢獻1.75個百分點。為此，基礎設施投資增速需達5.8％，比2024年基礎設施投資的增速提高6.2％。由此來看，2025年提高基礎設施投資增速的壓力不大。

然而，如果考慮到今年最終消費增速大幅提升的難度較大，假設今年最終消費增速為4％，為GDP增速貢獻2.25個百分點，則固定資產投資需貢獻2.75個百分點，增速需為6.8％。再假設房地產投資和制造業投資的增速仍分別為-5％和9.2％，可計算出基礎設施投資增速需達10.5％。這將是一個需要努一把力才能實現的目標。

不過，上述分析缺少必要的統計數據，建立在一些不準確的假設基礎之上，僅供參考。

《中國新聞周刊》：若要在今年實現消費增速的較大提升，應怎么做？

余永定：消費是收入、收入預期、財富的函數。要使消費實現較高增速，就要實現收入的較高增速。是通過提高消費增速提高經濟增速，還是通過提高經濟增速提高消費增速？不能陷入循環設證，必須有一個不依賴消費就能增加收入的邏輯起點。我認為，這個起點就是政府提供融資的基礎設施投資。

正如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所指出，政府投資是“實施宏觀經濟治理的重要手段”。在上述情景分析中，基礎設施投資是可由政府決定的政策變量處理的，其他宏觀總量則是居民、企業自主決定的，由市場機制決定。

切實選好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并盡快落實，是當前的主要任務。中國并不存在基礎設施投資飽和問題，基礎設施投資和建設能力是中國的制度優勢。總需求不足的時期恰恰是最大限度發揮這種優勢的時期。

“兩重”領域包含大量大有可為的投資項目。例如，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城市基礎設施提升改造行動，其中包括城市管網安全提升（城市燃氣、供熱、排水等地下管網改造）、老舊居住區宜居改造、城中村綜合改造、城市交通設施安全改造等工程建設；綠色能源基地建設；連接城市的海陸空信息交通網絡建設；同產業政策相關的大規模設備更新，對企業為主體的高新技術發展的支持；產業體系、產業鏈的補短板；同老齡化相關的養老設施和專業；等等。

非常時期要有非常之策。實現5％增速目標的關鍵，是要執行力度足夠大的超常規逆周期調節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擴張性財政政策。我們可以考慮引入類似當年“四萬億”的大規模刺激計劃。

例如，政府是否可以進一步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沿河西走廊向中亞進一步開展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并建立相應的經濟走廊。中亞位于歐亞大陸的中心區域，是連接歐亞大陸心臟地帶和邊緣地帶的關鍵區域，把西部大開發同建設中亞經濟走廊相聯系，對于刺激內需而且對加強中國的國內安全和地緣政治地位都具有重要意義。

據中國網消息，4月28日，國務院新聞辦就穩就業穩經濟推動高質量發展政策措施有關情況舉行新聞發布會，國家發展改革委表示，“力爭6月底前下達2025年‘兩重’建設和中央預算內投資全部項目清單，同時設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解決項目建設資本金不足問題”。急切希望早日見到這份清單。

《中國新聞周刊》：若引入大規模刺激計劃，存在哪些挑戰？

余永定：要搞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推出新的“四萬億”，需要項目儲備、地方政府積極性、足夠的資金。

同去年相比，2025年財政政策的擴張度有明顯提高：政府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1.3萬億元、地方政府專項債券4.4萬億元和中央政府預算內投資7350億元，資金大部分將用于基礎設施投資；發行特別國債5000億元支持國有大型商業銀行補充資本，也可撬動部分民間資金；2025年新增政府債務總規模11.86萬億元，比上年增加2.9萬億元，一般認為廣義赤字率大于9％。

由于不掌握具體細節，很難判斷今年財政政策的擴張力度是否足以支持5％的經濟增速目標。一些掌握更多信息的來自政府研究機構的學者提出，以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為主籌措資金，在一到兩年時間內形成不低于10萬億元的經濟刺激規模。這類建議應是在定量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的。

需要指出的是，過去多年以來，中央財政對基礎設施融資的貢獻過低。在“四萬億”時期，中央財政出資1.18萬億元，占30％，后來中央財政的貢獻越來越少。中央政府應大幅度提高中央財政對基礎設施融資的貢獻，減輕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

2025年中央財政對地方財政的轉移支出增加，可以考慮進一步增加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提高中央政府債務在廣義債務中的比例。

盡管加強對債務風險的監控完全必要，對地方政府債務率的要求過嚴，或成為地方政府融資的重要制約。同債務率相聯系的追責制度也會嚴重影響地方政府為基礎設施投資融資的積極性。對于債務率要求，是否應根據不同地區的不同經濟發展狀況進行適當調整？

促進消費增長的可行辦法

《中國新聞周刊》：2025年第一季度的經濟數據，帶來什么信號？

余永定：今年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按不變價格計算，同比增長5.4％。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4.6％；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同比增長4.2％；基礎設施投資同比增長5.8％，制造業投資增長9.1％，房地產開發投資下降9.9％。出口增長6.9％；進口下降6.0％。對美國出口為4.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5.8個百分點。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下降0.1％。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同比下降2.3％。

中國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依然需要扭轉。不難看出，第一季度消費的增長情況好于預期，但房地產投資增速尚未出現所預期的好轉；出口數據相當亮眼，但顯然存在“搶出口”因素。

《中國新聞周刊》：有關刺激消費的具體措施，還有哪些建議？

余永定：對于刺激消費問題，學者的建議主要包括發錢或發消費券、降低個人所得稅、改革社保制度。在學者之間，比較受歡迎的建議是發消費券，這種主張邏輯自洽，發錢能使收入暫時增加，但是否能對消費有重要刺激作用，仍然令人懷疑。

消費需求減少可能主要是中高收入階層的高檔消費品需求減少導致的，這又可能是因為中高收入階層的消費需求受收入水平和資產價格（如股票價格下跌和房地產價格下跌）變化的影響較大。消費券對高收入和中高收入階層支出行為不會產生什么影響。對中低和低收入階層來說，與其用消費券增購生活必需品，不如把替換下來的收入變成儲蓄。發放消費券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產業政策，可能產生的副作用也不應忽視。

減稅政策方面，由于中國的稅收制度以增值稅為主體，個人所得稅總量有限，降低稅率、提高征稅門檻對消費增長的作用恐怕比較有限。特別是對于中小企業，應考慮減稅。

中國的五項社會保險（養老、醫療、生育、失業、工傷）基本以精算為基礎，原則上不應用作財政政策工具。但其中的一些構成部分同財政支出密切相關，可以根據宏觀調控的需要（但不僅是根據這種需要）加以調整。例如，應提高城鄉居民養老保險金的發放標準。還應逐步減小城鄉養老保險差距，明顯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的覆蓋范圍和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由于低收入群體邊際消費傾向高，這些舉措對增加居民消費能發揮一定作用。此外，政府也應考慮發放生育補助的可能性。

在收入分配領域，貧富差距是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問題。據該領域權威人士說法，我們的收入差距雖在縮小，且仍處在高位水平。縮小貧富差距不僅關乎公平與正義，還可以提高全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提高消費增速。

我認為，在較短時間內促進消費增長的可行辦法包括：第一，擴大基礎設施投資規模，增加居民收入，進而增加消費；第二，擴大滿足未來消費需求的基礎設施投資；第三，政府目前推進的“以舊換新”；第四，規范、支持課外興趣、技能培訓等服務行業發展，促進服務性消費；第五，增加相關財政支出，提高特定人群可支配收入，如提高城鄉養老保險和低保的覆蓋范圍和發放標準、提供產婦補貼和兒童補貼；第六，稅制改革，調整收入分配格局，減小貧富差距，從而提高全社會的消費傾向；第七，穩定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第八，為企業創新創造良好環境。

發于2025.5.12總第1186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余永定：非常時期需要有非常之策

記者：王詩涵

編輯：閔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