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后，我十一歲。剛剛讀書的年齡，《論語》讀不懂，就讀諸如“北京二七機械車輛廠工人理論組”、“上海第五鋼鐵廠二車間工人理論學習小組”的譯文或選批本，對照著背誦《論語》。應該說，到今天還能夠記得《論語》中的話，多半是那時候的記憶。我并不了解當年的政治大勢，但我知道了孔子、韓非子和少正卯之類的歷史人物。

同時，我也知道了兩個人，一個是趙紀彬，他的《關于孔子誅少正卯問題》，很有名。藍封面，豎版，讀著不順眼，文言文的寫作也不大懂，翻了翻而已。還有一個就是中山大學的楊榮國。我沒有讀過他的雄文，只是老師在課堂上選讀了片段，但他的名字記憶深刻。一直到后來上學后，才知道，楊是個大學者，還是“三八式”老干部，不僅多了份關注。

2021年1月，我采訪原海南省副省長辛業江老人。批林批孔時，辛老在廣東工作過，我不免就問到了楊榮國。他給我看了那一個時期的筆記本。我看到了一篇關于楊榮國的記載：“楊榮國同志等外出學習參觀情況 中山大學黃佳耿同志匯報批判孔子問題的情況”，時間是1973年9月22日。

在那場“批林批孔”運動中，一大批學者被卷入其中，尤以“南楊（榮國）北趙（紀彬）”為突出代表。一貫對孔子持批評立場的楊榮國，因為兩篇文章迎合了當年的政治形勢，不經意就紅遍全國。楊榮國也在全國飛來飛去，到處去演講。辛老的這篇筆記，基本上勾勒出楊在這場運動中的一些情況。

本文以這篇筆記為線索，參考楊當年的助手李錦全教授所著《現代思想史家楊榮國》內容及有關材料，可勾勒出當年歷史的部分原貌。

“參觀學習”變成了巡回演講

1973年8月7日，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楊榮國，帶著兩個助手李錦全和黃佳耿外出“參觀學習”。

在那個年代，各地運動如火如荼，各地經驗也不同，各地互派代表相互“參觀學習”也是一種慣例。能夠被委派出去“參觀學習”的人，倒是一種政治上的認可，楊榮國就是這樣的人。

在這場大運動中，楊本人也受到過沖擊，但并未傷筋動骨，尤其是在政治上依然是組織信任的人。但是，他的妻子陳慧敏則未能幸免。經過一串串的批斗，陳精神上無法承受，成了精神病患者。遷延到1973年的某一天，陳離家出走后再未回來，后被發現在佛山縣的一條小河里溺亡。楊陷入到巨大的悲痛之中，一時情緒低落。

中山大學駐校軍宣隊負責人對楊有惻隱之心，讓他出去“參觀學習”。據李錦全回憶，此行并沒有安排任何任務，只是以“參觀學習”的名義出去走走而已。楊榮國的行程是，先到上海、南京，再轉赴北京。

8月7日，赴上海時，盡管事先已與上海方面聯系，但上海方面并未安排人接機和安排住宿。他們一行的飛機晚點，到達上海已是夜里12點多了。他們三人只好坐著民航的免費班車到了市區民航辦事處，再與上海方面聯系。值夜班的人答復說：上海市革委有一個接待小組住在和平飯店，但現在夜深無法派車，如你們有辦法可以先到那里住一晚，明天再作安排。

公共交通夜間停運，他們有什么辦法？只好在辦事處滯留。辦事處的一位好心女職員前來詢問，得知是楊榮國等人，大為驚訝：“今天《人民日報》發了篇批評孔子的文章，廣播電視到處轉播，作者署名是楊榮國……”。

在女職員眼里，楊榮國的文章能夠被這樣重視，是有來頭的人。她很快聯系了一輛小車，將三人送到和平飯店。

與女職員的重視形成反差的是，上海市委的人倒對楊有些怠慢了。楊的文章即使通國皆知，但他們也得保持大上海在這場運動中的范兒。

對于楊榮國來說，文章在今天發表，也并不知情。但無論如何，這篇文章改變了楊這次旅行的目的：他開始了一個半月的巡回演講，并為來年年初開始的一場轟轟烈烈的“批林批孔運動”作了預熱。

“南楊北趙”的起因

《人民日報》發表的楊榮國署名文章是，《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

這篇文章如何寫成的？有什么背景？是此后楊榮國所必須面對的詢問。黃佳耿在匯報時也談到了這一點：

這次外出，很多人見面后問我們的文章是怎樣發表的，意思是打聽發表文章有什么背景，有什么來頭，有什么負責同志找談過。

我們告訴他們，沒有什么背景，在寫文章過程中，經常同省委宣傳部聯系，《人民日報》的汪子嵩來過，幫助寫稿。

汪子嵩時任《人民日報》理論部編輯，專業背景是研究西方哲學的。他專門前往廣東“幫助寫稿”，怎么能說“沒有什么背景”呢？只是包括楊在內的寫作者并不知情而已。

其實，早在1968年，毛澤東就流露出要批判孔子的情緒。在10月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談到應該怎樣對待郭沫若、范文瀾、吳晗、翦伯贊、馮友蘭、楊榮國、任繼愈、趙紀彬、楊柳橋、周谷城、劉大杰這些學術權威的問題時說：帝王將相這一類，我們不大熟悉，特別是年青人不熟，你如果要問帝王將相，還得請教他們；有少數人去搞，不是講以后再出帝王將相，而是說帝王將相這個歷史要有人注意。他還說：廣東的楊榮國，黨校的趙紀彬，不認識。他們都是批孔的，聽說他們也被關起來了。這次講話，就是后來批林批孔期間風傳“南楊北趙”的起因。

毛的講話傳達后，12月12日，在中央黨校的趙紀彬被解除了隔離審查；而在李錦全看來，楊榮國后來“成為批孔的大紅人，大概此時已有先兆了”。

到了1970年8月，毛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又提到要學點中國哲學史。楊榮國很快就受到來自北京方面的重視。

1971年5月，人民出版社劉元彥、王東發兩位編輯專程來到中大，要楊修訂此前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簡明中國思想史》。楊當然視為殊榮，讓助手李錦全和吳熙釗負責修改工作。修改稿完成后，先由出版社印成稿本。1972年10月，在北京開座談會征求意見，再修正后1973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改名為《簡明中國哲學史》。

在修訂這本書期間，大概在1973年四五月間，《人民日報》汪子嵩專門來約稿，請楊榮國寫《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一文。

汪子嵩專程來點題約稿，是基于此時對中央精神的理解。

1973年5月，在中央黨校的趙紀彬接到指令，要他把此前寫的關于孔子誅殺少正卯的文章合成一本書，并催促趙說：“快趕，當下急用。”

早在1969年夏，黨校負責人曾找趙說：“毛主席在1953年批判梁漱溟時，談到過孔子誅少正卯。對于這個問題，中央有爭論。中央叫你寫個材料，說明自古有幾種說法，各見于何人何書。同時也談談你自己的看法。”趙寫出《關于孔子誅少正卯問題》“史實明辨”部分，報送中央；1972年又完成此書的“五惡疏證”部分。趙按照指示把合編書稿報送中央。

中央何以急用趙的稿子？與毛有關。

1973年春天，毛送jiangqing一本郭沫若所著《十批判書》，言明是“為了批評用的”，并口吟一首五言絕句給江：“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

5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由這首詩引發的討論中，批孔也被提上議事日程了。趙的書被緊急征用，正是因為這次會議的精神而來，甚至有可能是作為與會者閱讀用的。

6月26日，汪東興通知趙紀彬去參加“關于林彪反革命《筆記》問題的座談會”，受到江青的接見，并加入對林彪筆記的解釋工作。

“北趙”被重用，“南楊”自然進入中央黨報的視野。汪子嵩南下給楊點題約稿的幕后背景，也就一清二楚了。

文章是如何發表的？

汪子嵩直接參與了這篇文章的修改。文章談及孔子殺少正卯事，原只有幾句話，汪建議多寫。汪告訴楊及其助手，關于孔子殺少正卯事，毛前后講過三次。周恩來也曾問過郭沫若此事，郭檢討說，他的書中沒有寫此事是個錯誤。當然，關于上文提到的趙紀彬應中央之命寫書的事，汪自然也會談到。在汪的啟發下，關于此事在文章中增加了分量，并按照汪的要求，力求通俗易懂。

楊榮國的稿子為何安排在8月7日發表，也與毛的態度有關。

8月5日，毛把江找去，江記錄下毛那首著名的《（讀封建論）呈郭老》詩作。毛在談話中，歷數歷史上的一些人物，并明確地以儒、法兩家劃分。至此，在毛那里，評法批儒已呼之欲出。

這次談話中，毛明確說到楊榮國的文章：楊榮國說孔子是為奴隸主服務的，這樣我才看了楊榮國的文章。

毛是在《人民日報》“情況匯報”（2253號）上看到楊的文章的，8月3日，毛寫下批語：楊文頗好。同時轉給周恩來總理，周看后轉給姚文元。姚及時批準在《人民日報》發表。

至此，在中央層面，批林批孔運動進入醞釀之中。

為“批林批孔”造勢

此時，正在上海的楊榮國一行，正按照原計劃入住復旦大學招待所。中午在餐廳吃飯時，趕來的朱永嘉就給楊一個熱情擁抱。朱原本為復旦人，時任上海寫作組負責人。朱急于想了解文章的背景，就把李錦全拉到一邊詢問。李當然不了解上述背景，也只能如實說出汪子嵩約稿的事實。

朱永嘉介入了，楊一行在上海的待遇立刻提升：安排他們住進和平飯店，并要求復旦方面提供一輛車歸“楊老”專用。

隨后，朱永嘉就接到了姚文元的電話：“楊榮國已經寫文章了，你們怎么沒絲毫動靜呢？”朱永嘉“坐不住了”，立即布置寫文章緊跟。

8月12日，復旦安排楊榮國作了一場關于批孔的報告。朱永嘉親臨會場講話，并表達對楊的謝意。第二天，楊榮國的另一篇文章《兩漢時代唯物論反對唯心論先驗論的斗爭》，又在《人民日報》刊出。

朱永嘉提升了楊榮國的住宿待遇，卻也沒打算熱情到替他們付房費。離開上海時，楊一行才發現這一點，只好自己付了“高額房費”。

接著，楊榮國一行到達南京，被安排住在西康路的一處招待所。有了上海的經驗，他們先向接待人員咨詢房費。還好，這里免掉他們的住宿費。

南京大學安排了楊榮國的第二場批孔演講。南大校黨委副書記主持，江蘇省也有人參加，但并未講話。

楊榮國到南京，是老友鄧克生去接的。鄧克生哲嗣鄧伍文兄有回憶：

是在8月間，楊伯伯從上海來電報，要來南京，父親就去火車站接他到家里。母親張羅了家宴。飯后乘人力三輪車，父親送楊伯伯去西康路招待所。這一次，我不在家。聽說楊伯伯和他的助手在南京停留不長，順便同南大、南師的師生有過小范圍座談。來年春上，南京街頭的大字報中，說楊榮國來南京遭冷遇，沒有其他省市那樣隆重，接待規格全國最低，甚至點名質問省委頭頭，一副抓著把柄狠揪的樣子。知情人忍不住發笑：真別冤枉省委頭頭了。楊伯伯難得來南京，就是會會老友，一心要見見我父親，沒打算驚動江蘇省委領導。他離寧以后，恰逢黨的“十大”結束，到處應邀宣講“批林批孔”，可謂走哪講哪。雖非“公派”，但場面越來越隆重，在文革史上留下很深的印跡。

大概在上海時，楊寫信與北京的汪子嵩聯系，提出去北京的安排。但在南京，楊榮國接到汪子嵩的來信，說北京情況復雜，暫時不要赴京。楊榮國遂與李錦全等商議行程，李錦全建議由南京去河南，從開封經鄭州、洛陽，順道參觀。北京能去就去，不能去就回程廣州。

楊一行到達開封，在開封師院作了第三場演講。這次演講，規格明顯提高，不僅“院黨委副書記，還有市委副書記都講了話”。

在開封，一個來自北京的電話，使楊一行的規格更加提高了。據李錦全回憶：電話是北京大學李德良打來的，說，由遲群、謝靜宜建議，北大、清華兩校黨委決定，請楊榮國到北京作批孔報告，并告知明天和8341部隊副政委郭宗林到河南，邀請楊榮國一同赴京。

楊立即將電話內容通知陪同的開封市教育局副局長。副局長不敢怠慢，立即通知河南省革委會主任劉建勛。此前，楊榮國的文章見報后，“紀登奎同志曾找遼寧河南在北京的同志，問他們的省報轉載了沒有？沒有轉載的話要趕快轉載，不轉載的話就要犯大錯誤”。現在，人就在河南地界，北大和清華又如此重視，劉建勛焉能不近水樓臺先得月？

于是乎，在劉建勛的安排下，楊榮國在鄭州的演講首先由“學術報告”變成了“政治報告”——“楊老的報告怎么能是學術報告，是政治報告。”為了造聲勢，鄭州市內拉線連接喇叭筒，現場直播演講。

這次政治報告，由河南省委宣傳部長張耀東主持，劉建勛和河南省委副書記、河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王維群以及軍區佟副政委都出席。

楊榮國的報告結束后，劉建勛和王維群等都講了話。劉建勛說：“在我們的同志中，雖然沒有讀多少孔孟的書，但孔孟的影響是相當大的。每進行一次改革，新舊斗爭都很激烈，有些同志總是對新鮮東西看不慣，推行一件新事情，總要經經過幾次斗爭，幾次反復，幾次改進。批孔要同我們思想上新舊斗爭結合起來。主席提出要反潮流，有的同志就右傾，想阻擋潮流，到后來必然遭到當頭一棒。”劉還講了接班人，重男輕女等問題。他說：“在培養接班人問題上，有些干部群眾對新上來看不慣，有等級思想，這就是孔孔子的影響。”

與會的軍區佟副政委在講話中，“提到批孔要同批王新（原武漢軍區副政委兼河南省軍區第二政委）結合起來，把翻案風打下去”。王新原任武漢軍區副政委兼河南省軍區第二政委，運動中受到沖擊，“據說開封軍分區司令員去開封為王新翻案”。

在河南講完后，楊一行在李德良、郭宗林的陪同下赴京，立即受到熱情安排。北京方面安排了四次演講：北京和清華大學各一次，國務院科教組會議一次，工人體育場一次。

在北京大學的演講，由北大黨委書記、8341部隊副政委王連龍主持。楊演講結束后，王連龍講話，“他講了批林批孔是大方向，要批深批透”，“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在我們內部有些同志，講過尊孔的話，寫過尊孔的書，還是內部問題，在批孔中受到教育，提高認識，覺悟過來，不要把這看作是革命反革命的問題，批孔要同革新與保守的斗爭聯系起來”。

在工人體育場這次，有七八萬人參加，由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的丁國鈺主持。楊演講后，丁講話，“說要通過批林批孔，同孔孟的影響，同舊的思想作斗爭。當前要正確認識干部上五七干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問題，在思想上通過批孔解決”。

9月8日至11日， 國務院科教組召開“全國教育系統批孔座談會”。楊榮國在會上作《儒法兩家的斗爭和孔子反動思想的影響》的報告。科教組負責人遲群在會上提出，要把批孔作為貫徹黨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風的一項大事來抓。

楊榮國在北京是四次演講，已經將中央要開展“批林批孔運動”的信息，傳達到社會上了。

9月14日，楊見到了汪子嵩。汪“談了這篇文章的現實意義，就是在社會變革時期有個站隊問題”，汪并說，“楊在人民日報發的兩篇文章，主席都看過，姚文元同志也看過，提了點意見，不多”。

說起來，毛決定開展批孔運動，是由郭沫若的《十批判書》引起的。但在開展批孔時，中央曾有指示，不涉及到郭沫若。汪子嵩跟楊和助手談到了這個情況：“在這次批評中，不要把矛頭指向郭老。《光明日報》9月11日發表了北京的兩篇文章，指導思想是批郭老的，雖然沒有點人名、書名，但矛頭所指是清楚的，也用了書上的原文。就是說姚文元同志看到后，當天就提出了批評，說這樣做是錯誤的，并且規定，以后《人民日報》發表批孔的文章，事先都要給他看。”汪并說，他“已經給廣東、上海打了招呼”。

在北京，中央有關方面還安排他們參觀了毛家灣林彪住所。留給他們的印象是：“看了以后，確實體會到，林彪是爛透了。他那所房子很大，一萬三千平方米，占了一所醫院。在他的房子里，沒有一個毛主席的像，沒有一條馬列的語錄。墻上掛滿了所謂字畫，充滿了封資修。孔孟的東西多得很。”

北京之行結束后，又加了一次遼寧之行。前邊說到，紀登奎給河南和遼寧打招呼，要求轉載楊的文章。主政遼寧的陳錫聯不甘落后，立即請楊一行到沈陽宣講。

楊在沈陽的報告，也如同在鄭州一樣，搞得轟轟烈烈。黃佳耿的描述是：“聽報告的很多，沈陽市四十多萬人，334個會場，還給52個縣拉了線（有線廣播）。主持人在講話中說：“批孔不是學術之爭，是政治斗爭”“要把批孔同學科學領域的都批改結合起來，帶動起來”。

在沈陽，楊一行還和遼寧大學師生座談一次。遼大師生反映，“批孔中，文、史、哲等課程的教學體系，值得考慮。照原來那樣講不行了”。

結束沈陽之行后，他們又到了天津。此行多半是王曼恬邀請去的。王是毛的表侄女，時任天津市委主管文教的書記、革委會副主任。她主持演講會并設宴招待。“一些負責同志陪同吃飯時說，開展批孔，對肅清舊思想，繼續革命有好處”。

楊一行三人，大約在9月21日回到廣州。

當紅的學術明星

這次巡回演講，楊榮國在全國有了很大影響。李錦全說：“由于他的名聲和影響，這次在北京及回到廣州后的幾個月期間，他受到各路諸侯歡迎，從東北到山東、湖北、湖南以至廣西、云南，各省領導都聞風而起，高規格邀請他來作批孔報告，成為全國聞名的大紅人。”以至于趙紀彬曾當面開楊榮國的玩笑：“你知道嗎？現在我們那兒廁所里都貼著你評法批儒的宣傳材料。”

1974年1月18日，毛澤東批示，同意《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為中共中央一號文件被轉發到全黨，“批林批孔”運動便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起來。

1月22日，中央又發一個二號文件，框定了“批林批孔”三個單元的“學習文件和文章”，所列的9篇文章中，楊榮國的獨占了三分之一，有《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兩漢時代唯物論反對唯心論先驗論的斗爭》、《反動階級的“圣人”──孔子》三篇文章列入其中。

楊榮國也隨之成為全國耀眼的“學術”明星。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楊就病了，到1978年8月去世。

“徐慶全與八十年代”：書寫有溫度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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