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人口進度條已經停滯很長時間了。

和五年前一樣，當前中國人口還是14.1億人，僅次于印度，不過距離上次達到13億人口，時間跨度也有近20年。

畢竟當初從10億達到13億，只用了24年。

對比過去十年出生人口的變化，可以看到巔峰期在2016年，有1765萬，2020年下降為1202萬，2022年正式跌破1000萬，并連續三年出現人口負增長。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去年好歹把數字拉上954萬，總和生育率重回1.1。

因為總和生育率存在被平均的情況，前幾年剛放開二胎時，出生人口曾有過一個小高峰，說明經歷過最后一次嬰兒潮的那批人，仍舊在承擔生育主力的角色，往后幾年也多以二胎、三胎為主。

換句話說，2022年到2024年的一孩生育率，實際在0.5到0.7之間，而國際公認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門檻線是總和生育率2.1，即每對夫婦至少生育2個才能保持人口穩定。

連國際標準一半都達不到，可想而知，數值已低到難以想象的程度，未來很可能打破韓國保持的最低記錄。

人口出生率減少，直接原因是結婚人數變少了。

《2024年4季度民政統計數據》顯示，去年全國結婚登記數為610.6萬對，比2013年足足少了一半，創下1980年以來最低紀錄。

相比之下，離婚登記上漲到262.1萬對，同比增加2.8萬對。

按往常習慣，五一由于假期長、溫度適中，加上“黃道吉日”加成，歷來是人們首選的大喜日子之一，比如2021年的五一，就是“史上最忙碌的勞動節”，5天內超40萬對新人舉辦婚禮，同比翻了兩番。

可從去年開始，五一假期結婚數呈斷崖式暴跌，到2025年，已完全體現不出“結婚黃金周”的威名，要是繼續保持該趨勢，今年結婚數能不能擠上600萬都成問題。

情況可以用雪崩來形容了，面對這一問題，從國家到地方連忙采取緊急措施。

先是零門檻結婚：

為打破地域對結婚的限制，實行結婚登記全國通辦；突破家庭、彩禮對自由婚姻的桎梏，取消戶口本登記；多地還嘗試讓生育登記與結婚“脫鉤”，新生兒上戶口不再以結婚證為條件。

也難怪上層著急，結婚、生育與否的確是個人選擇沒錯，但立足于全局，人口大幅波動會帶來全方位問題，不可忽視。

結婚、生娃，可不是簡單走過場，其中涉及的環節，從彩禮、購房、婚宴等支出，到分娩、撫養、教育方面的開支，形成一套緊密相連的消費循環。

以對房產市場的影響為例，結婚欲望降低，大家的購房需求也會隨之下降，虛高房價失去了支撐點，暴跌自然不可避免。

當新房售價跌得比二手還低，但存量房貸利率卻比新發貸款利率要高時，加上爛尾樓的大面積爆雷，大規模還貸潮、斷供潮就會像海嘯般襲來。

日本陷入長達三十年的房價萎靡，就與慣性單身、低欲望社會有很大關系。

上層也知道光零門檻還不夠，得和物質刺激雙管齊下，所以有地方直接以現金補貼刺激婚育。

例如表現最積極的廣東，據不完全統計，廣州、深圳、東莞等市的部分轄區已陸續出臺針對婚育的現金補助，最低10000元起步，如果是二、三胎，獎勵力度更是驚人，有的社區已經補貼到50000了。

如果說以上只是地方試點，屬于富裕社區對本區居民的回饋大禮包，那4月28日，發改革宣布建立育兒補貼制度，就是來真的了。

結婚竟然能得到公家補貼，也挺不容易的，可見國家為了年輕人的結婚生育，
操碎了心。

實際效果如何？要是單從輿論角度出發，不是太樂觀。

打開各大社交平臺，評論區一片“人間清醒”：“現在還不夠內卷嗎，還是說以為人人都是富裕家庭。”“沒有錢結婚，先管好自己吧”“現實太殘酷，不忍心讓孩子來受苦。”

一句話：無動于衷，擺爛照舊。

挺出乎意料的，畢竟與中國傳承了數千年的風俗習慣不符。

要知道，古代即便適逢亂世、饑寒交迫、瘟疫橫生，老百姓依然不減大量生育的步伐。

看著有點矛盾，按理來說，生存環境越惡劣，人們應該越自發減少生育才對。

首先在農業社會，勞動力對于國家來說尤為關鍵。何況冷兵器時代，人口本身就是戰略資源，因此歷朝統治者都會在亂世中鼓勵生育，比如通過政策增加人口，以恢復國力或補充兵源。

戰國時期，秦國實行"生者獎，死者恤"政策，生育男丁可免賦稅；漢武帝時期有"民產子，復勿事二歲"的政令，直接把生育與兵源儲備掛鉤；北魏直接給田地，"均田制"規定"男夫十五以上授田"，鼓勵老百姓通過生育獲取更多生產資料。

這種"以數量換質量"的策略，體現農耕文明對抗自然風險的生存智慧。

國家如此，小民之家更不例外，在生產力落后的情況下，每個家庭需要更多勞動力來維持生計。

除生產力因素外，還有一個關鍵點，百姓們不使勁生的話，很容易會有絕戶危機。

一個是嬰兒存活率低。

由于古代醫療條件差，導致嬰幼兒死亡率極高。據《中國人口史》統計，明清時期嬰幼兒死亡率高達30%-40%，遠古戰亂時期更飆升至6成左右。

在"生三個才能存活一個"的殘酷現實下，多生，成為延續血脈的唯一選擇，就像生物界的R生殖對策，人類遭遇種族危機時，同樣會自發啟動生育補償機制。

所以在災荒年景，十口之家要比三口之家有更高的存活概率。

另一個，不能低估了人性的復雜。

的確，身處亂世，即便生了孩子，整個家族也有可能亡于饑荒，瘟疫，戰亂，匪患手下，但不生孩子，也許等不到四大天啟來臨，就有極大概率被鄰居吃干抹凈。

現代社會法制體系健全，盡管偶有發生侵吞他人財產的情況，可絕大多數通過金融手段、老千套路、恩情欺詐等文斗伎倆完成的，直接動手搶，甚至送對方一個滅門的操作幾乎不存在，法律威嚴不是擺設。

可在古代情況就要惡劣多了。

不管是哪個朝代，都有山高皇帝遠的現象。誰能當這個土皇帝？各州縣實際掌權人為主，依附其手下的豪強家族為輔。

豪強是怎么來的？誰的家族勢力大，誰就有資格成為豪強，每房平均5名以上青壯年男丁，再招兵買馬，合在一起烏泱泱上百來號人，足以在方圓幾十里稱霸一方。

他們不需要擔心人口過多，能否養活的問題，動手搶就行。

如果在盛世時期，手段或許會收斂一點，等對方老死、病危才會動手。

一旦亂世開啟，就是惡霸為非作歹的最好時機，家里只有年邁兩老的、只有老實人光棍的，或者擁有七八口人，愣是沒一個青壯年男丁的，都是被首先動刀的肥羊。

什么你的房子、土地，現在歸他們了；你說這是你的財寶，叫它一聲它敢答應嗎；一個搞不好，婦女們還被惡霸強行擄走，剛好他們家族壯大急需適齡女性。

這是實打實，人性之惡造就的絕戶危險，所以當時生兒子不僅是剛需，還是安家立業的根基，加上"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儒家倫理，生育瞬間上升為道德義務，成為每個家庭的頭等大事。

給大家科普個冷知識，即使抗日戰爭最艱難的1941年，總和生育率也遠高于2024年。

根據官方數據，1941年，中國出生人口為893萬人，比2024年少了61萬，但1941年總人口5億不到，總和生育率卻能達到5.0到6.0之間。

可見到了近代，傳統生育觀念依然占據主流，當然客觀上，也和缺乏有效避孕手段不無關系。

問題來了，生育率這么高，為何上世紀五十年代之前，中國始終進入不了人口爆兵模式？

因為小農經濟能容納的人口上限不高。

結論出自馬爾薩斯的人口陷阱理論，每當朝代更迭，新生王朝通過百年休養生息，重新把人口拉扯起來后，緊接著又會面臨人員飽和的問題，就是受限于低下的農業生產水平。

農具落后、缺少肥料、靠天吃飯、水利灌溉不全面等都是制約因素，自戰國到清朝，糧食畝產從200多斤提到360多斤，是小農經濟能做到的極限了，導致清朝的巔峰人口容量4億頂天。

問題一直持續到上世紀40年代，無解。

我們把思路拉回現代，古代“催生”的經驗對現代適用嗎？有一定參考價值，比如前面提到的獎賞制度。

古代是這么搞，現代也是這么發，怎么不管用了？

是力度不夠嗎？

也許，要是像香港新界一樣搞“丁權制”，每位男性居民出生附贈700平方呎免費丁屋產權，大家伙肯定踴躍生育。

但別忘了，十四億人口壓力，足以讓任何被戲稱“小恩小利”的舉措，成為國家財政的巨大負擔，發錢總有個限度，能提出建立育兒補貼制度，都算難得了。

宏觀難處必須理解，只是微觀痛點終究逃不過。

總是用高度工業化和城鎮化，來解釋暴跌的生育率，顯有蒼白無力，卷到極致的社會環境，高負債、高房價和低收入現狀，才是低生育率的根源。

還有彩禮、車貸、生育和教育支出這幾座 “大山” 聯合壓迫，綜合中國城鎮和農村數據，一個孩子從出生養到上大學，最低消費50萬元。

孩子長大后，同樣面臨幾座大山的壓迫，要是少壯一個不努力，逆子的人生重擔，最后又得靠退役老黃牛來扛。

一想到無窮無盡的“一貸傳三代”，什么結婚、生子、買房，瞬間不再是“人生必答題”，而是可有可無的 “選擇題”。

普通家庭確實負擔得很吃力。

奇怪的是，不說太遠，難道60、70一代的人不知道這些嗎？他們拉扯80、90后的負擔，一點不比現在年輕人輕，怎么他們就愿意生了？

因為信息差因素，一切來源于互聯網的助攻。

直到網上沖浪興起前，中國社會仍然講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可否認，很多被視為榜樣的老一輩夫妻，是被強行撮合一起的。

磨合得好，湊合著過，一輩子就過去了；磨合得不好，最后一定要用句號結束關系，出于家丑不可外揚的心理，要么離婚不離家，就算分道揚鑣也是低調處理，不會廣而告之。

可到了網絡時代，在極致信息化面前，信息差壁壘轟然倒塌，一方面見義勇為、拾金不昧、敬業愛崗等好人好事，不再淪為酒香巷深。

可另一方面，出軌、家暴、婆媳互掐等婚戀負面新聞，也隨著傳遍每一個角落，加上流量推波助瀾，婚后各種瑣碎被拍成短視頻，以販賣焦慮的形勢廣為傳播，不管從哪個角度出發，男女老少總能找到痛點。

長期耳濡目染，“逃婚”“逃育”逐漸成為一股龐大的輿論思潮。

這事真的無解嗎？

不知大家有沒有發現，目前最有生育意向的分為兩撥人：

一撥是頂層階級和中產精英，不是越有錢越要生，以龍生九子態勢，令家族傳承壯大，就是中產使勁雞娃，期望下一代完成圈層躍遷；

另一撥是條件比較差的底層家庭，反正情況也不能更糟糕了，自己這一代已成定局，不如寄希望下一代出人頭地，從大山溝走出個鳳凰。

反觀條件不好不差，人數最龐大的中下群體，最不愿意生，原因是“覺醒”了，不想湊合過一輩子，更不想辛苦大半輩子，最后淪為行走的提款機，只好堅定奉行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宗旨。

既然這樣，可以考慮在建立全民生育補助制度的基礎上，適當加大對“兩撥人”的政策支持，不論是“生娃適當減賦稅”，還是針對底層百姓的生育扶持皆可，最后以“先育帶動后育”。

不過長期來看，想回歸幾十年前“人口大爆炸”的景象，不大可能了，國家越是發達，越要接受“人口負增長”的事實。

而這恰恰說明，不生孩子是盛世才有的福利，至少生與不生，還有選擇權。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