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駐德國、俄羅斯特約記者 青 木 管 迪 本報記者 單 劼 沈 圣 鄭 璇 夏溫新
編者的話：“歷史是國家和人類的傳記。”俄羅斯作家列夫·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這樣寫道。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蘇聯偉大衛國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5月8日和9日分別是二戰“歐洲勝利日”和俄羅斯“衛國戰爭勝利日”。當今世界變亂交織，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在此背景下，歐洲和俄羅斯民眾如何看待二戰歷史？《環球時報》記者日前對英國、德國以及俄羅斯一些民眾和學者進行采訪，了解這些國家如何進行二戰歷史教育，以及大眾如何看待這段歷史的現實意義。

德國學生瓦格納

《兄弟連》英國演員馬修·里奇（前排左二）和“寥寥幸運者506”活動參與者重返二戰阿登戰役發生地。

俄學者維利索夫

“國家面前無小我”
1945年5月8日午夜，在柏林郊區卡爾斯霍斯特，法西斯德國正式簽署無條件投降書。此時，英法等歐洲國家還是5月8日，因此這一天成為“歐洲勝利日”，而蘇聯當時已經是5月9日凌晨，因此9日被定為蘇聯的“衛國戰爭勝利日”。蘇聯解體后，“衛國戰爭勝利日”成為俄羅斯每年最隆重的節日之一。
28歲的俄羅斯青年亞歷山大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俄非常重視二戰歷史教育，從小學到高中都有關于這場人間浩劫的歷史課程，重點講解戰爭的歷史背景、過程、重大事件及其影響。
曾在俄羅斯留學6年的中國青年小李也向記者回憶了他在求學期間看到的俄羅斯是如何進行二戰歷史教育的。“從小學到高中，俄羅斯關于蘇聯偉大衛國戰爭的課程和活動貫穿始終，包括課堂講座、電影播放、繪畫比賽、老兵采訪、愛國歌曲教學等。”小李說，他在俄人民友誼大學讀研期間，70多歲的教授帕夫洛維奇給學生們布置過一個作業——觀看蘇聯二戰題材電影《老將出馬》，撰寫觀后感并在班里做陳述。“當時班里許多俄羅斯學生都未曾看過這部電影，而帕夫洛維奇教授對我們說‘青年人要學會珍惜現在的自由與和平生活，那是無數戰士用生命換來的’。”
“對年輕人和中年人來說，可能更多是從書本和媒體中了解這段歷史，而對于一些老年人來說，他們曾深切地感受戰爭帶來的傷痛，很多人的親人朋友在戰爭中犧牲。”亞歷山大對記者這樣說。俄羅斯科學院社會科學情報研究所首席研究員維利索夫告訴記者，自己的祖父與外祖父都參加了二戰，前者從1942年到1945年一直在歐洲戰場作戰，并在奧地利迎來了勝利日；后者則在1945年在亞洲與中國軍民并肩作戰，對抗日本軍國主義。維利索夫稱，他祖父和外祖父講述的那段歷史影響了他的生活態度，“國家面前無小我，在特殊時期，我們需要做出犧牲來保衛國家”。
米哈伊爾是莫斯科國立庫塔芬法律大學的一名學生，他的曾祖父內烏伊明曾參加蘇聯偉大衛國戰爭。“他（曾祖父）很少講述那時候的事情，但我們知道，由于戰爭，他失去了父母”。米哈伊爾認為，對于俄羅斯來說，記住蘇聯偉大衛國戰爭的歷史極為重要，這仍是凝聚俄羅斯社會的關鍵因素。
現在，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世界日益動蕩不安。英國輿觀調查公司日前公布的民調顯示，多個歐洲國家的民眾認為世界正面臨新一輪全球沖突的緊迫威脅，其中法國和西班牙的多數受訪者持此觀點。
亞歷山大等部分俄羅斯民眾認為，未來不會爆發全球性的大規模沖突，但二戰留給世界的主要教訓就是“不要重蹈覆轍”。帕夫洛維奇教授則表示，遺忘歷史意味著重蹈覆轍。
讓歷史更鮮活，《兄弟連》演員組織重走戰場
2001年，美英合拍的電視劇《兄弟連》首播，英國演員馬修·里奇在其中扮演美國士兵弗洛伊德·塔爾博特。這部劇不僅打動了多國觀眾，也讓里奇本人深刻理解了二戰的沉重。如今，已淡出演藝圈的他通過自己創立的機構繼續向公眾傳遞這段歷史。
里奇的外公曾是英國欽迪特部隊的一員，深入緬甸叢林與日軍作戰；他的爺爺則是經歷過“敦刻爾克大撤退”的老兵。然而，對于長輩們在戰場上的更多細節，里奇卻所知有限——因為經歷過戰爭的那一代人往往不愿主動提及那段經歷。
2000年，里奇通過《兄弟連》的試鏡。2003年，《兄弟連》被中國引進，由此被更多觀眾熟知。20多年來，里奇與這部劇的其他演員始終保持著緊密聯系——他們不僅定期聚會，更與他們所飾演的老兵及其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誼。
幾年前，里奇創立了名為“寥寥幸運者506”的組織，名稱靈感來自莎士比亞《亨利五世》中的經典臺詞“我們寥寥幾人，我們幸運的寥寥幾人，我們是兄弟連”。這也是《兄弟連》劇名的由來。最初，該組織主要通過線上播客形式，邀請演員、導演和歷史學家共同探討劇集及其背后的歷史。新冠疫情過后，“寥寥幸運者506”開始組織實地考察活動，帶領歷史愛好者重走二戰戰場，包括阿登戰役的發生地比利時巴斯托涅等。“我們的參與者來自世界各地，職業背景也五花八門，既有學生也有退伍軍人。”里奇告訴記者：“我們不是專業歷史學家，但希望吸引年輕人參與進來，讓歷史保持鮮活的生命力。”
里奇觀察到，如今歐美的二戰史教育主要側重本國內容，很少涉及東方戰場，如中國等國的巨大貢獻。他認為，如果能更全面地講述各國的犧牲，效果會更好。“二戰歷史告訴我們，這個世界再也承受不起這樣的浩劫。現代軍事科技的破壞力遠超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全球性沖突很可能會以更慘烈的方式迅速終結。”他說，希望人們能汲取歷史教訓。
里奇的合作伙伴之一保羅·伍達奇是一位深耕二戰歷史的英國歷史學家，現居法國諾曼底。作為專業向導、作家和視頻博主，他經常與歷史學者交流，分享二戰故事，并參與電視節目制作和會議演講，致力于傳播有關二戰的記憶。
已年逾半百的伍達奇表示，其伯祖父參加了諾曼底登陸，祖父在炮兵部隊服役，祖母加入了女子志愿服務隊。出于對二戰歷史的濃厚興趣，伍達奇選擇定居諾曼底——這個每年吸引500萬游客的二戰關鍵戰役發生地，并通過數十年的實地考察和自學成為該領域的專家。
在伍達奇看來，歐洲人對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紀念從未間斷，特別是在諾曼底地區，各種紀念活動和博物館持續吸引著全球訪客，“駕車穿越諾曼底，二戰的歷史撲面而來”。然而，伍達奇也意識到，隨著二戰老兵相繼離世，未來孩子將無法在現場傾聽這些親歷者對戰爭的講述，而更多需要從歷史資料中了解這段歷史。
“和平與外交的聲音必須強于鼓動戰爭的聲音”
1945年5月8日法西斯德國正式簽署無條件投降書的地點，是現在的柏林卡爾斯霍斯特博物館。德國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的活動已于4月中旬陸續開始，而其中柏林卡爾斯霍斯特博物館備受關注。
據美媒報道，上述博物館二戰時曾是德軍軍官餐廳，之后被蘇聯軍隊用作軍事設施。1967年，東德當局將這座建筑改建為“投降博物館”。1991年蘇聯解體之后，這個地方成為了德俄博物館。2022年5月，博物館從其名稱中刪除對俄羅斯的提及。
柏林卡爾斯霍斯特博物館館長、歷史學家莫雷日前在接受《環球時報》駐德國特約記者采訪時表示，博物館改名一事引發爭議。他強調，博物館內有關二戰歷史的常設展覽沒有改變，該館的核心部分投降大廳也保持了原貌。此外，博物館外花園里的蘇軍坦克和戰車也一直保持展覽。
根據柏林卡爾斯霍斯特博物館的介紹，5月8日館內計劃舉行多場活動，包括攝影展、歷史電影鏡頭中的法西斯德國投降簽字儀式等。記者采訪時，一場有關1945 年法西斯德國投降的展覽正在舉行，從漢諾威專程前來參觀的一個退休老年人旅游團隊正在看展。一名叫卡特琳的退休老師告訴記者，他們這一代人大多是戰后出生的，參觀展覽希望多了解父母一代的歷史，也希望把歷史完整地傳遞給下一代。
二戰結束后，德國進行了深刻反思。戰后德國歷屆領導人都明確承認，納粹德國發動侵略戰爭，德國對其后果“全面承擔責任”，并向受害國人民“認罪、道歉”“請求寬恕”。正在北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德國年輕人克里斯蒂安·瓦格納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德國學生很小就會在學校了解納粹德國和希特勒的可怕行為，包括法西斯主義。“我一生中遇到的幾乎每個德國人都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懷有強烈感受，他們不希望悲劇再次發生，對發生在受害者身上的事情感到非常抱歉。”瓦格納稱，作為一個從事大眾傳播理論研究的人，他在探索一些宣傳行動是如何在二戰的爆發中起作用的，包括它是如何驅使人們做出邪惡行為的，以及為什么一些人覺得自己比別人優越。
“有人告訴我，要不惜一切代價，甚至包括生命，去捍衛所謂的‘自由民主’，因為這是世界上‘最高的價值觀’，但我想問：‘有什么比生命本身更重要？’”面對動蕩的國際局勢，瓦格納稱外交、對話和相互尊重才是最重要的。在一個多極世界中，和平會給世界帶來最大利益。
相較于德國，日本政府對其在二戰中的行為反思明顯缺乏。日本還在教科書中逐漸淡化甚至美化其侵略歷史、歪曲歷史真相。“作為一個德國人，我發現這（日本對二戰缺乏反思）很難理解，直到我研究了戰后誰統治過日本，包括曾在1957年至1960年擔任日本首相的岸信介。”瓦格納分析說，德國在戰后不允許前納粹分子繼續掌權，這是德國和日本對二戰歷史立場不同的重要原因。
“歐洲的年輕一代很重視歷史，他們不想要戰爭，但問題是一些媒體的報道正在影響他們的看法，部分媒體和政客不斷談論戰爭，這可能讓一些人認為除了戰爭，別無選擇。”瓦格納認為，和平與外交的聲音必須強于鼓動戰爭和破壞的聲音，媒體在向大眾宣傳外交解決辦法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