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老朱今兒在里頭不？”1960年9月23日晌午，中南海西門執勤的警衛員王德勝聽見這聲帶著濃重湖北腔的詢問，手里的登記簿差點滑落。眼前這個身著粗布褂子的老漢，正用布滿老繭的手指著紅墻內比劃。他的竹筐里塞著發霉的糠餅，褲腳沾滿干涸的泥漿，卻直挺挺站在崗哨前重復著： “就找朱總司令，俺們是老相識。”

這份直截了當的請求驚動了整個警衛連。時任公安部長的羅瑞卿聞訊趕來時，正看見老漢從包袱里掏出個油布包，里頭整整齊齊疊著張1934年的《紅星報》，泛黃的頭版上赫然印著朱德與戰士們在贛南的合影。 “當年朱老總說，不管啥時候有事，拿這個來中南海。”老漢的這句話，讓在場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這個自稱羅忠文的七旬老人，此刻像棵倔強的老松杵在中南海門前。他的故事要從咸寧的稻花香里說起——1926年的那個夏夜，二十九歲的長工羅忠文攥著半塊發餿的麥餅，蹲在村口碾盤上聽北伐軍的宣傳員演講。當聽到 “耕者有其田”五個字時，這個大字不識的莊稼漢突然站起身來，麥餅碎屑簌簌落進衣襟里： “算我一個！”就這樣，這個湖北農民扛著鋤頭參加了赤衛隊。

1932年秋的鄂豫皖蘇區，已經成為紅軍排長的羅忠文在黃安戰役中遭遇了人生最驚險的時刻。他所在的突擊隊誤入敵軍重機槍陣地，子彈像暴雨般傾瀉而下。 “當時我右腿中了兩槍，腸子都流出來了。”多年后老羅說起這段，還會下意識捂住腹部， “要不是朱軍長帶騎兵連沖過來，我這把骨頭早爛在泥巴里了。”朱德親自給他包扎時說的那句 “革命的火種要留著”，成了他后半輩子的精神支柱。

最傳奇的當屬湘江突圍那次。1934年冬，紅一軍團司令部被桂系軍閥咬住尾巴，撤退到瀟水邊時發現浮橋被炸。身高一米八的羅忠文二話不說背起朱德就往河里蹚，十一月的江水冷得刺骨，老羅的舊激得鉆心疼。 “朱老總趴我背上直喊'放下我游過去'，我說您指揮千軍萬馬的手，哪能泡在這冰窟窿里！”這段往事后來被改編成話劇，在延安大禮堂連演了七天。

新中國成立后，這個本該享受師級待遇的老兵卻做了件讓人費解的事。他揣著復員證明回到咸寧鄉下，在自家茅草屋前掛起 “光榮軍屬”的木牌，白天掄鋤頭，晚上教民兵打綁腿。1953年縣里要給他安排工作，他擺擺手： “仗打完了，該把位置留給年輕人。”直到1959年大旱，眼看著鄉親們啃樹皮充饑，老羅才翻出珍藏的《紅星報》，揣著最后半袋炒面上了北去的火車。

羅瑞卿安排他在招待所住下時，發現老漢的布鞋底磨穿了三個洞。朱德得知消息連夜從北戴河趕回，兩個老戰友見面那刻，朱老總一把攥住羅忠文的手： “你個羅蠻子！二十多年不來找我，非得等鄉親揭不開鍋？”第二天，三十輛滿載救濟糧的卡車就從鄭州調往咸寧。有意思的是，押車的戰士后來回憶，羅老漢硬是跟著車隊回去，路上啃的還是自家帶的炒面。

這個故事在1962年軍委擴大會議上被朱德提起時，元帥摘下眼鏡擦了擦： “我們共產黨人，就該像羅忠文這樣，功成身退時不伸手，群眾有難時不沉默。”而遠在湖北的羅老漢，此刻正蹲在剛修好的水渠邊，往記事本上歪歪扭扭地寫： “六零年九月廿四，朱老總撥糧五萬斤，來年定要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