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思靈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

【導讀】5月7日，印度和巴基斯坦爆發了近50年最激烈空戰，引發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此次沖突的導火索可以追溯到4月22日在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的一起針對游客的槍擊事件。在短短兩周多的時間內，局勢陡然升級，印度向巴基斯坦境內多個目標發射導彈進行報復，而巴基斯坦方面則宣稱擊落5架印度戰機。那么，印巴何以至此？

針對此次沖突，一些分析歸咎于印度政府。因為目前還未有證據表明游客槍擊有巴官方介入，但印政府迅速將其定義為巴方支持武裝分子，并采取了切斷對巴水源供應、驅逐巴外交人員、發動導彈襲擊等強硬措施，直接導致對抗升級。也有分析認為，克什米爾地區能夠長期存在武裝活動的現象值得思考，而巴方通常否認直接聯系。本文從2019年印度單方面改變克什米爾現狀這一事件出發，認為印度以內政方式處理外交這一敏感問題，是導致印巴局勢升級的深層原因，這繼而使得印巴外交從“拒和與求和”狀態重新回歸到20世紀的“零和博弈”模式。

作者指出，自1947年以來，印巴雙方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均缺乏靈活性。印度始終堅持克什米爾是其固有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巴基斯坦則主張應依照聯合國相關決議通過公投實現克什米爾人民自決，而2019年印度單方面取消其特殊自治地位的舉措，完全排除了克什米爾回到公投的可能性。近年印度憑借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增長，強勢壓制巴方訴求，莫迪政府自2016年起以“反恐”拒絕與巴方對話，并通過南亞合作對巴實施外交孤立。而這種強勢外交呈現明顯的矛盾性：印度一方面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克什米爾問題，強調這是印度內政；另一方面與巴沖突激化時，又積極尋求國際調停以制約巴方。這反而刺激巴方不愿在“零和博弈”中示弱，導致雙邊關系陷入惡性循環。

文章還分析了大國博弈因素，指出美國的立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冷戰時期支持巴基斯坦，到持中立立場，再到如今支持印度的訴求。與此同時，聯合國調停作用式微，其常規做法是各打五十大板，很難形成針對印度的決議，繼而加劇了巴基斯坦的不滿情緒。而中國雖然一直保持相對克制的態度，但印度卻在國內掀起了新一輪反華浪潮，渲染“中國是巴基斯坦的唯一支持者”“中國對印度的崛起懷有敵意和不安”等論調，損害了中印的政治互信。

這篇文章或許揭示了，當前這輪印巴沖突既是歷史積怨的集中爆發，也反映出印度在地區權力格局中日益強勢的地位。這種變化帶來的影響遠超南亞范圍：一方面它沖擊了現有的多邊合作機制與進程；另一方面也使中國崛起的國際環境更趨復雜。最終使全球秩序的不確定性顯著增加。

本文原載《現代國際關系》2019年第10期，原題為《印巴圍繞克什米爾爭端的外交博弈及其影響》，轉自“南亞研究通訊”，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印巴圍繞克什米爾爭端的外交博弈及其影響

2019年8月5日，印度宣布廢除其憲法第370條，取消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的特殊自治地位，建立“查謨和克什米爾”與“拉達克”兩個“中央直轄區”。這一決定擬于10月31日生效。印度此舉引起巴基斯坦激烈反彈與中國的不滿，巴方隨即主動降格與印度的外交關系；巴總理伊姆蘭·汗一改此前對印度克制忍讓的態度，于9月6日表示將對敵人進行全面回應，指責印度又一次在實際控制線顯示出侵略的姿態。同時，印度向巴發出戰爭威脅，國防部長辛格聲稱印度應重新考慮“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印巴關系緊張有愈演愈烈之勢，邊境交火事件時起。與此相應，印巴外交博弈從此前的“拒和與求和”狀態回歸到20世紀的“零和博弈”，并在國際社會積極開展外交較量。本文擬在進行歷史考察的基礎上，重點分析印巴圍繞克什米爾爭端的外交博弈不斷升級并回復“零和”的深層次原因，并梳理其對兩國關系、地緣政治格局等可能造成的影響。

▍印巴圍繞克什米爾爭端的零和外交博弈

克什米爾問題產生之后，印巴圍繞克什米爾爭端展開了外交博弈，從“零和博弈”一路曲折走到了“合作博弈”，2016～2019年逐漸走向非對稱的（印度）“拒和”與（巴基斯坦）“求和”，負和博弈與正和博弈相交織，如今重回“零和”模式，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

1947～1999年間為“零和博弈”階段。印巴之間的認知模式是“敵人”范式，在克什米爾爭端上均堅持克什米爾應當歸屬自己的底線，雙方均不愿意在自己堅持的博弈目標上退步，導致了四次的戰爭沖突。在此階段的外交博弈過程中，冷戰格局、蘇聯解體等均對印巴外交博弈產生了重要作用。第一次印巴戰爭前后，英美等國充當了中立的調停者角色；第二次印巴戰爭前后美國是貌似中立的角色，中國支持了巴基斯坦，蘇聯傾向于支持印度；第三次印巴戰爭前后的外交博弈則形成印蘇對陣中美巴同盟。印度在獲得蘇聯外交支持情況下，尤其在印蘇友好條約支持下，發動了肢解巴基斯坦的戰爭。美國與中國則在外交及軍事援助方面給予巴基斯坦支持。卡吉爾戰爭前后，大國基本回歸中立的立場。合作博弈的出現與美國反恐戰爭密切相關，印巴均承認巴基斯坦的恐怖主義是巨大的安全威脅。這一外交博弈的結果既為當時雙方外交博弈進入“合作博弈”階段提供了條件，也為2016年之后雙方外交博弈逐漸回歸“零和”埋下隱患。

2000～2015年間為“合作博弈”階段。2001年7月，巴基斯坦總統訪問印度，雙方就克什米爾問題的會談未取得成果，但訪問舉動本身就顯示出雙方想突破舊有的沖突模式，使對話成為常態。“9·11事件”發生之后，美國發動反恐戰爭，印巴均看到并抓住了與美國加強關系的契機，美國也要求印巴緩和關系，配合美國的反恐戰爭。這構成了印巴外交“合作博弈”的重要背景。2002年10月22日，印度主動提出印巴關系和平路線圖，其措施包括開通直達克什米爾控制區首府的長途汽車運輸。2003年4月18日，印度總理瓦杰帕伊在克什米爾地區表示開創克什米爾“新時期”，與巴基斯坦就克什米爾重啟談判。巴基斯坦由此改變了以往的立場，不再堅持首先解決克什米爾問題再談其他問題，同意與印度開展全面對話。2003年11月25日，印巴兩國在克什米爾邊境實現停火。2004年，印巴兩國正式開啟全面對話，巴基斯坦甚至同意不再堅持通過公投解決克什米爾問題。此后，印巴雙方領導人進行多次會晤，對話開始成為常態，雙方的外交關系呈現出“正和博弈”的態勢。但是，2008年孟買恐怖襲擊事件使“正和博弈”的勢頭遭遇挑戰，2012年之后，雙方邊境交火事件呈現高發態勢，“合作博弈”舉步維艱。

2016年，以印控克什米爾地區軍事基地烏里被襲擊為標志，印度主動關閉了與巴基斯坦對話的渠道。印度莫迪政府開始實施孤立巴基斯坦的戰略，在雙邊層面拒絕與巴對話，在地區層面拋棄南盟，孤立巴基斯坦，在全球展開外交攻勢，宣稱巴是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這種勢頭在第一階段的“零和博弈”時期就已經出現）。巴基斯坦的外交活動此時與印度并不對稱，重心仍然放在希望與印度實現對話上，但遭到印度莫迪政府的拒絕。2019年5月莫迪再次贏得大選，巴基斯坦希望印度能夠邀請伊姆蘭·汗參與莫迪就職典禮，但印度并未理睬，印度將巴基斯坦解決恐怖主義問題作為重開對話的前提條件，印巴雙方的外交博弈已經無限接近“零和博弈”。

2019年8月5日，莫迪政府宣布成立查謨和克什米爾與拉達克兩個“中央直轄區”。印度這一決定徹底激怒了巴基斯坦，伊姆蘭·汗一改此前不斷向印度釋放妥協信號的做法，轉持強硬立場，發誓要在國際社會與印度進行斗爭。這意味著印巴外交博弈回歸“零和”模式。雙方外交博弈不斷升級，誰也不愿意在外交沖突的道路上做個“膽小鬼”。事件發生后，雙方之間不僅進行了相互的語言威脅，且采取一些針對性舉動。2019年8月12日，伊姆蘭·汗聲稱印度在克什米爾的行動與納粹類似。8月14日，伊姆蘭·汗宣稱要在克什米爾問題上戰斗到底。9月6日，伊姆蘭·汗表示將對敵人進行全面回應，認為印度又一次在實際控制線顯示出侵略的姿態。巴基斯坦陸軍總司令卡馬爾·巴哈瓦（Qamar Bajwa）表示，收復克什米爾是巴未竟的事業，巴人民與軍隊已經做好準備為克什米爾兄弟犧牲一切，履行對克什米爾的承諾，直到最后一顆子彈、最后一個士兵和最后一口氣。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向印度政府傳遞信息，表示巴在1965年有足夠的力量對入侵進行回應，現在也擁有能力捍衛克什米爾人民的權利；巴將不眠不休，不會默許或放棄，直到印度在克什米爾停止可怕的侵犯人權行為，克什米爾人民獲得聯合國決議規定的自決權。印度方面對巴基斯坦給予了強硬的回應。印度國防部長辛格除了發表關于要重新考慮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之外，還宣稱即使與巴進行會談，主題也只限于巴控克什米爾（PoK）。印度副總統文卡亞·奈杜（M Venkaiah Naidu）于9月6日表示，盡管受到嚴重挑釁，印度一直保持克制，但如果遭到攻擊，將給予侵略者難以忘記的回擊。

在言語交鋒的同時，印巴雙方采取了一些“零和博弈”行動。一是雙方在實際控制線不斷有小規模交火事件，互相指責對方破壞了停火協議；二是巴基斯坦驅逐印度特使，降級雙邊關系，同時中斷與印度的貿易；三是巴基斯坦拒絕了印度總統飛越巴基斯坦領空赴冰島的申請；四是印度于9月初再次指認四名巴基斯坦人為恐怖分子。與此同時，印巴雙方在國際場合展開外交博弈，各不相讓，既利用聯合國等多邊舞臺進行辯論、斗爭，又主動出擊，爭取支持伙伴。

▍印巴外交博弈升級背后的合力作用

印巴克什米爾爭端外交博弈升級、回歸“零和博弈”，是由于多種因素的合力作用，是偶然與必然的結合，其中既有根本性的客觀因素，也有主觀因素，更有印巴雙方實力失衡以及國際形勢變化的大環境。

（一）根本原因

印巴圍繞克什米爾爭端的外交博弈目標與立場缺少靈活性。歷史上，印巴關于克什米爾博弈爭端的外交目標發生過表面上的變化。巴基斯坦的博弈目標相對變化性較小，其基本的訴求包括：一是查謨與克什米爾是爭議領土；二是查謨與克什米爾的爭議地位得到聯合國安理會1948年8月13日決議、1949年1月5日決議的承認，印巴均接受這些決議；三是這些決議一直有效，且不能被任何一方單邊拋棄；四是印巴關于查謨與克什米爾未來地位的談判旨在確保克什米爾人民獲得自決權，該權利就是由安理會決議所規定、由國際社會監督執行的自由公平的公投；五是公投應當為查謨與克什米爾人民提供永久加入巴基斯坦或印度的選擇；六是印巴關于查謨與克什米爾地區舉行的關于查謨與克什米爾未來地位的談判應當根據《西姆拉協議》與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來舉行。但是，在“合作博弈”時期，尤其是穆沙拉夫執政時期，巴基斯坦的外交目標發生了變化，穆沙拉夫提出人稱“克什米爾新思維”的四點建議：印巴均承認克什米爾爭端為核心，開始談判解決爭端，不考慮不為三方接受的任何解決方案，選擇最靈活及可接受的選項。據此，巴基斯坦實際上放棄了過去堅持公投的立場（印度不接受以公投方式解決問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印巴之間出現了短暫的和平與對話階段。但是總體上看，印巴雙方圍繞克什米爾爭端的外交博弈目標沒有實質性變化，即核心都堅持認為克什米爾是屬于自己的領土。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印度認為建立兩個“中央直轄區”的決定是其內政。印度此舉無疑完全排除了印控克什米爾回到公投的可能性，這是當前印巴克什米爾爭端升級最根本的原因，并直接觸發印巴外交博弈的升級。

（二）主觀原因

印度對印巴克什米爾爭端外交博弈的主導性發揮了重要作用。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印度對印巴克什米爾爭端外交博弈的主導性不斷加強。一是塑造巴基斯坦是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的形象。不管是2001年印度議會遭襲事件，還是2008年孟買恐怖襲擊事件，印度均認為巴基斯坦是幕后支持者。且在印巴外交博弈中，印度成功地讓巴基斯坦自己承認恐怖主義是超過印度的國家安全威脅，這成為此后印度升級外交博弈的重要誘因。2016年印度利用烏里恐怖襲擊事件徹底改變了印巴克什米爾爭端外交博弈的合作狀態，實施孤立巴基斯坦的外交戰略。這次印度成立兩個“中央直轄區”的行為被認為是與恐怖主義問題和安全緊密相關。印度一直認為，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的恐怖主義活動均得到巴基斯坦支持，美國特朗普與塔利班的“交易”可能使克什米爾地區面臨著更大的恐怖主義壓力，因為隨著美國急于撤出阿富汗，巴基斯坦塔利班必然復興，將會為查謨與克什米爾帶來更多的麻煩，包括武裝圣戰分子進入克什米爾地區。因此，有人認為是特朗普的阿巴新策略觸發印度重新改變查謨和克什米爾的憲法地位，起而“保衛”印控克什米爾的安全。

二是在外交博弈中印度堅持認為克什米爾是印度的一部分，印巴克什米爾問題只能由印巴雙方自己解決，但印度從未與巴基斯坦認真協商解決，其本質是印度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偷換概念，主導印巴克什米爾爭端外交博弈，即巴基斯坦想與印度談判克什米爾，但印度卻只提恐怖主義問題。爭端伊始，印度歡迎第三方調解。第一次印巴戰爭爆發之前，印巴先后向英國通報對方在進行軍事準備，發動戰爭。印度主動將克什米爾問題提交裁決，希望聯合國能夠譴責巴基斯坦的“侵略行為”。1948年4月21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要求印巴雙方停火，為在克什米爾地區進行公投創造條件，并規定成立聯合國印巴委員會，以主持和監督克什米爾地區公投。1948年8月和9月印巴分別接受了這一決議。但印度對聯合國未能公開譴責巴基斯坦的侵略感到失望，對決議執行進行了抵制。此后，印度長期處于矛盾狀態，在爭取外部勢力支持時，反對外部大國干涉克什米爾問題，聲言是其內部問題。但在與巴基斯坦打得不可開交之時，印度卻也積極尋求外部的調停與對巴基斯坦制約。如第三次印巴戰爭爆發的1971年，英迪拉·甘地遍訪西方國家，請求各國政府首腦利用他們的影響改變巴基斯坦的“破壞性”政策。在卡吉爾事件中，印度有效地利用外交優勢反對巴基斯坦，讓八國集團國家認為巴基斯坦應當為克什米爾軍事對峙負責，且認為巴基斯坦利用軍事行動改變現狀是不負責任的，呼吁巴基斯坦從實控線的北部撤出軍事力量，歐盟公開地呼吁巴基斯坦立即撤出滲透者。美國也認為巴基斯坦是改變現狀的始作俑者。此后，印度在大多數情況下均堅持巴基斯坦必須解決恐怖主義問題，再來談克什米爾爭端問題。在2019年8月5日雙方外交博弈進入“零和”階段之后，印度對巴基斯坦提出的克什米爾爭端置之不理，反而提出巴基斯坦必須先行解決恐怖主義問題。9月6日，印度外交部長蘇杰生在新加坡參會時表示，印度愿意與巴基斯坦進行會談，但前提條件是“沒有恐怖主義之槍瞄準我們的腦袋”，并宣稱大多數國家已經接受“廢除查謨與克什米爾的特殊地位是印度內部事務”。他進一步表示，印度一貫的立場是如有問題就需要商談，印度對會談是開放的，但應該像兩個文明鄰國一樣商談，而不是說“我愿意與你會談，但是我保留有炸你城市的權利”。蘇杰生再次強調了巴基斯坦在恐蘇杰生再次強調了巴基斯坦在恐怖主義問題上沒有采取行動：“我們聽到的是巴基斯坦愿意會談，但你聽說它們在恐怖主義問題上做什么了嗎？”

三是南亞地區的地緣政治結構呈“眾星拱月”的狀態，決定了大多數南亞國家難以挑戰印度的中心地位，這種地緣政治上的主導性決定了其在印巴克什米爾爭端外交博弈中的主導性。正是依托于這樣的外交博弈主導性，印度當年在蘇聯的支持下在第三次印巴戰爭中肢解了巴基斯坦，成功地將外交博弈的主導性回饋于地緣政治主導性。在新時期的“零和博弈”外交階段，顯然印度企圖主導印巴外交博弈，以壓促變，使巴基斯坦徹底失去與印度爭奪地緣政治主導權的資格。

（三）客觀原因

印巴之間國家實力失衡，戰略互信缺失，民族主義抬頭與外部變量增多的推波助瀾。國家綜合實力是外交博弈最重要的基礎。在印巴較長時間內的外交博弈中，任何一方均無法取得決定性的優勢。新世紀之后，印巴經濟實力的發展呈現失衡狀態，巴基斯坦長期內亂不止，經濟發展緩慢，印度則進入快速增長時期，綜合實力不斷增強。2018年，印度國內生產總值達到2.58萬億美元，巴基斯坦國內生產總值僅3130億美元，雙方差距巨大。這顯然是印度“拒和”之倚仗，也是巴基斯坦“求和”的重要原因。正如莫迪在8月15日印度獨立日演講時所說：在這不到70天的日子里，我們做到了過去70年來都沒有做到的事。與72年前相比，印度自信心大為增強，彼時在與巴基斯坦的克什米爾戰爭沖突中還曾主動要求聯合國出面調停，此時則信心滿滿認為改變克什米爾特殊地位是印度的內政，其他任何國家無權置喙，克什米爾爭端應由印巴自己解決，同時下定決心在雙邊層面只論巴基斯坦的恐怖主義問題，堅持克什米爾屬于印度的一貫立場。

印巴戰略互信的嚴重缺失是印巴圍繞克什米爾爭端的外交博弈回向“零和”的又一重要原因。在克什米爾爭端問題上，任何一次的國際社會調停以及印巴雙邊的協定或方案均未能成功地長期執行，印巴雙方均把國內的大部分安全問題歸咎于對方的陰謀。比如2008年孟買恐怖襲擊事件后，印度停止了與巴基斯坦的全面對話，此后于2010年僅恢復部分對話，雙方在克什米爾地區的摩擦加劇，直至2019年外交博弈全面進入“零和”階段。民族主義情緒在加劇戰略互信缺失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尤其2019年2月雙方爆發空戰以來，相互之間敵對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兩國領導人未能及時剎車，反而裹挾民族主義走得更遠。

雖然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但外因對內因的反饋及影響不容忽視。當今世界力量格局變遷下的中美貿易戰、中東局勢的變化構成了印巴克什米爾爭端外交博弈的大背景。在這種大背景下，印度外部形勢較為有利，成為美國、俄羅斯、中國等大國爭相拉攏的對象，巴基斯坦則處境較困難，在美國戰略中的地位在某種程度上從反恐戰爭時期的“寵兒”淪為“棄子”，這種形勢和境遇的變化使印度以為國際環境對自己有利、目前是繼續打壓和孤立巴基斯坦以實現自己地緣政治目標的最佳時期。這構成印度挑起印巴外交零和博弈的重要動因。

▍印巴外交博弈升級的深遠影響

正如有學者研究指出，克什米爾具有重要的地緣與戰略價值，克什米爾爭端與地區以及全球大國的利益相互交織。在英國殖民時期，克什米爾就被當作英屬印度與俄羅斯、中國之間的緩沖區。當前，面對印巴爭取外交支持的努力，外部國家的態度難免要受現實主義政治的影響。在印巴互不讓步、外交博弈零和化凸顯的新階段，國際社會恰逢中美戰略競爭不斷加劇，印度崛起自信增強且不斷擺出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與對峙的姿態。因此，印巴圍繞克什米爾爭端的外交博弈對地區乃至世界格局均有一定的影響。

就印巴雙邊關系而言，轉圜的余地似乎不大。與之前相比，在當前的印巴克什米爾爭端中，聯合國的作用已經大幅下降。盡管巴基斯坦竭力向聯合國安理會及人權理事會控訴印度違反了聯合國有關決議，侵犯克什米爾地區的人權，但在新的國際環境和形勢下其做法很難見效。聯合國不會特別針對印度采取行動，其常規做法是各打五十大板，很難形成針對印度的決議，一些大國對印度在克什米爾地區違反人權的做法則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很難施壓印度撤銷新成立的“中央直轄區”。這必將導致巴基斯坦對印度的不滿情緒持續滋長。同時，印度企圖主導印巴克什米爾爭端的做法也使雙方進行對話的空間日益縮小，立場不斷趨于僵硬和強硬。而印度國內印度教民族主義推波助瀾，使得莫迪很難在克什米爾問題上采取妥協的姿態，也較難向巴基斯坦釋放善意的信號。換言之，在現階段，雙方都不愿意在“零和博弈”的道路上做個“膽小鬼”。印巴“零和博弈”必將使雙邊關系的不確定性增加，克什米爾地區的邊境沖突有擴大的趨勢和風險，擦槍走火的可能性在加大。在國際場合，印度宣稱克什米爾是印巴雙方之間的問題，應當由雙方來解決；但在雙邊層面，印度目前顯然沒有與巴基斯坦進行雙邊對話的打算，堅持巴基斯坦必須在恐怖主義問題上做出行動，印度才有可能與巴基斯坦進行對話。問題是在印度教民族主義情緒的刺激下，即使巴基斯坦真如印度所說在恐怖主義問題上采取舉動，印度也未必會與巴基斯坦進行雙邊會談。可以說，繼續對巴基斯坦實施孤立戰略仍然是印度的既定選擇，在莫迪與伊姆蘭·汗執政時期，很難看到雙方有轉圜的余地。

對各大國而言，印巴外交博弈利弊不盡相同。對印美關系來說，它提供了進展的契機。鑒于目前美國以遏制中國為其既定戰略，利用印度牽制中國是其主要打算，因此在印巴克什米爾爭端的外交博弈中，美國實質上支持了印度。換言之，從冷戰時期支持巴基斯坦，到持中立立場，再到如今支持印度的訴求，為了維護其霸權秩序，美國在克什米爾爭端問題上的立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019年9月21日，印度總理莫迪到訪美國，與特朗普進行了高調表演，莫迪甚至在休斯敦會見印裔美國人的集會上為特朗普準備了一篇溢美之詞，宣稱特朗普的名字幾乎出現在全球政治的每一次對話中。莫迪將在印度大選時使用的“莫迪時代已到來”的口號送給特朗普，改為“特朗普時代已到來”。9月25日，特朗普在講話中稱贊莫迪給印度帶來團結，是“印度之父”。盡管莫特之間有互粉嫌疑，但這次莫迪高調訪問時刻，正是印巴克什米爾爭端緊張之際，其目的顯而易見，既為印度在克什米爾爭端中爭取外交支持。印度還將特朗普對待伊姆蘭·汗和莫迪的態度進行對比，印度媒體注意到特朗普在短時間內會見了莫迪兩次，只會見了伊姆蘭·汗一次。在克什米爾爭端的外交博弈中，印度大肆宣揚美國、法國等國家支持印度。因此，莫迪的行為顯然是對美國所謂的支持投桃報李，也希望特朗普繼續支持印度的立場。特朗普也投其所好，多次表示克什米爾爭端應當由印巴雙方自己解決。

對中印關系來說，印巴外交博弈在原有的不信任中又打進了楔子。面對此次印度設立兩個“中央直轄區”的做法，中國支持巴基斯坦的立場（印度的看法）。同時，由于所謂“拉達克中央直轄區”將中印邊界西段中方領土劃入印的行政管轄范圍（中國從未承認克什米爾地區的拉達克屬于印度），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利益，中國對此進行了外交抗議，并在聯合國安理會支持巴基斯坦提出討論克什米爾形勢的訴求。在某種程度上，印度國內掀起了反華浪潮，開始渲染“中國是巴基斯坦的唯一支持者”“中國對印度的崛起懷有敵意和不安”等論調。盡管中國采取了較為克制的態度，但中印之間的政治互信受到損害，雙方關系的發展勢頭會受到制約。

印度有人指責中國聯合英國在聯合國安理會非正式磋商會議上支持巴基斯坦反對莫迪政府廢除憲法第370及35條款的決定，中國與英國是“自封”的克什米爾問題第三方裁判。有人稱中國明顯對印度懷有敵意，認為中國希望克什米爾爭端繼續發酵，因為這是利用巴基斯坦牽制印度并使之陷入困境的“廉價機制”；同時宣稱中國關注點不在克什米爾，而是在拉達克，認為中國在拉達克邊境地區建造軍用設施。還有人認為，不管是在印度加入核供應國集團，或全力支持巴基斯坦方面，中國沒有顯示出對印度改變立場的任何跡象，中印互信再一次受到沖擊。有人提出，如果中國想要印度支持包括臺灣、西藏、新疆、香港在內的“一個中國”政策，那么中國必須支持“一個印度”。駐美國的印度外交官表示，中國最近支持巴基斯坦的行動將導致中印關系降溫。9月10日，中巴發表了一份關于查謨和克什米爾的聯合聲明，印度外交部激烈反應，反對中巴聯合聲明，聲稱查謨和克什米爾是印度的組成部分，并要求中巴停止經過巴控克什米爾的經濟走廊建設。

就地緣政治形勢而言，印巴雙方均在克什米爾地區采取支持武裝組織在對方領土上進行活動的“非對稱”手段，使地區安全局勢更加復雜。可以預見的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印控克什米爾地區不會從“亂”到“治”，更有可能從“亂”到“更亂”。從雙方的外交博弈可以看出，印度廢除克什米爾地區的特殊地位招致當地巨大的反彈，否則印度也不會增派大量軍隊對該地區進行封鎖，切斷交通通訊，抓捕政治領導人。按照巴基斯坦的說法，印度派出的軍隊已經達到70萬～100萬，證明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的形勢非常嚴峻。盡管印度可以將印控克什米爾地區所發生的一切暴力行為歸咎于巴基斯坦，但該地區仍然是穆斯林占據主體，且有著較強的獨立主張與意識，當地的反抗運動可能會加劇，極有可能導致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對立加劇。一旦沖突失控，引發印巴兩國之間戰爭，地區地緣政治結構必將發生重組，而中國則處于這種地緣政治變動的“風暴眼”區域。

歷史經驗告訴人們，印巴克什米爾爭端的外交博弈與地區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動緊密相關。尤其在冷戰時期，印巴“零和”外交博弈成為地緣政治變化的契機。蘇美正是通過印巴克什米爾外交博弈在南亞地區展開了激烈的地緣政治競爭，較為深入地影響了地區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在冷戰時期甚至形成了印蘇與美中巴的對抗，克什米爾問題成為支持或反對的博弈指標。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積極撮合印巴解決克什米爾爭端重要目標就是聯合印巴反對中國。當前國際形勢發生了極大變化，中美戰略矛盾不斷加劇，印度在地區與全球政治中的地位明顯上升，中印戰略競爭的勢頭也在出現。從這個角度看，印巴克什米爾爭端的外交博弈有可能為一些別有用心的國家尋求同盟、進而遏制中國制造縫隙。

與此同時，中印共同參與的多邊合作進程也可能會受到影響，其中尤以金磚國家與上海合作組織為代表。出于對中國在外交上支持巴基斯坦的不滿，印度肯定會尋找反制中國的手段，在金磚峰會以及上海合作組織抵制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可能會成為其策略選擇。而且印度和巴基斯坦均是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雙方的外交博弈勢必將對未來上海合作組織合作議程的展開產生負面影響。一旦在這些多邊場合發生重大變化，受損的將不僅是多邊合作機制與進程，中國崛起的國際環境也將變得更復雜，大變局的不確定性將會增加。

▍余論

印巴外交博弈激烈，進入“零和博弈”狀態，不過發生大規模沖突的概率較小，因為兩國盡管經濟與軍事能力不對等，但都是核武器國家，只要能理性思考，均會力避災難性的選擇。現階段雙方在核戰爭方面的言論實際上是在威懾對方不要輕易發動戰爭。緊張過后，預計印巴外交博弈會進入“有限合作博弈”階段。

在印巴外交較量中，中國具有特殊的地位，既是利益相關方，也是印巴沖突的調停者。中國一直呼吁雙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勢失控。巴基斯坦是中國的友好鄰國，雙方關系較為穩定。但印巴外交博弈對中印關系產生了沖擊。此外，印度人民黨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對中印關系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影響，莫迪執政以來，雙方的摩擦正在增多，2018～2019年，兩國在拉達克發生多次對峙。結合印度的表現，中國可能需要嚴肅思考印度改變查謨和克什米爾的現狀背后的戰略意圖，至少目前取消查謨和克什米爾的特殊地位可為其在該地區進行軍事準備提供便利。同時也要警惕克什米爾外交博弈成為形成反華陣線的機會。

編輯 | 劉懿陽、馬司冬

本文原載《現代國際關系》2019年第10期，原題為《印巴圍繞克什米爾爭端的外交博弈及其影響》，轉自“南亞研究通訊”，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