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談判前夕，特朗普宣布取得了重大勝利，然而事情的真相卻是，在對等關稅暫緩后36天，特朗普政府終于達成了首個貿易協議，而這個國家，既不是首先與美國談的日本，也不是貝森特提及到的印度，而是英國。

或許這才是最戲劇性的，實際上，這也很好理解。

日本雖然作為美國的傳統盟友，但是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對于依賴美國市場的日本而言，是一場國難，更別提《廣場協議》這個前車之鑒，一旦日本輕易妥協，等待日本的將會是無窮無盡的《廣場協議》。

印度的零換零建議顯然打動不了美國，更何況如今的印度正深陷于印巴沖突之中，從目前的局勢來看，什么時候結束還是一個未知數。

然而美國卻等不起了，尤其中美經貿接觸在即，他們必須要拿出一個像樣的成果。

從美英的貿易協議來看，英國對美關稅由之前的5.1%下降到1.85，而美國對英國的關稅，由此前的3.4%上升至10%，除此之外，美國取消對英國鋼鋁25%的關稅以及10萬輛以內的汽車關稅從27.5%下降到10%。

實際上，自從脫歐以來，英國就希望能與美國達成自由貿易協議，但是美國卻看不上，即使后來英國作出讓步，選擇與美國簽署“基礎貿易協議”，依舊沒有實現。

如今特朗普政府卻顯得特別慷慨，或與即將到來的中美接觸有關。

特朗普政府發起的關稅戰已持續近40日，然而在此期間，美國并未與任何貿易伙伴達成實質性貿易協定。

特朗普政府最初采取的關稅施壓策略，其核心邏輯在于試圖利用部分經濟體相對脆弱的抗風險能力，通過快速施壓促使其在貿易談判中讓步，進而制造國際社會的“囚徒困境”效應。

在此情境下，各經濟體因信息不對稱與利益博弈壓力，可能被迫采取非合作性策略（如單方面妥協或貿易報復），最終導致多邊貿易體系陷入無序競爭狀態。

然而，中國通過系統性反制措施打破了這一戰略預判。

在美方單邊加征關稅后，中方迅速啟動涵蓋商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準入等多領域的對等反制機制，并同步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等區域合作框架的深化，形成多邊貿易網絡對雙邊貿易摩擦的制衡。

這種“以規則為基礎、以多邊為依托”的反制模式，不僅穩定了自身產業鏈供應鏈，更向國際社會傳遞了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明確信號。

值得注意的是，中方反制措施引發的示范效應，客觀上改變了其他經濟體的談判預期。

面對中美經貿博弈呈現的長期化特征，歐盟、日本、東盟等主要經濟體普遍采取“戰略觀望”姿態，通過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推動WTO改革等方式分散風險，而非在美方設定的雙邊談判框架下倉促妥協。

這種集體理性選擇直接導致美國“分而治之”策略的失效。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面臨雙重壓力：一方面，持續加征的關稅已對美國農業、制造業等實體產業造成實質性損害，消費者福利損失與就業市場波動加劇國內政治壓力；

另一方面，貿易政策工具的邊際效用遞減，迫使美方亟需通過象征性“勝利”重塑國際談判話語權。近期美方在數字服務稅、農產品準入等局部議題上的策略調整，以及通過國際組織渠道釋放的“階段性成果”信號，均反映出其試圖通過制造“突破性進展”來扭轉當前戰略被動態勢的迫切需求。

因此，特朗普急于宣布取得了重大勝利，或為后續談判造勢，不過中國早已表明立場，如果美國要搞當面一套，背地一套，脅迫訛詐中國，中國不會與美國達成任何協議。

在這樣的背景下，特朗普又改變口氣，表示對華145%關稅太高了，不可持續，未來一定會下調，還對此次中美瑞士會談寄予厚望。

然而看似服軟的背后，依舊暗藏著特朗普的心機，他表示如果此次會談順利的話，會考慮降低對華關稅。

從這番表態，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還是需要中國先做出讓步，他才會考慮降低對華關稅。

不過特朗普還是趁早取消這個念頭，因為這輪關稅戰的主動權早已不在美國手上。

物價上漲，資本逃離，通脹上升和失業率上升擔憂加劇。

禍不單行的是，美國17州聯合起訴特朗普政府，指控其叫停電動車充電樁資助計劃，并且扣押數十億美元資金。

這背后不僅是特朗普想推行傳統能源與時代潮流相悖的矛盾，更是美國財政捉襟見肘的窘境。

不過，特朗普政府顯然還未達到痛感臨界點，中國也沒有對此次會談抱任何希望，這場貿易戰或正進入“上甘嶺時間”。

信息來源：《什么情況？美國17州聯合起訴特朗普政府》財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