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荊紫山桃花。視覺中國供圖

　　又是一年賞花時。說起古都洛陽的名花，首先躍入腦海的一定是“甲天下”的牡丹；牡丹的雍容，又象征著盛唐那樣的繁華時代。今人很少注意到，牡丹盛放之前，中古時代的洛陽已經(jīng)被另一種絢麗所浸染，那就是中原大地上盛放數(shù)千年的桃花。

　　中古洛陽，夭桃遍野

　　考古發(fā)現(xiàn)業(yè)已證明，桃樹是原產(chǎn)于中國的重要樹種。將桃樹果實作為食物的歷史似乎由南方開創(chuàng)，距今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遺址即有野桃核出土。桃作為食物進入中原的歷史似乎要略晚，距今3000年的安陽殷墟遺址中還未發(fā)現(xiàn)桃核的影子。

　　到西周時期，桃樹在洛陽盆地周邊已屢見不鮮。武王翦商凱旋，“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桃林”作為一個寫實的地名，位于今河南省三門峽市與陜西省潼關(guān)縣之間，是洛陽盆地通往關(guān)中平原的必經(jīng)之路。伴隨著周公旦營建洛邑，河南西南部至江漢平原北部擁有了《詩經(jīng)》中“周南”這一地名，而“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正是其中今人所熟稔的名句之一。

　　考古證據(jù)顯示，西周初期華北已經(jīng)出現(xiàn)桃的栽培品種，但“桃林”這樣的地方或仍以野生品種為主，果實的鮮美與后世有很大差距。先秦時代的良種桃大概極為稀缺，否則春秋時“二桃殺三士”的邏輯就顯得更加不可思議。

　　兩漢時期，北方桃樹的人工培育取得很大進展，新品種層出不窮，甚至伴隨絲綢之路遠傳至西域。唐代史家專門記錄一筆的撒馬爾罕金桃，就是中原品種在中亞再度改良優(yōu)化的成果。隨著良種桃樹經(jīng)濟價值的不斷凸顯，大面積人工栽培成為可能。

　　西晉時，那位少年時因豐神俊朗而被首都仕女圍觀的潘岳，在河陽縣（今洛陽市孟津區(qū)境內(nèi)）任職，下令百姓在洛陽城北的丘陵山地廣種桃樹和李樹。這一可能原本出于改善百姓生計考慮的施政措施，使河陽意外獲得“花縣”的美譽，桃花的觀賞性在此凸顯。南北朝時期文學家庾信甚至將“河陽一縣花”與“金谷滿園樹”相提并論。

　　金谷園是潘岳政治盟友與文學同道石崇在洛陽城郊的園林別墅，與河陽縣隔黃河相望。石崇是著名富豪，對金谷園的打造不遺余力，自稱“有清泉茂林，眾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其中的“眾果”，應包括桃樹。

　　中古洛陽屢遭兵燹，城內(nèi)外的園林營造則不斷推陳出新，其間桃樹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洛陽伽藍記》記載，北魏孝文帝遷洛后營造的華林園中，“有仙人桃，其色赤，表里照徹，得霜即熟”，據(jù)說即是王母蟠桃的人間變種。

　　以果實為主要產(chǎn)品的桃樹不可能單獨栽種，至少要連片成林。這份春天的遺產(chǎn)延續(xù)到唐朝，洛陽城內(nèi)外的座座桃園，在青瑣飛檐與煙樹壟畝之間織出片片紅霞。如能在白居易棲居的香山向北極目遠望，河陽的爛漫花海在天際涌動著壓倒性的氤氳。

　　我們有理由猜測，當少年王維以一首七言古詩《桃源行》致敬陶淵明、寫下“兩岸桃花夾古津”的句子，腦海中浮現(xiàn)的或許就是洛、伊二水兩岸的無邊春景，是《洛陽女兒行》中遍布廊下檐前的艷麗桃花。

　　充盈一切的桃林是青年詩人的留駐之地

　　作為觀賞花卉，桃花花型較小，與牡丹的豐滿富麗相形見絀；但由于其花序密度甚大，加以規(guī)模化的栽種，遠觀整體效果更令人震撼，正如唐代詩人吳融所謂“滿樹和嬌爛漫紅，萬枝丹彩灼春融”。桃花明艷的色彩只有在燦爛的陽光下更得其宜，是以“桃紅復含宿雨”遠不如“雨打梨花深閉門”膾炙人口。

　　三四月的洛陽降水不多，暖陽熏風中的爛漫桃林成為春季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非少數(shù)階層所能壟斷。唐代城市的公共空間發(fā)育尚不充分，堪與現(xiàn)代大型商業(yè)復合體媲美的洛陽南北市，只是文學影視作品中的想象；城中坊墻遮不住的桃花與城外原野看不盡的桃林，才是凡人目光在那個遠去時代的留駐之地。

　　武則天時代，洛陽一度成為王朝中樞的常駐地，對神都繁榮的吟詠詩篇迅速增多，“洛陽城東桃李花”的歌唱壓倒了“長安大道連狹斜”的描摹。年輕詩人劉希夷的《代悲白頭翁》貫穿了對桃花的書寫與感嘆，芳樹下的公子王孫與落花上的清歌妙舞，共同形塑出詩篇的華彩樂章，沖淡了“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的感慨。這不是竹外三兩枝的桃花，而是漫山遍野、充盈一切的桃花，觸手可及的青春在其中理所當然地張揚著舞步，似乎可以伴隨時空無限延展。美少年與白頭翁，青春與衰老的張力并存，而詩人心中的青春力量終究更勝一籌。

　　在照明工具尚不發(fā)達的時代，夜晚的大型聚會終究是一種奢侈，“臥后清宵細細長”才是先輩的日常。充分的時間得以醞釀充沛的情緒、涵養(yǎng)充足的敏感，洛陽春夜中的李白聽到一曲妙密閑和的笛聲，頓時聯(lián)想到了自己的故園。獨坐檐角堂前影影綽綽的桃花之旁，這位游子所懷念的未必是峨眉山月或蜀江春水，更可能是曾經(jīng)落腳的江漢小城安陸。那也是一個不眠的春夜，栽滿桃李的芳園中，天地逆旅與光陰過客俱為身外。

　　桃花為歷史投射出更為復雜的色彩

　　洛陽城中的桃花并非都以祥和安適的態(tài)度開放，也不總是青春與繁榮的注腳。李賀用“東方風來滿眼春”的著名開篇描寫洛陽春天，卻緊接著“花城柳暗愁殺人”的句子，“暗”與“愁”的使用給春天賦予了幾分詭譎的氣息。從長時段觀察，這種詭譎其實是中古時代洛陽的另一種常態(tài)。

　　西晉末年，意氣驕奢的石崇在52歲時被政敵誣殺，為其殉情的著名歌姬綠珠從金谷園的高樓一躍而下。500年后的杜牧在憑吊時不無傷感地說道：“落花猶似墜樓人。”這里的落花不一定是桃花，卻符合桃花飄落時的風格：萬點飛紅飄然委頓，古都春天的每次離去都有著一去不復返的決絕。

　　公元528年的四月，洛陽城北、黃河南岸的河陰，北魏皇帝、太后與王公百官兩千多人被軍閥爾朱榮在一天內(nèi)全部撲殺，洛陽的菁華人物大半殂謝。四月的黃河之畔，對岸的河陽已是桃花落盡、其葉蓁蓁。而那位在河陽種桃的潘岳早已在200多年前，就與石崇一起被相同的政治漩渦吞噬。金谷園早已淪為丘墟，曾精心栽培的名貴桃樹終將回歸到野生叢林的樣子。

　　千年之間的幾起幾落，洛陽遭遇的每一次傾頹，廢墟審美中仍有桃花的一席之地。“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唐代的洛陽城東的春景中，漢魏洛陽故城的殘垣斷壁靜臥草萊，與背后松楸千冢的邙山，并不缺乏幾叢野桃作為裝點。那位因“山雨欲來風滿樓”而著名的許渾徘徊在這片廢墟，“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成為其所有歷史感慨的歸結(jié)。

　　桃花美麗，桃樹則被中國文化很早賦予了神秘的力量。追日的夸父訇然倒地，曾經(jīng)支撐身體的手杖化為中原大地上的廣袤桃林。早在《山海經(jīng)》中，桃木即作為門神的武器被穩(wěn)定地賦予辟邪驅(qū)鬼功能。然而，洛陽周邊的桃林終究沒能幫助一個個王朝逃脫衰微喪亂的歷史，只為歷史規(guī)律的無情演進投射出更為復雜的色彩。

　　世易時移，杏花疏雨逐漸占據(jù)春天舞臺的中央，河洛大地上的爛漫桃林也終究為江南更加精巧別致的桃花塢與桃花庵所替代，被明清才子如唐伯虎點染成我們熟悉的形象。

　　那已是中國文化的另一篇章了。

　　（作者系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