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勝利日之思

5月9日，俄羅斯舉行盛大慶典，紀念蘇聯偉大衛國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5月8日，法國各地的城鎮與鄉村舉行了莊嚴儀式，悼念戰爭中的亡者，并紀念歐洲勝利日80周年。

當地時間2025年5月8日，法國巴黎，退伍軍人在凱旋門附近準備參加慶祝活動，以紀念歐洲二戰結束80周年。

5月8日一天在法國仍是公共假日。總統馬克龍在巴黎向戴高樂雕像獻花，步行至凱旋門，重新點燃無名戰士墓前的長明火，并檢閱部隊。儀式包括默哀一分鐘、《馬賽曲》演奏、馬克龍關于“1945年勝利價值觀”的講話，六國軍樂隊的演出、法軍閱兵、戰時車輛展示、歷史再現及空中飛行表演。

然而，在歐洲國家中，如法國這般隆重紀念歐洲勝利日的并不多。有些國家僅做簡約紀念，不設假日；另一些稱呼不同，或在不同日期紀念。如今，俄烏戰爭持續、國防開支上升、美歐關系轉變，這些紀念活動更提醒人們：歐洲的和平歷史既短暫，也脆弱。

法國國防部本周表示：“1945年5月8日勝利80周年意味著我們肩負雙重責任：既是對最后在世戰爭見證者的尊重，也是對年輕一代的傳承。”紀念不僅是緬懷犧牲，更要將記憶傳遞下去。

德國也秉持相同理念，今年首次將歐洲勝利日設為公共假日。柏林這座城市保留了大量戰爭與大屠殺的歷史記憶地，今年將舉辦紀念活動、展覽、見證者講述、戲劇演出、公共討論、電影放映、音樂會和導覽游。曾為納粹集中營的遺址也在春季舉辦了隆重的解放紀念儀式，邀請幸存者出席。

2025年的歐洲正面臨諸多新現實。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似已不再與歐洲共享自1945年以來支撐跨大西洋聯盟的價值觀。如今的歐洲也難再依賴美國保障其安全。美國的“和平計劃”傾向于直接、溫和地與普京溝通，甚至采納了俄羅斯的一些立場。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我們所熟知的西方，已不復存在”。

面對安全局勢的根本變化，歐洲正大幅提升國防預算。馬克龍將法國2025年軍費目標定為GDP的3.5%，每年增加300億歐元。德國總理梅爾茨更進一步表示：“面對我們大陸上對自由與和平的威脅，國防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這位財政保守派在上任前便成功推動了軍費與基礎設施預算的大幅增長。

其他國家也紛紛跟進：比利時、丹麥、芬蘭、波蘭、捷克、波羅的海國家，甚至包括親俄的匈牙利與斯洛伐克在內，共有16個歐盟國家啟動預算豁免機制，以應對顯著增長的國防支出。

這些變化表明，在俄烏戰爭延宕、國際秩序動搖之際，歐洲正加緊增強自身安全與戰略自主性。歐洲勝利日不再只是慶祝納粹戰敗和戰爭結束的儀式，更成為反思與警醒的時刻。

康奈爾大學學者恩佐·特拉韋索（Enzo Traverso）在《雅各賓》的文章認為，法西斯幽靈正在歐洲勝利日重現，極右翼的勢力在歐洲的影響力已達到1945年以來的最高點。

幾十年來，西方世界把歐洲勝利日作為展示自身力量與價值觀的重要儀式。在這種敘事中，西方不僅是強大的，更是道德上的優越者。這套自由民主的紀念機制曾運行得極為順暢，參與者圍繞共同記憶、象征與價值凝聚在一起，鞏固了盟友之間的認同。

1985年戰爭結束四十周年之際，聯邦德國正式參與紀念活動。時任總統魏茨澤克在聯邦議會發表演講，強調德國應將這一天視為“解放日”而非“戰敗日”。

冷戰結束后，歐洲勝利日進一步被塑造成西方全面勝利的象征——資本主義的勝利、軍事與制度的穩定、經濟繁榮，以及一種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一些學者甚至稱之為“歷史終結”，也有人將其比作好萊塢式的大團圓結局。

但到了今天，這一紀念儀式卻顯得格格不入，仿佛屬于一個早已過去的時代。第三帝國垮臺八十年后，法西斯主義在歐洲再度回潮。如今歐盟已有六個國家——意大利、芬蘭、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羅地亞和捷克——由極右翼政黨執政，其他國家如德國、法國、波蘭和西班牙，也都出現了極右翼勢力的迅速崛起。

在這樣的背景下，國際性的紀念活動甚至顯得有些尷尬。畢竟，作為“1945年解放者”繼承者的美國副總統萬斯，如今卻在頌揚德國的極右翼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而埃隆·馬斯克，也可能用一個類似羅馬敬禮手勢表達所謂的“自由”。

與此同時，在俄羅斯，普京紀念蘇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犧牲的兩千萬人民。

我們的歷史坐標正逐漸失衡，傳統的記憶方式已難以解釋我們混亂而矛盾的現實。盡管歐洲勝利日具有官方性質，它同樣曾是左翼的重要歷史節點。正如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所強調的，它象征著啟蒙精神對野蠻的勝利——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這對對立而又共同繼承啟蒙傳統的力量，聯手擊敗了第三帝國。在二戰后形成的“抵抗文化”中，這種反法西斯斗爭被理解為捍衛文明的正義之戰。盡管這種看法在許多方面成立，但也未免過于簡化。

因此，我們或許不應再停留于被儀式化、被收編的紀念方式，而應借此契機對歷史進行更深刻的批判性反思。歐洲勝利日所慶祝的，是一場多層次世界大戰中軍事聯盟的勝利，但在戰爭結束后建立的新世界秩序中，那場“啟蒙聯盟”并未真正延續。

對左翼而言，二戰的結束曾是抵抗運動的勝利——正是這些運動賦予了戰后政權以民主正當性。在大多數西歐國家，民主并非由勝利者強加，而是由人民在反抗法西斯中爭取來的成果。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段歷史記憶正在退化。曾代表反法西斯勝利的政治傳統正逐漸被邊緣化，而極右翼勢力卻在多個歐洲國家迅速崛起。他們高舉民族主義、身份政治與“安全”之名，削弱民主制度，甚至開始重新定義過去。在這樣的背景下，紀念歐洲勝利日已不能只是一個懷舊的儀式，而應成為喚起批判意識的契機。

洛倫·巴爾霍恩（Loren Balhorn）在《雅各賓》的文章則討論了一個更具體和復雜的問題。在德國，公眾對勝利日的討論主要圍繞著是否應該禁止俄羅斯官員參加紀念活動。作者認為，這場爭議可能會讓人們忽視二戰的真實歷史，以及在極右翼威脅日益加劇的時代，這段歷史仍然具有多么重要的現實意義。

德國外交部發布了一份非正式指令，建議在80周年的勝利日紀念活動上，“禁止邀請俄羅斯和白俄羅斯代表”。盡管這一提議并非正式規定，但它已經影響了德國政府的決策，導致他們決定邀請駐德國的所有認證外交官，唯獨排除了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的外交官。與此同時，以色列大使仍然收到了邀請。

部分政治人物和地方政府，包括柏林特雷普托區的官員，明確反對這一提案，認為應該邀請所有國家的外交代表。反對這一決定的政治家薩赫拉·瓦根克內希特（Sahra Wagenknecht）稱這種做法為“丑聞”。她批評德國試圖否認蘇聯在打敗納粹德國中的關鍵作用，并警告這可能為與俄羅斯的對立關系提供借口。

雖然德國的中右翼政府并非以進步為代表，但它最終選擇不邀請俄羅斯代表，可能是出于避免政治沖突的考慮。這一切背后揭示了當前復雜的國際局勢，尤其是紀念納粹德國戰敗的這一天，俄羅斯問題的爭議使人們忽略了二戰歷史中更深層次的意義。人們是否應該在此時重新審視二戰的歷史，而非被當前的戰爭所蒙蔽？

一種簡化的歷史敘事忽視了納粹德國在東方戰場上實施的種族滅絕計劃。納粹政權的目的是通過消滅包括猶太人在內的整個人群來為其“新德國”騰出空間。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工業化屠殺，只因蘇聯及盟軍的共同努力才得以阻止。若沒有紅軍的勝利，歐洲將面臨更加黑暗的未來。因此，勝利日不僅是紀念二戰中為世界自由獻身的英雄，也提醒人們防止極右翼勢力復興。

二戰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帝國主義大國間的沖突，特別是納粹對共產主義的仇恨。希特勒的反猶太主義與他對工人運動的敵視密切相關。納粹通過將猶太人和工人運動相聯系，構建了一種符合資本家利益的極端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不僅是為了領土擴張，更是為了摧毀全球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

自1933年希特勒上臺以來，納粹將反共作為核心政策，視蘇聯為威脅，旨在摧毀社會主義國家和全球工人運動。盡管西方國家（如英國、法國、美國）未及時制止希特勒擴張，但最終不得不與蘇聯聯手抵抗納粹。

西方的遲疑為希特勒擴張提供了空間，最終導致戰爭爆發。這場戰爭不僅僅是爭奪領土，更是為了摧毀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力量，這是納粹侵略的根本動因。

作者認為，無論是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希臘的游擊隊，還是法國的地下抵抗組織，或是三千五百萬為紅軍效力的蘇聯公民，如果沒有他們爭取社會主義的斗爭，反法西斯戰爭是不可想象的。將那些抗爭與法西斯主義混為一談，是對那些為此獻身者的褻瀆。

對于所有社會主義者和反法西斯主義者來說，歷史修正主義和地緣政治博弈不僅不誠實，還極其不負責任。今天的世界或許不如80年前那般，但它越來越像二戰前，右翼力量加強了對民主的控制，而氣候危機加劇了全球性的末日感。如果人們希望本世紀比上世紀更好地結束，那么需要的不是一場戰爭，而是一次深刻的社會轉型。二戰中的游擊隊仍能激勵人們，但他們已不能為今天的行動提供明確的方向。

教育監控與學生隱私權爭議

隨著亞馬遜四集紀錄片《監控高中》（Spy High）于上月開播，2009年發生在賓夕法尼亞州費城勞爾梅里恩（Lower Merion）學區的“網絡攝像頭門”重新回到了公眾視野。在該事件中，勞爾梅里恩學區通過遠程啟動學校發放的筆記本電腦攝像頭，偷拍了56000張學生在校外（包括臥室）的照片。其中最令人震驚的是，15歲的布萊克·羅賓斯（Blake Robbins）因一張手拿彩色糖果的照片被指控販毒，羅賓斯和偷拍事件的其他受害者共同向勞爾梅里恩學區提起訴訟，最終學區同意支付61萬美元賠償以達成和解。

《監控高中》（Spy High）海報

《衛報》則刊登了一則題為“學校是否在網上監控你的孩子”（Is your school spying on your child online?”）的評論文章，對學生監控技術在今天被大規模使用這一現象進行了討論。文章作者查德·馬洛（Chad Marlow）指出，盡管在勞爾梅里恩學區的不當行為被曝光后的16年里，我們再也沒有看到過如此規模的基于網絡攝像頭的侵犯隱私行為，但作為兩名公立學校學生的家長，他清楚地知道，學校幾乎每時每刻都在侵犯另一個極端私密的地方——我們孩子的心靈。

馬洛寫道，正如《監控高中》的觀察，自新冠大流行導致美國學校關閉以來，學生監控技術被方便地重新包裝成“遠程學習工具”，進入了幾乎所有從幼兒園到高中的學校，推動了價值30億美元的教育科技監控產業的增長。大流行結束后，為了保住這部分利潤，教育科技監控行業在沒有可靠證據的情況下，轉而宣稱其產品是預防學生暴力和自殺的一種有效手段。

文章指出，知名教育技術監控供應商提供Gaggle、GoGuardian、Securly和Navigate360等產品會審查和分析學生的數字生活，包括他們的私人短信、電子郵件、社交媒體、學校文件以及他們搜索的關鍵詞和訪問的網站。也就是說，在2025年，只要學校能夠訪問學生的數據——無論是通過學校賬號、學校提供的電腦或者甚至是使用學校相關教育軟件的私人電腦，他們就可以知道孩子們如何思考、研究和交流。這意味著今天的父母們兒時那些不為世界所知的私人談話、想法和犯下的錯誤，學校都將了如指掌。隨著學校將持續監控常態化，今天的孩子逐漸習得他們以電子方式閱讀和寫作的東西都不是私密的。于是，他們也學到了要避免泄露私人想法以及可能因此面臨的教訓，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停止或嚴格限制電子交流，并且完全避免探索不受歡迎和不因循守舊的想法。這不是養育一代兒童的正確方式。

馬洛認為，美國學校花費數十億購買學生監控產品，但這些產品并不像其宣稱的那么有效，可能傷害學生，并且會占用原本屬于更有效的干預手段的資源。他呼吁聯邦政府停止資助學校購買效果未經證實的學生監控技術，鼓勵家長在當地采取行動，引導學校做出更好的決策。

美國非營利教育媒體The 74近期對《監控高中》的導演喬迪·麥克維-舒爾茨（Jody McVeigh-Schultz）進行了采訪。麥克維-舒爾茨談到，他在費城的一個郊區長大，2010年時就聽說過羅賓斯的故事，但這個曾經轟動一時的事件后來就銷聲匿跡了。在和費城郊區的富裕居民交談時，他清楚地意識到社會地位的關鍵指標之一就是教育，勞爾梅里恩學區的公立教育有著很高的評價，因此事件發生后，社區的很多居民不希望學校被起訴。當人們發現自己的孩子在被學校監控時，他們的第一反應竟然是擔心房產價值受到影響。

麥克維-舒爾茨還發現，人們對于應該擁有多少隱私的期待存在很大差異。2010年的一則新聞采訪中，受訪者表示既然是學區發放的電腦，那么學區理所當然可以隨時監控。但在導演看來，最重要的問題在于透明性，學區不僅沒有告知學生這些筆記本電腦會以各種方式受到監控，不應帶進臥室，IT部門還特別認為不應告訴學生和家長電腦安裝了監控軟件，理由是這可能讓被盜的電腦無法追蹤。麥克維-舒爾茨還談到，當監控無處不在并在教育中廣泛使用，弱勢群體最終會受到負面影響。2010年時人們就發現，在被監控的學生中，非裔美國人的比例過高。種族歧視和技術濫用同時存在。

和馬洛一樣，麥克維-舒爾茨也表達了對監控技術可能影響學生自由表達和自我探索的方式的擔憂，他同樣認為這是一條危險的道路。他特別提到，2022年，明尼蘇達州修改了法律，禁止學校及其技術提供商通過學校發放的筆記本電腦或軟件追蹤學生活動，以及出售、共享或傳播學生的教育數據，他說這是一個重大的舉措，并表示希望隨著人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不斷加深，這樣的改變會越來越多。

2024年8月，諾蘭·希格頓（Nolan Higdon）和艾莉森·巴特勒（Allison Butler）的《監控教育：應對學校中隱私的顯著缺席》（Surveillance Education: Navigating the Conspicuous Absence of Privacy in Schools）一書由勞特利奇出版社出版。兩位作者在書中展現了無所不包的監控如何成為現實，以及從基本隱私權到教育質量所面臨的危機。2024年9月，兩位作者接受了美國左翼媒體《真相揭曉》（Truthout）的專訪。

希格頓談到，如今，學校監控無處不在，形式也多種多樣。從教室里的電視和攝像頭等“智能”設備，到Canvas或Moodle等教育平臺，甚至通過電子郵件和Zoom等必要的通訊方式，監控無處不在。并且，被監控的不僅僅是學生，教師也受到了跟蹤和監控。更令人擔憂的是，所有這些被收集的數據并非僅限于學校內部使用，它們被分享給教育科技公司、政府機構、數據經紀人、投資基金以及幾乎所有能夠購買或訪問這些數據的人。

對于這項技術所承諾帶來的安全保障，希格頓表示目前尚不清楚這些工具是否真的讓學校更安全。巴特勒則補充說，技術往往會煽動家長、教師和學生的恐懼和焦慮。在當前關于校園是否應該禁用手機的爭論中，一個反對的理由就是即便在學校中使用手機會令學生分心，但會讓他們更加安全。在有足夠證據證明校園中存在暴力和危險的情況下，家長可以通過手機這一電子繩索在孩子在校期間拴住他們。而利用家長和老師對兒童安全的擔憂正是科技公司尤其殘酷的一點。我們被許諾用某種技術作為社會暴力這一復雜問題的簡單解決方案。然而當技術被當作唯一的出路時，我們就無法審視其他可能有價值的想法，例如在支持人們的心理健康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或是在學生在校期間提供更多的課外活動選擇。

兩位作者還談到，有色人種學生比白人學生更容易受到監視。生成式人工智能帶有其創造者的知識和偏見。研究表明，這些工具不成比例地將有色人種學生貼上罪犯的標簽，并錯誤地將性少數學生標記為存在心理健康問題，而這些問題有時被視為潛在校園槍擊案的警示信號。這些工具沒有提升安全，而是在佐證暴力行為，并不公平地懲罰無辜的學生，尤其是來自最弱勢群體的學生。她們還談到，隱私和信任對于教育而言都是至關重要的，監控技術讓學生們無法真正地學習，也無法與老師建立一種建立在彼此信任和相互尊重基礎上的關系。

在希格頓和巴特勒看來，我們可以做很多事情來應對這個問題。首先需要向人們解釋使用這些工具的真正成本，反駁那種“我們沒有做錯事，為什么要在意被監視”的普遍觀點。教師應該和學生和家長聯合起來，爭取隱私，甚至為被竊取的數據尋求賠償。教師還應該幫助學生了解第三方是如何追蹤他們的生活的，學生有權對學校使用這些工具提出質疑和抗議。學校還應該探索專用軟件的方案，以實現在不犧牲隱私的情況下提升學習質量。如果管理人員、教師、學生和圖書管理員能夠攜手合作，學校就能像一個完全了解課堂上發生的一切的社區那樣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