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富士山都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登山愛好者，然而，在正式開山時間以外的時段，富士山其實是“關閉”的。

一旦進入六合目以上（尤其是七合目、八合目）的高海拔危險區域，就屬于違法違規行為。

但一些人并未把這項禁令放在心上，冒險攀登的行為，也讓當地政府和救援人員疲于奔命。最近，一位中國留學生的“霉開二度”的騷操作更是點燃了當地市長的怒火。

“我只是忘了手機還在山上回去拿而已。”——面對日本救援人員這位中國年輕男子語氣平靜。但在富士山八合目的寒風中，這句輕描淡寫的話語，卻讓人一時間分不清是錯愕，還是無奈。

原來，這名27歲的中國籍男子大學生在短短四天內富士山上“二次遭難”。5月22日，他第一次報警稱自己丟失了登山用的冰爪（也稱“アイゼン”）無法下山。

于是靜岡縣消防出動直升機冒著風雪將他救援下山，送往醫院。而僅僅過了四天，他又想起自己的手機沒拿回再次一人登上富士山，然后到了5月26日有人在海拔三千米處發現他再次癱倒在地，全身擦傷，身體發抖，于是救援隊員又不得不挺進風雪線，再次將他護送下山送進院。

且據警方消息該男子在兩次登山中都未提交登山計劃書，且富士山當時仍處于閉山期，不具備開放登山的基本安全條件。令人遺憾的是，至今相關人員并未從他口中聽到任何一句公開的道歉或反思。

這起“回頭撿手機”的二次遭難，很快在日本社交媒體上引發激烈討論，各路大V有人痛批其魯莽，也有人質疑——日本救援這些人的費用真的該由納稅人承擔嗎？

兩次救援行動的費用究竟由誰承擔？要知道日本救援直升機出動一次的成本，根據各地消防廳和山岳救援組織的數據，大致在40萬至200萬日元之間（約合人民幣2萬至10萬元），以長野縣為例（因常年有北阿爾卑斯山等高海拔山岳事故），曾公開表示一次直升機救援的“實際成本”在120萬至180萬日元之間；而富士山所在的靜岡縣也曾估算出動消防直升機一次需耗費約100萬日元上下。

“基本上如果是由警察或消防單位執行的救援，屬于公共事務（不管你是登山還是跳海了），費用由國家承擔。”日本山岳救援協會理事長島田和昭這樣解釋道。

但他也補充道，一旦警力不足，需要調動民間人員協助，如山小屋主人、地方山岳向導等，那么就可能產生額外費用，“每人自付的費用可能在3萬到5萬日元之間，因地區而異。”

所以一場無計劃、違規且反復的登山行為，無疑要耗費了巨大的公共資源。

“我覺得，必須由遭難者自己承擔救援費用。”

面對鏡頭，靜岡縣富士宮市的市長須藤秀忠語氣中帶著難掩的憤怒。他所說的不只是幾樁單一的登山事故，而是近年來不斷累積的、富士山“閉山期違規登山”所帶來的整個社會負擔。

富士宮市方面表示，類似事件每年都有發生，且有增長趨勢。不僅僅是這位外國來的留學生，類似的違規登山者也包括無證入山的本地人。5月11日，也有一名日本籍登山者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強行進入封閉路線。

須藤市長指出，這些“說了又不聽、錯了又不認”的登山者不但屢次出事，還把巨額救援成本轉嫁給納稅人，“你說這合理嗎？”

這里面最讓市長無語的，就是這名中國籍男子大學生在富士山“霉開二度”的行為，簡直是引燃了最后的導火索——

當然這背后更令人憂心的是，還有缺乏常識與敬畏所帶來的后果，這種輕率行為不僅浪費資源，更危及他人生命。富士山閉山期間天氣變化劇烈，有時暴風雪與冰雹突襲，僅僅靠人力搜救。

在沒有開放設施與交通支持的條件下，其實救援隊也要冒著生命危險的，歷史上救援隊因為救人自己遇難的事故也是有發生過。

面對頻繁的事故與日漸高漲的公共救援成本，須藤市長已向靜岡縣政府提出建議：在閉山期間制定明確的入山限制與救援責任規則。

重點包括：禁止非必要入山、強制登記制度、以及“違規者自付救援費”等原則。他強調，“不能再讓少數人的魯莽，把公共資源當作理所當然。”

須藤市長憤怒的其實可以理解。畢竟救援不是兒戲，代價卻由他人買單。如果任由類似事件不斷重演，不僅會加重地方財政負擔，更可能動搖整個社會對于公共責任邊界的共識。

在理想的社會中制度是隱形的，人們靠良知與共識自覺行事。但現實往往相反——當“少數人破壞規則”的成本遠遠低于“維護規則者”的代價時，制度就不得不“層層加碼”，（比如現在日本銀行開戶難、租房難）都是前人砍樹后人遭殃，所以突然之間彷佛也能理解為什么會有“證明你媽是你媽”的存在……

依舊巍峨，雪線如昔，但它并不歡迎一切未經準備的莽撞者。在這座神圣的山峰面前，最該被喚醒的，或許并不是探險的勇氣，而是那份應有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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