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一座剛剛從硝煙中走出的城市，正悄然經歷一場深刻的社會巨變。上海，這座東方的明珠，在解放軍旗幟飄揚的那一刻，迎來了新的掌舵者——陳毅。

可就在這風雨交加的歷史轉折點，陳毅面臨的第一個難題，不是如何治理城市，不是如何恢復經濟，而是如何處置那1.65萬名留在原地的國民政府警察。

部下李士英一臉嚴肅地問他：“要殺多少？”面對這發人深省的問題，陳毅的做法，不僅穩住了上海的局勢，更在千里之外驚動了毛主席。

那是一個人心惶惶的夏天。上海剛解放，舊政權的影子尚未完全褪去，新政權的光芒亦尚未灑滿街頭。國民政府的各級干部、尤其是警察系統的人員，成為新政權最棘手的“遺產”。

這些人中，有的忠于舊主，有的騎墻觀望，有的則只是混口飯吃。面對這樣一群復雜的“舊人”，是徹底清除，還是加以改造？是秋后算賬，還是另辟蹊徑？每一個決定，都關乎城市的命運，人心的向背。

陳毅并沒有急于動手。他沒有選擇用鐵腕清洗的方式來樹立權威，而是在天蟾舞臺，面對數以千計的國民政府干部，發表了一場擲地有聲的講話。

他平靜地望著臺下神情各異的面孔，語調沉穩卻鏗鏘有力：“共產黨不會追究所有人的責任。我們對反動分子尚且勸導回頭，更不會讓普通干部流離失所。你們不是敵人，是朋友。”這一番話，如春風化雨，瞬間打破了原有的對立情緒。

陳毅的講話，不只是語言的安撫，更是政策的宣示。

他明確提出，對國民政府的干部要進行系統甄別，將其分為三類：思想先進、愿意留下的，予以重用；思想頑固但無大惡的，送去培訓班改造；真正有血債、有罪行的敵特分子，才嚴加處理。這套政策的核心，是團結，是改造，而不是簡單粗暴的清算。

軍管會的干部們開始行動。李士英，這位上海市首任公安局長，帶領人民警察深入各個角落，展開一場系統的甄別與調查。

他們翻閱檔案，審查背景，走訪群眾，夜以繼日地梳理著那1.65萬名留警名單。最終，初步確認其中有400余人思想極端頑固，有些甚至遭舉報仍在暗中活動。

面對這批人，李士英匯報陳毅：“發現了400多個死硬分子，要怎么處理？”這個問題像一塊沉甸甸的石頭，壓在所有人的心頭。是全面清除，還是網開一面？

是殺一儆百，還是點到為止？陳毅沉思良久，目光如炬地回答：“這些人雖頑固，但多是思想問題，不是真正的敵特。殺這么多人，不僅于理不合，于情不忍，于勢不利。”

最終，只有50余人因罪行重大而被依法處決，其余頑固分子則被遣返原籍，連路費都由政府承擔。這并非軟弱，而是陳毅對人性的深刻理解，也是他對新政權穩定的深謀遠慮。他深知，一座城市的安穩，不僅靠鐵血，更靠人心。

此舉立刻引起了北京方面的關注。毛主席親自過問此事，電報中寫道：“能用則用，能轉則轉，盡量少作處決，保衛好新上海。”這一指示，不僅是對陳毅政策的高度肯定，更是對全國統一戰線工作的明確方向。

事實證明，陳毅的做法是英明的。在他的安排下，經過甄別的1.4萬余名國民政府警察被留用，占原有人數的85%。

他們中的大多數被重新編入公安系統，繼續維護城市治安。許多原本動搖的警察，開始爭相表現、立功受獎，公安局一度呈現出蓬勃向上的新氣象。陳毅用實際行動，證明了“寬嚴并濟”并非妥協，而是一種更高層次的治理智慧。

當然，這條路并非沒有風險。被留用的警察中，隱藏著敵特分子的可能性并未完全消除。陳毅對此心知肚明。他一面加強對這些人的思想改造，一面建立更完善的監督制度，確保他們不能輕易作亂。這是一場人與人之間的較量，更是一場制度與信任的博弈。

回憶起當年這一段歷史，趙祖康，國民黨最后一任上海市長，曾動情地說：“我們是可以合作得很好的，他幫助我們選擇了一條正確的道路。”這句話，既是對陳毅個人魅力的肯定，也是對共產黨統戰政策的最高贊譽。

回望1949年那個夏季，陳毅在上海的選擇，既是一次政治智慧的展示，也是一次人道精神的實踐。

他不是一味地追責，不是簡單地肅清，而是以理性與包容，化解舊勢力的殘余，凝聚新政權的力量。他將“殺多少”的問題，升華成了“留多少”的答卷，用一座城市的安穩與希望，回應了歷史的沉重與復雜。

事實勝于雄辯。上海在解放初期得以迅速恢復秩序，社會安定，百姓安居樂業，不僅是軍事勝利的延續，更是政治智慧的結晶。陳毅的處理方式，不僅為上海、也為全國提供了可借鑒的范例。

在那個動蕩的年代，槍炮的硝煙尚未散去，仇恨的情緒仍在漫延。但陳毅不是火上澆油，而是以一盞理性的明燈，照亮了前路。他的胸襟，他的膽識，他的遠見，令人敬佩。

如今，站在歷史的岸邊回望，我們不難發現，真正決定一個時代走向的，不是槍聲，不是口號，而是那些在關鍵時刻做出正確抉擇的人。

他們不只是改變了一個城市的命運，更深刻影響著一個國家的未來。1.4萬名國民黨干部最終留在上海的背后，是一位領導者的智慧，是一座城市的包容，也是一個民族走向新生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