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05/13

飲食男女

人之大欲

翻開傳統文學史，滿眼是士大夫的詩酒唱和、文人的雅集題跋，卻很少有人記得：在朝堂與書齋之外，市井街巷里流淌著另一種鮮活的語言。

馮夢龍編選的《掛枝兒 山歌 夾竹桃：民歌三種》，正是一把打開古代民間世界的鑰匙 —— 當文人忙著在紙面上堆砌典故時，這位明朝文學家蹲在茶樓酒肆，把販夫走卒的情歌、繡娘船婦的私語、甚至青樓女子的嗔罵，都收進了這部 “不正經” 的典籍。

它不是傳統意義上的 “經典”，卻讓我們看見古代中國最真實的呼吸：那些被正史遺忘的愛恨情仇，在民歌的字里行間，永遠帶著體溫。

01

馮夢龍的叛逆：

當文學家成為 “民間書記員”

在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的明朝，馮夢龍的行為堪稱離經叛道。

這位出身書香門第的文人，科舉之路坎坷，卻在民間文學中找到了真正的使命。他穿梭于蘇州的勾欄瓦舍，聽賣油郎唱 “俏冤家，人面前瞧奴怎地”（《掛枝兒?咳嗽》），看織錦女繡 “姐兒窗下繡鴛鴦，薄福樣郎君搖船正出浜”（《山歌?看?又》），將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 “俚語” 匯編成集，還在《敘山歌》里公然宣稱：“山歌不與詩文爭名，故不屑假。”—— 當文人還在為 “雅俗之辨” 爭論時，他早已明白：真正的文學，從來都生長在普通人的生活里。

這種叛逆，本質上是對 “真實” 的捍衛。明朝中后期，禮教對人性的壓抑達到頂峰，而民歌卻如一股清流，直白地書寫著 “興來時，正遇我乖親過”（《掛枝兒?性急》）的熾烈，“摟一摟愁都散，抱一抱悶都消”（《掛枝兒?摟抱》）的坦誠。馮夢龍用編選行為宣告：相較于文人的 “假詩文”，民間的 “真山歌” 才是時代的鏡像，照見被士大夫忽略的真實人間。

02

三種民歌

是三部活的古代社會紀錄片

更是三幅市井生活的生動畫卷

●《掛枝兒》——流動的市井情感博物館

作為明代風靡南北的 “時調小曲”，《掛枝兒》堪稱古代版 “社會情緒記錄儀”。

這里有小商販的愛情：“熨斗兒熨不開眉間皺，快剪刀剪不斷我的心內愁。”（《掛枝兒?耐心》），將相思之苦比作日常勞作的工具，貼切得讓人驚心。

有底層女性的吶喊：“俏娘兒指定了杜康罵。你因何造下酒，醉倒我冤家。”（《掛枝兒?罵杜康》），借酒罵情，潑辣中帶著無奈。

甚至有對禮教的調侃：“蜂針兒尖尖的刺不得繡，螢火兒亮亮的點不得油”（《掛枝兒?虛名?又》），用俗語諷刺虛名的無用，比文人的隱喻更鋒利。

這些小曲的魅力，在于 “俗而不鄙”。比如《掛枝兒?私窺》中 “是誰人把奴的窗來破。眉兒來，眼兒去，暗送秋波”，短短幾句，勾勒出青年男女隔著破窗的曖昧，沒有華麗辭藻，卻比任何詩詞都更貼近人性。馮夢龍曾說民歌是 “民間性情之響”，在《掛枝兒》里，我們聽見的正是市井百姓最本真的心跳。

●《山歌》——吳地水鄉的方言活化石

如果說《掛枝兒》是全國流通的 “普通話” 情歌，《山歌》則是帶著吳儂軟語的地域文化密碼。作為土生土長的蘇州人，馮夢龍對吳歌情有獨鐘，收錄的山歌中，方言俚語俯拾皆是：

“姐兒生得好像一朵花”“咬住子情郎嗚嗚能”（《山歌?姐兒生得》）中的 “姐兒”“情郎”，自帶軟糯的吳語腔調；“結識私情弗要慌，捉著子奸情奴自當”（《山歌?偷》）里的 “弗”“奴”，活畫出吳地女子的潑辣果敢。

這些民歌不僅是愛情的載體，更是吳地民俗的活化石。《卷六詠物四句》里的 “粽子”“墨斗”“睡鞋”，記錄了江南的物產與手工藝；《卷八私情長歌》中的 “丟磚頭”“船”“蒸籠”，勾勒出水鄉的生活場景。在《山歌》中，我們看見的不只是愛情，更是一幅明代江南的市井百景圖。

●《夾竹桃》——文人與民間的奇妙對話

與前兩種民歌的 “野生” 不同，《夾竹桃》是馮夢龍的文人創作，但并未脫離民間土壤。他采用 “頂針”體，每首八句，首二句七言，中間四句是四言，末二句又是七言。四字句瘦瘠，仿佛竹葉，七字句豐腴，好像盛開的桃花，把四句四字句夾在四句七字句當中，就像夾竹桃似的，其曲調名即由此而起。

更妙的是每首末句與下首首句接龍，如 “賽過新興銀絞絲” 接 “絲絲綠柳映窗前”，構成環環相扣的文字游戲。

這種創作既是對民間山歌的模仿，也是文人的再創造。比如《將謂偷閑》“梅香不識奴心苦，將謂偷閑學少年”，化用古詩卻寫盡青春懵懂；《月移花影》中“我還排遣得去，當得起個月移花影上欄桿”，將文人的雅致與民間的活潑融為一體。恰似文人與民間的對話，雅俗之間，竟生出別樣的詩意。

03

除此之外

在這些民歌里還隱藏著

被正史遮蔽的真實

●女性視角的突圍與覺醒

在傳統典籍中，女性常以 “賢良”“貞節” 的符號存在，而民歌卻還原了她們作為 “人” 的真實面貌。《掛枝兒?想部》里，女子會因相思 “打丫頭”，展現被壓抑的情緒；《山歌?卷二》中的姑娘直言 “結識私情隔條街，又搶米了又擔柴。朝擔暮擔擔弗了，一性搬來合子家”，將愛情與生存并論，毫無矯飾；甚至有女子敢大聲宣告：“只要我愛他，那要他愛我。我愛我受用，他愛受用我”，直白的欲求，撕開了禮教對女性的規訓。

這些文字也證明，古代民間女性并非被動的接受者，她們會主動追求愛情：“大著膽，上前親個嘴，謝天謝地，他也不推辭”（《掛枝兒?調情》）；會勇敢承擔后果：“拼得到官雙膝饅頭跪子從實說，咬釘嚼鐵我偷郎”（《山歌?偷》）。民歌為我們保存了女性在歷史中的另一種聲音，讓被正史邊緣化的她們，在文字中重新站立。

●市井社會的欲望與真實

正統文化強調 “存天理滅人欲”，而民歌卻坦然擁抱人性的多元。例如，毫不避諱對身體接觸的渴望：“喜孜孜，連衣兒摟抱著，你渾身上下都堆俏”（《掛枝兒?摟抱》）；《山歌?雜歌四句》記錄市井的詼諧與諷刺：“和尚相打光打光，師姑相打扯胸膛。”（《山歌?兩郎》），嘲諷得毫不留情；甚至有對性的直白描寫，雖被視為 “俚俗”，卻真實反映了古代社會的多元欲望。

這種對欲望的正視，恰恰是民間文化的生命力所在。當文人在紙面上構建道德烏托邦時，市井百姓用民歌告訴我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正是這些 “不登大雅之堂” 的欲望，構成了真實的生活。

●文學傳統的另一條河流

中國文學史上，雅與俗的分野由來已久，但馮夢龍證明，俗文學從未缺席。 “頂針”“白描”“比興”“方言”等，共同構成著中國文學的民間傳統。這些手法影響了后世的小說、戲曲，甚至文人創作 —— 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寫入民歌俗曲，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化用民間故事，都可見這條河流的深遠影響。

這些民歌為研究明清社會風習乃至中國俗文學提供了重要資料。它們不僅是文學作品，更是文化基因的載體，讓我們看見：所謂 “正統” 之外，還有無數鮮活的支流，共同匯成了中國文學的汪洋。

讀《民歌三種》，常有一種時空交錯的錯覺：《掛枝兒》里 “約情人，約定在花開時分” 的焦急，與現代人等戀人回復消息的心情并無二致；《山歌》中 “郎有心，姐有心，思量無處結同心” 的直白，比任何時代的情話都更動人心魄；《夾竹桃》里 “今夜介個樣天光弗用行燈火，卻教明月送將來” 的浪漫，讓我們看見文人與民間共享的審美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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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夢龍曾說：“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 這些民歌的價值，早已超越了文學本身 —— 它們是古代中國的 “社會心電圖”，記錄著普通人的愛與痛、欲與真。當我們厭倦了史書的宏大敘事，不妨翻開這本書，聽聽繡娘的私語、船工的小調、市井男女的笑罵，在這些帶著煙火氣的文字里，遇見一個更真實、更生動的古代中國。

畢竟，真正的歷史，從來不在史官的筆下，而在普通人的歌聲里。馮夢龍幫我們把這些歌聲封存，如今，輪到我們打開這份跨越時空的禮物，聆聽古代中國的另一種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