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為深入研究美國所謂“對等關稅”的底層邏輯、影響和對策，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日前舉辦閉門研討會，邀請10余位專家學者進行深入的交流討論。本文主要由劉俏、顏色、唐遙、張崢執筆。

美國所謂“對等關稅”沖擊下

的中國經濟與政策[1]

劉俏、顏色、唐遙、張崢等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在白宮簽署關于所謂“對等關稅”的行政令，宣布美國對其貿易伙伴將加征10%的“最低基準關稅”，對華加則征34%的關稅。隨著中國政府宣布對美的反制措施，美國數次提高對中國的關稅稅率，4月10日，美國宣布對華關稅提升至145%，中方對應將對美關稅提升至125%，并宣布對美方后續加關稅操作，將不予理會。

目前，關稅戰還在演進之中。面對來自Wall Street（金融市場）和Main Street （實體經濟）的雙重壓力，加上明年中期選舉因素的影響，特朗普政府急于找到這輪由美國單方面掀起的關稅戰合理的收場方式。5月10日至11日，中美雙方在日內瓦舉行經貿會談。根據隨后發布的聯合聲明，美國對華關稅在90天內暫時降至30%，中方則暫停對美的反制措施，中美雙方將繼續就經貿關系進行協商。未來90天雙方將繼續博弈，美國單方面挑起的這一輪關稅戰的前景仍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

我們認為“對等關稅”實施本身標志著中美戰略競爭關系的升級。對“對等關稅”精準反制，最大程度對沖中美戰略競爭關系升級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長久而深遠的影響，我們需要深刻理解美國發起關稅戰的真實意圖及底層邏輯，正確評估關稅戰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短、中、長期影響。在應對舉措方面，短期內我們需要靈活把握政策的力度和時機，果斷以政策的確定性穩定國內預期并增強市場信心；中長期我們則必須圍繞著“推進高質量發展”推出一系列全面且有針對性的改革發展舉措——在全球“碎片化”時代，做好自己的事是最好的應對之策。

一

美國實施所謂“對等關稅”的真實意圖和底層邏輯

（一） 全球貿易格局發生變化，美國意圖重構全球貿易體系規則

2000年至今，全球貿易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2000年美國在全球貿易中的重要性遠超中國；2024年中國則成為數量更多的國家更為重要的貿易伙伴（圖1）。此外，美國的貿易結構也在不斷惡化，2024年其貿易逆差高達1.21萬億美元。作為對比，中國同一年的貿易順差則接近1萬億美元，其中，對美國的順差超過3600億美元。

圖1 2000年（左）和2024年（右）中美全球貿易地位對比

（藍色代表與美國的貿易占比更高；紅色代表與中國的貿易占比更高）

來源: US Census，Customs of China，光華思想力課題組

1930年至此次關稅戰之前，美國平均關稅稅率一直呈逐漸降低的趨勢(圖2)，其關稅水平與貿易伙伴的差異在1到6個百分點之間。美國將其國際貿易地位下降以及龐大的貿易逆差歸結于其貿易伙伴施行的較高的關稅稅率，意圖通過所謂“對等關稅”彌補，顯然這已與中美之間的實際情況并不相符。更何況10%甚至145%的關稅率大大超出了美國與其貿易伙伴的關稅差異。

以中美貿易為例，2002年到2017年，中國對美國的加權平均關稅約為9.8%，而美國對中國的關稅為3.1%；上一輪貿易戰后，美國已經將中國進口的平均稅率提升了10%，達到近20%的水平——中國的對美關稅事實上已經低于美國對華關稅，而美對中貿易逆差還在擴大。我們認為，特朗普發動關稅戰的真正目的并非平衡貿易，其真實意圖是藉關稅戰限制“中國制造”，扭轉美國產業空心化局面，重新構建對美國有利的全球秩序。

圖2 美國平均關稅稅率的長期變化趨勢

注：2025 年數據為估計稅率；所有進口商品的關稅稅率是用關稅收入總額除以進口商品總額（包括免稅和應稅進口商品）計算得出。

數據來源：Statista，光華思想力團隊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557485/average-tariff-rate-all-imports-us/

（二）解決美國國內經濟失衡，債務違約風險上升等結構問題

近年來，美國的金融部門因強勢美元提供的短期利益不斷擴張，制造業則逐漸萎縮，導致了資源嚴重錯配和結構失衡，其經濟體系的可持續性飽受質疑。截至2025年3月底，美國聯邦政府債務總規模已經上升到36.2萬億美元，是其2024年GDP規模29.2萬億美元的1.24倍[2]。隨著全球經濟體量增長，美國經濟體量的全球占比不斷減小，其債務違約可能性在增加。若外國投資者減持美債，美元信用體系將加速瓦解。美國經濟面臨的深層次問題難以通過常規手段解決，促使其通過關稅戰等措施將內部矛盾向外輸送。

關稅戰僅是美國應對美債危機的措施之一。在加征關稅前，國際社會更為關注的是“海湖莊園協議”，其核心意圖在于通過美元貶值、將短期國債置換為超長期（如100年期）債券、設立主權財富基金、建立軍費分擔機制、升級關稅壁壘等基礎性政策工具重構全球貿易體系規則，奪回全球產業鏈控制權。

（三）提升美國在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上的競爭能力是美發動關稅戰的根本原因

最近二十年，美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平均增速僅為0.7%，遠低于其工業化時期2.1%的平均增速，根本原因在于產業空心化，美國經濟缺失大規模生產場景和科技創新應用場景。[3]2021年，美國制造業的GDP占比僅為10.5%（如圖3所示），遠低于中國的27.5% （中國2023年制造業GDP占比為26.2%）。全要素生產率是推動經濟長期持續增長最具決定性的驅動因素。中美戰略競爭的實質已經變為TFP增速的競爭。特朗普希望通過實施“對等關稅”，大力推進其主要貿易伙伴在美國投資設廠，促進制造業占比提升，通過創造大規模的產業場景和科技應用場景推動TFP增速上升。

圖3 制造業的GDP占比的國際比較

注：除美國、日本外，均采用2023年數據，美國采用2021年數據，日本采用2022年數據。

來源：World Bank，光華思想力團隊

https://data360.worldbank.org/en/indicator/WB_WDI_NV_IND_MANF_ZS

二

此輪關稅戰的前景預測

（一）關稅戰不能解決美國長期貿易逆差和畸形的產業結構問題

關稅戰無法解決美國的長期貿易逆差問題。美國長期處于貿易逆差狀態，這是由美元霸權和美國的經濟結構共同決定的。美國現在正面臨經典的特里芬難題（Triffin Dilemma）。經濟學家羅伯特·特里芬在上個世界六十年代指出，當某一國家（如美國）的貨幣成為全球貨幣時，它必須長期輸出赤字（美元）以滿足全球流動性需求。但這反過來又會傷及該國自身的產業基礎和財政穩健，最終削弱其貨幣信用。美元霸權的基礎是經常賬戶逆差和資本賬戶順差，而健康的實體經濟的基礎是基于比較優勢的合理的產業結構，兩者存在背離。

關稅戰不可能扭轉畸形的美國產業結構。1945年二戰剛結束時，美國制造業的就業占非農就業比例約為40%，然后呈直線下降趨勢，2024年底這一比例不到8.1% （圖4）。中國2021年底加入WTO并未對這一持續近八十年的長期趨勢產生結構性的影響。美國產業畸形和制造業空心化等結構性問題并不是中國發展帶來的，其主要原因是長期以來美國的貨幣政策和金融政策沒有兼顧到實體產業的發展。

圖4 美國制造業就業占非農就業比例變化趨勢

數據來源：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二）關稅戰將對美國造成嚴重的經濟沖擊，甚至導致經濟大衰退

從美國進出口結構上看。短期內，實施關稅戰可能進一步推動美國通脹水平。我國2024年對美出口額為5246.56億美元，占我國出口總額的14.7%，其中大部分對美出口商品屬于必需品，例如排名前三名的手機、電腦、玩具等，短期內難以找到替代供給。此外，美國出口對全球供應鏈的依賴度較高，貿易戰沖擊現有經濟運行效率，推高產品成本，還可能導致其高科技行業資源的流出。

圖5 美國貿易政策不確定指數

來源：Baker, Scott R., Bloom, Nick and Davis, Stephen J.,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從政策不確定性帶來的經濟拖累看。關稅戰帶來經濟政策巨大的不確定性（見圖5）將嚴重影響消費者的消費信心和投資者、企業的投資意愿。密西根大學調查的消費者情緒指數自今年初以來一直呈下降趨勢，4月11日更是大幅下跌11%，遠低于過往經濟衰退時的平均水平；美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3月份降到了49，顯示美國企業投資意愿在“對等關稅”尚為變成現實之前就已經低迷。資本市場表現更加即時反映了關稅戰帶來的巨大負面影響：與2019年二月的歷史高點相比，4月2日至11日間，標普500大企業市值下滑一度達到10萬億美元。

制度信任、自由貿易、穩定的外交政策是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支柱。特朗普在關稅政策和外交政策上的反復無常導致這三者嚴重動搖美元的信用基礎。當全球投資者在資產配置上開始去美元或是去美元資產時，金融危機爆發的概率將大大增加。

（三）關稅戰短期可能出現的結果

僅就關稅戰而言，雙方在短期內達成協議的可能比較大。從美方角度分析，關稅戰目前已經嚴重動搖了美元和美元資產的信用基礎。國際資本特別是各國的主權財富基金目前雖然大都還在審慎觀望，但是關稅戰遲遲不能找到合理的收場方式增大了國際資本拋售美元資產的概率。如果出現美股、債、匯率三殺局面，爆發類似2007-2008全球金融危機的可能性非常大。與此同時，美國實體經濟已經受到關稅戰的嚴重影響，隨著后續實體經濟一系列數據的出臺，各方對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的憂慮將進一步加深。博弈之下，特朗普政府尋求與中方達成共識的壓力在加大，動力在增加。

對等關稅涉及的其他一些國家的態度對中美關稅談判的走向具有重要影響。如果歐盟能夠堅決反擊，特別是進一步推動對美服務貿易尤其是高技術公司的服務貿易征稅進行回擊，則與我國的反擊措施形成合力，對美共同形成巨大壓力。如果包括歐盟在內的主要經濟體對美妥協，或與美國達成協議，我國面臨的國際市場環境將更加復雜。美國通過關稅杠桿撬動其他國家對中國增加關稅的可能性不大，但不排除其他國家會通過關稅外的壁壘措施滿足美國打壓中國的要求，以尋求美對其降低或是豁免所謂對等關稅。

關稅戰最終三種可能結局。一是中美完全脫鉤。然而，當前不論是形成美國領導的沒有中國參加的全球化，還是形成中國領導的沒有美國參加的全球化都不切實際。這一結局出現的概率短期內并不大。二是回到對等關稅實施之前。考慮到美國與為數眾多的國家存在數額龐大的貿易逆差，而且關稅戰的目的在于解決自身結構性問題，重構對自身有利的產業格局，因此加關稅是必然選擇——這一結果出現的概率也不大。三是中間狀態，即中美通過和談達成某種雙方在短期內能接受的協議。

在與美的博弈中，任何前置性的妥協和讓步都可能被視為軟弱，反而會招致更大的壓力，但關稅戰勢必對我國經濟造成較大的沖擊。因此，我國在短期以打促和，在美方主動的前提下，積極溝通，爭取尋求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協議，是相對而言更好也更可能出現的一個結果。

三

“對等關稅”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一）短期內，對等關稅的實施將嚴重沖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

美國長期以來都是我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國，如圖6所示。2024年，中美貿易總額為6882.8億美元，占我國貿易總額的11.17%，遠高于排名第二的韓國的5.32%。其中，我國對美出口額為5246.56億美元，占我國出口總額的14.7%；2024年我國我國貿易順差9921.6億美元，其中對美順差為3610.32億美元，占比36.4%[4]。假如與美國市場完全脫鉤，超過5000億美元的對美出口要么靠內銷，要么需要美國以外的其他貿易伙伴來消化，而兩者短期內都難以實現。

圖6 2001年以來中國大陸對主要國家和地區的貨物進出口總額

數據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光華管理學院課題組計算。

關稅戰及其帶來的不確定性，將降低我國GDP增速預期，降低PPI增速，帶來通縮壓力和就業問題。2024年凈出口拉動了1.5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貢獻了我國30%的經濟增長。關稅戰下，無論最終出現哪種結果，都將嚴重影響經濟增長。據我們測算，若實施美國4月2日宣布的54%的對華關稅，對我國GDP的影響約為1-1.3個百分點；但我國出口將同比下降10.5-11個百分點，而出口需求回落將加深部分行業供過于求的情況，尤其是出口依賴度較高的中游機械設備和下游紡織服裝行業。同時，貿易沖突引發的全球貿易量下降，將壓制原油、銅等國際定價的大宗商品價格，通過輸入性渠道進一步傳導至國內。從2001-2024年的歷史數據來看，我國出口增速每下降1個百分點將傳導PPI同比增速下降約0.2個百分點。

出口回落意味著外貿行業的就業崗位減少，也會從收入和預期渠道抑制居民消費，進一步影響工業品需求，對我國既定的五年計劃及2025年經濟增速目標的完成形成巨大壓力。

需要特別關注的是，這一次關稅戰帶給中國經濟的緩沖空間較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要小很多。美國對東盟、歐盟、中國臺灣、墨西哥等存在轉口貿易的地區同樣實施所謂對等關稅，使得轉口貿易的存續和擴大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此外，與過往不同，目前階段，通過人民幣貶值來對沖關稅稅率上升對我國進出口的沖擊的空間有限。

（二）關稅戰標志著中美戰略競爭全面升級，而且中美的激烈競爭狀態極有可能會長期延續

對等關稅實施標志著美國意圖壓制中國發展的努力在不斷升級，未來可能會不斷推出更為極端的手段重建美國的競爭優勢；對等關稅實施也同時宣告世界正由“全球化時代”進入“全球化碎片時代”。

歷史經驗表明，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經濟規模達到第一大經濟體的某一水平時（例如，GDP的三分之二時）雙方的競爭將趨向激烈。如圖7所示，當前我國GDP達到了美國GDP的64.2%，假設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為2024年平均匯率且保持不變，若按照美國GDP長期增速為2%，我國GDP長期增速在未來保持在4.5-5%之間，我國的按市場匯率計算的經濟體量將在2040年超過美國，到2056年我國GDP將達到美國的1.5倍 （美國的GDP規模為中國的三分之二），中美競爭將有可能緩和并走向新的合作。從現在到本世紀中葉，中美兩國面臨的將是不斷加劇的競爭態勢。

圖7 中美兩國GDP增速預測

注：此圖預測未來中美經濟總量對比關系。參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使用世界銀行發布的Official Exchange Rate計算2024年中國名義GDP美元現價。2024年美國名義GDP尚未公布，此處使用四季度觀測值加總。

數據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聯邦儲備經濟數據庫(Federal Reserve Economic Data)、世界銀行(World Bank)，光華思想力課題組計算。

全球碎片化時代顯然不是一個自由貿易繼續推進的時代，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全球秩序分裂、意識形態分化的時代，一個供應鏈地緣政治化、國家安全優先于經濟效率考量的時代，一個美元信用被結構性掏空、國際貨幣逐漸多元化的時代。實施對等關稅表明美國企圖用極端手段企圖完成全球秩序的重構，以此為美國贏得一次系統重新配置（reboot）的機會。

在全球碎片化時代，特朗普的對華戰略正特朗普1.0時期的技術脫鉤轉向2.0時期的市場脫鉤。如果說在特朗普1.0階段，美國企圖在核心技術和關鍵零部件等方面“卡”中國脖子，那么2.0階段美國的目更為直接——在“需求”上卡中國脖子。在大肆推銷中國“產能過剩論”的同時，實施高關稅、出口限令等手段限制中國發展，其最終目的是在與中國的全要素增速競爭方面重新獲得優勢。中美競爭關系在實質層面的變化對我國加快形成經濟增長新動能、盡早盡快實現經濟再平衡提出了迫切挑戰。

四

應對美國所謂“對等關稅”的短期政策建議和長期舉措

理解關稅戰的實質及底層邏輯，對我國采取有效的反制措施意義重大。在應對舉措方面，短期內我們需要靈活把握政策的力度和時機，果斷以政策的確定性穩定國內預期并增強市場信心，對沖對等關稅實施對經濟增長、就業、進出口、資產價格等帶來的負面沖擊。在更長的時間維度，我們必須圍繞著“推進高質量發展”這一主題推出一系列全面且有針對性的改革發展舉措。如果全球化時代的我國的發展戰略可以用“在一起，做自己”來概括，那么全球碎片化時代我們更應該是“做自己，在一起”——做好自己是最有效的應對之策。

（一） 短期政策建議

1. 堅守底線，以打促和，積極回應美方談判建議；維持美國之外的市場穩定，大力開放服務業領域，與更多國家建立更加緊密的合作關系

目前，特朗普特朗普對于談判比較積極，因為有中期選舉的因素以及來自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的壓力。我們以打促和，在美方主動的前提下，應該積極溝通，爭取談判達成對我有利的協議。

其他國家對美國的態度將對中美的關稅談判走向具有重要影響，因此我國要盡力推進與歐盟、韓、日等經濟體緊密的經貿合作，尤其是要與歐盟就加強經貿合作開展談判，避免歐盟對美妥協或與美國達成遏制我國的協議。大力推動周邊國家命運共同體建設，通過區域合作和雙邊談判增強與他國經濟聯系，維持全球多邊貿易體制的基本框架，為我國的對外貿易留下盡可能大的回旋余地。要在金磚國家、一帶一路國家以及“南方市場”尋求更加可靠的合作伙伴，建立更加緊密的合作關系，推動我國產品和服務的海外拓展。

建議大力開放服務業領域，對美以外國家探索實施關稅大幅下調，甚至零關稅，以此挫敗美國將中國從全球貿易體系和供應鏈中排除出去的企圖。

建議推動RCEP升級至2.0版，形成覆蓋35億人口的數字貿易規則；在量子計算、人工智能領域構建“非美標準聯盟”。

2. 維護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并適時推出對美國的金融反制措施

我國需要根據美國可能采取的政策力度、步驟對資本市場的穩定和外匯市場的調控節奏做出安排。當前不應依賴人民幣貶值對沖關稅影響，要制訂新的國際收支結構變動背景下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幅度及干預措施預案，避免人民幣匯率過度波動導致對企業經營成本的沖擊和短期資本的大進大出。要加強資本市場防護，建立跨境資本流動防火墻，防范國際市場沖擊。在與美國的博弈中，我國需保持戰略定力，不排除在需要的時候考慮拋售美元債券，形成對美國形成債市、股市、匯市下跌的共震，為談判爭取有利條件。同時要維護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對跨境資金形成虹吸效應。必要時可以出臺股市平準基金維護股市穩定。

3. 加強超常規逆周期調節力度，充分用足用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以政策的確定性穩定預期并增強市場信心

財政政策需要更加積極。建議發行2萬億特別國債，一方面補貼出口企業，一方面補貼消費者，促進消費和投資的提升。貨幣政策要盡快“降息”，根據PPI走勢和就業缺口及時實施逆周期調節。考慮到我國經濟對凈出口的依賴源于內需不足這一失衡，宏觀政策需要聚焦在需求端，并以創新政策工具帶來確定的需求增長。

其中，關于特別國債的資金分配，建議如下：

（1）發放生育和育幼補貼。嬰幼兒消費的動力顯著強于銀發經濟，且補貼資金幾乎能完全轉化為消費，不僅對經濟增長有積極推動作用且促進生育。建議中央層面面向0-2歲嬰幼兒發放每孩每年不低于2萬元的生育補貼，按照2023-2024年出生人口推算，我國0-2歲嬰幼兒總數約為2800萬，預計財政額外承擔5600億元。

（2）提升農村養老金標準。2024年，國家對農民基礎養老金標準上調至最低123元/月，仍難以滿足農民最基礎生活需求。建議以農村老年人口人均收入中位數（5640元）作為平均水平，每年補貼4000億元，將農村低收入人口收入平均提升3295元，增幅達58%。

（3）中央財政出資，化解企業應收賬款，解決營商環境中的突出問題。例如，通過專項工作在2025年化解上市公司1萬億元應收賬款，相當于企業真實利潤增加1萬億元，將帶來17萬億元的市值上漲（按A股市場平均17倍市盈率計算）。假定中國投資者投資收益的邊際消費傾向為3%，那么17萬億的市值提升將帶來5100億的新增消費。中央政府出資化解企業應收賬款這樣的創新政策具有極大的示范效應，能夠極大提振民營企業信心和對未來的預期，大力改善營商環境，對于推動消費、投資等有效需求上升，建設高質量資本市場都有巨大的意義。

（4）關注對美出口企業面臨的發展壓力，精準支持中小微企業。當前需要系統評估出口轉內銷的市場環境、政策調整，系統研究市場多元化的工作要求，幫助中小企業拓展國際新市場、應對國別風險，應在國際市場信息獲取、經銷體系、出口保險等方面有更大的投入，提供更多的支持。可建立“中小微企業穩定基金”“出口企業穩定基金” “中小微科技企業支持資金”，直接以財政支持中小企業和出口企業，與穩就業和保民生這兩項重大問題緊密相關；以財政資金直接支持中小微科技企業，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大力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釋放出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潛力。

（5）擴大“以舊換新”的規模和消費補貼范圍。2024 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56.7%，在國民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過去家電以舊換新政策成效顯著，但因家電類產品消費短期不具有重復性。建議將以舊換新補貼向服務業，尤其是文旅、餐飲、酒店等領域擴圍。服務消費具有重復性和持續性，通過補貼擴圍，可進一步刺激服務消費，推動經濟增長

4．加快和提高政策執行的節奏和力度，果斷推出提振需求的增量政策

短期政策的落地速度至關重要。政策的執行效率直接影響經濟表現，需要在政策制定和執行上更加果斷和高效，為經濟平穩過渡提供有力支持。當前，應簡化流程，加快政策落地，確保政策能夠及時對沖經濟下行壓力。在政策執行過程中，也需注重各部門間的協調與配合，確保政策效果最大化。

圖8 地方政府專項債發行

來源：Wind，北京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

以專項債發行為例，如圖8所示，除2022年因特殊情況發行進度較快外，其他年份中前半年專項債發行比例均較低，多集中在三季度甚至四季度發行。貨幣政策方面，雖提出適度寬松，但具體動作遲緩，實際利率仍高于美國。因此，建議加快和提高政策執行的節奏和力度，確保政策及時發揮效果。

除加快政策執行進程之外，在增量政策方面，我國仍有較大空間。具體包括：

（1）通過金融手段支持提升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加快將央國企

的利潤和股權劃撥到社保基金，直接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2）簡化農村消費補貼流程，減少不必要的審批環節，提高資

金發放效率，強對補貼資金的監管，確保資金安全和合理使用，讓補貼資金更快地到達農民手中，轉化為實際消費等。

（3）持續關注就業問題，創造就業機會，促進勞動力轉型。

當前經濟環境下，出口企業受到沖擊導致勞動力轉型問題突出，通過服務業發展和政策支持，為轉崗人員提供就業機會至關重要。建議發展學前教育和高端服務業，提供新的就業渠道，通過政策引導和資金投入，有效吸收勞動力，挖掘就業潛力。

（二）長期舉措

關稅戰折射出的是中美在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方面的競爭。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大力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為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是我國在中美長期博弈中立于不敗的關鍵。新質生產力（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來源既包括由科技革命和產業創新驅動的戰略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也包括通過系統且徹底的改革解決掣肘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結構性問題，釋放被禁錮的生產力。

在全球碎片化時代“做好自己”，我們可以從下面八個維度尋求增長之源。

1．重構宏觀政策框架，將政策發力點向需求側和消費傾斜；發揮“政府+市場”獨特優勢，培育未來增長之源。政府主導的投資應聚焦社會回報遠大于資本回報的領域，形成溢出效應和導入效應。基礎研究、關鍵節點行業的突破創新通常需要投入數額龐大的資金，巨大的不確定性和外部性使得這些領域的資本回報較低，容易出現投資不足問題。中國“政府+市場”的模式在這一方面有獨特優勢，政府可以集中資源投入社會回報遠大于資本回報的領域，并通過產業鏈溢出到各個行業。政府主導的投資在推動關鍵領域和節點行業發展的同時，可以提供大量機會帶動民營資本的進入。

財政政策在發揮“政府+市場的制度優勢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大規模財政刺激可以滿足投資關鍵領域和節點行業的海量資金，帶來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提升又反過來降低了財政政策的成本。理解這一點，將為中國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帶來新的思路。我們認為當前我國仍然有較大的財政政策空間，中央政府的信用和政府持有的資產賦予我國更大的舉債空間。如果我國國債的GDP占比從目前的30%左右提升至80%，這將帶來接近70萬億元的國債發行空間。這70萬億可在未來一段時間用于對碳中和及綠色能源、5G/6G、AI和大數據驅動的新興產業、服務消費領域、高端制造業、裝備制造業、智能制造業等關鍵產業的投資布局，對大幅提升科創企業占比，全面優化、升級我國產業結構，以產業創新驅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提高起到強大支撐作用。

圖9 居民消費GDP占比的國際比較（2023）

來源：World Bank，光華思想力團隊

https://data360.worldbank.org/en/indicator/WB_WDI_NE_CON_PRVT_ZS

2．提升居民消費能力（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意愿（消費傾向），大幅降低城鄉收入差距，實現經濟再平衡。我國居民消費率目前依然偏低，2023年只有39.1%，遠低于美國的67.9% （圖9）；我國居民消費結構也不合理，其中，服務消費不到總消費的50%，低于美國67%。提升居民消費率，實現經濟再平衡是我國應對關稅戰的關鍵之舉。擴大消費需要從提高消費能力和意愿入手。一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我國目前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GDP的43%左右，遠低于主要工業化國家65%左右的GDP占比，建議通過提高工資收入比重，降低工作時長，持續推進收入分配改革，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收入增長機制，提升居民財產性收入等舉措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二是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例如提高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提高失業救濟保險的覆蓋范圍，穩定大齡勞動人口就業，對55歲以上人口購買工傷保險提供補貼，鼓勵企業繼續聘用年長員工，保障其生計等，以此增強居民消費信心。三是為2.55億沒有戶籍的城市常住人口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提升其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四是完善消費基礎設施，優化消費環境，健全消費者權益保障等。

提升居民消費是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壓艙石。建議將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費率作為地方政府考核指標，引導地方政府從投資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型。

3．在能源轉型與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尋找增長之源，包括滿足“碳中和”的融資需求、發揮數據要素的乘數效應等。實現碳中和的過程是深刻系統的經濟社會變革，必然會帶來大量的上下游產業崛起，乘數效應巨大。為了實現這一系統性變革，政策方面需要具備耐心并長期保持強度，支持未來30多年每年10萬億元的長遠投資。在數字經濟領域，基于我國超大規模市場，以場景為牽引，企業通過創新實踐將有更多機會。我們預測數字經濟增加值2030年將達到經濟總量的30%。

4．大幅提高基礎研究經費，提高4倍左右達到美國水平，通過長年累月的研發投入實現核心技術突破。雖然我國研發強度在過去30年不斷提高，在部分關鍵技術如5G等取得國際領先地位，但我國的研發強度和研發結構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有不小差距，需要繼續加大創新投入，尤其是優化研發結構，大力提升基礎研究的研發費用占比。2023年，我國基礎研究投入占比達6.65%，仍遠低于主要經濟體12-23%的水平。從量上看，2023年我國基礎研究花費僅為2212億，估測美國為我國4-5倍。目前看來，要實現十四五規劃要求的到2025年基礎研究占比達到8%難度較大，急需通過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寬松的貨幣政策、超常規的調節來大幅提高基礎研究占比。

5．推動房地產新模式的形成。作為長期的制度變革，推動地產行業從“投資”向“投資+消費”轉變。可以啟動住房公積金制度、租賃住房以及REITs“三位一體”的新一輪改革。建議可以考慮由住房公積金中心或是財政提供資本金，設立“開發建設引導基金”，加上市場機構的參與和金融機構提供的融資，直接參與租賃住房建設，或者收購現有住房資產，或者新建住房，將其更新為租賃住房，培育成熟之后通過公募REITs退出，形成“開發（購買）→培育→退出→開發”的投、融資閉環。這項舉措的思路是利用社會資本，通過市場化的機制來推進第二次房改，真正把新市民，以及沒有解決住房問題的市民從高房價里解放出來。通過這種方式，增加他們的消費需求和消費意愿。這項舉措還有利于加快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伴隨戶籍制度改革和農村土地流轉制度改革，并通過集約化生產提升農業TFP，增加農業人口收入，縮小城鄉可支配收入差距，推動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

6. 積極參與國際金融體系重塑，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在與美國的博弈中，我國需保持戰略定力，積極參與國際金融體系重塑，推動人民幣在國際支付和儲備領域的作用。2024年人民幣已經成為第三大國際貿易貨幣，其中服務貿易中人民幣的使用遠超過貨物貿易，建議繼續推進我國人民幣在貿易中尤其是服務貿易中的結算，加快推進人民幣在跨境貿易中的使用。

7. 暢通國內大循環，加快推進統一大市場的建設。加快推進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減少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本國宏觀經濟的負向沖擊。第一，發展現代物流體系，持續降低物流成本。第二，充分發揮數字經濟帶動作用。通過大力發展數字基礎設施，彌合地區數字鴻溝，將更多地區和群體納入數字經濟網絡。第三，促進勞動力流動便利化。繼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消除勞動力在城鄉間和城市間遷移的制度障礙。

8. 推動從“企業出海”到“大出海”的躍遷。全球碎片化時代我國企業需要實現從“企業出海”到“大出海”的躍遷。“大出海”包含著更豐富的內涵和更高遠的價值取向。一是中國企業從簡單的產品出口轉向全價值鏈布局。二是從尋求規模上的突破轉向尋求技術創新和管理的全面升級。三是從消耗型發展轉向可持續發展，充分發揮中國企業綠色發展、數字技術等方面的優勢。四是從簡單的“走出去”變成“走進去”，更好地融入當地經濟發展進程。

注釋：

[1] 為深入研究美國所謂“對等關稅”的底層邏輯、影響和對策，光華管理學院日前舉辦閉門研討會，邀請了中國銀行研究院陳衛東院長，北京大學數量經濟與數理金融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主任龔六堂教授，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講席教授、綠色金融研究中心（CGFR）主任鞠建東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青教授以及光華管理學院劉俏教授、張崢教授、張曉波教授、唐遙副教授、顏色副教授、滕飛副教授等10余位專家學者進行了深入的交流討論。本文主要由劉俏、顏色、唐遙、張崢執筆。

[2] 數據來源：美國財政部。

[3] 數據來源：Gordon, R.（2017）；劉俏（2024）。

[4] 數據來源：聯合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來源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排版 |李珅

編輯 |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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