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水平遠低于城市的純樸農民，

在最困難時把最好的給我們吃，自己寧可吃胡蘿卜。”

蓋鈞鎰說，他最感恩的還是農民。

最近整理資料時，無意間又翻找出一些過往的老照片。當我再次翻看和蓋老師在學校食堂的合影，不禁又讓我回想起跟隨先生求學的點點滴滴。

那是2018年3月，我去向蓋老師匯報工作，到了午飯時間還沒匯報完。蓋老師說：“走，我請你到食堂吃午飯。”我們一起到了學校教工食堂，點好了午飯，我就把隨身攜帶的筆記本電腦打開，請蓋老師邊吃飯邊審閱我們采集到的重要視頻。恰好邊上有位愛好攝影的老師看到了，搶拍了一張照片。

2018年3月，蔣慕東在南京農業大學教工食堂向蓋鈞鎰先生匯報工作。

01

2003年，我考入南京農業大學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攻讀科學技術史專業博士研究生。考慮到自己的專業基礎和興趣專長，想在中國近現代農學史方面選題，深入研究中國傳統農業是如何向現代農業轉型的。2004年下半年，經張芳老師和盛邦躍老師推薦，我登門向蓋鈞鎰院士求教。蓋先生是南京農大的老校長，在作物遺傳育種方面更是大家，那又是我平生第一次與院士面對面，心中還是蠻緊張的。

然而，緊張的情緒在見到蓋老師的那一刻隨即放松下來。蓋老師非常平和，沒有一點架子，我提出的每個問題他都耐心細致地回答，還贈送給我一批南京農業大學國家大豆改良中心的科研成果集。

交談中，蓋老師主動給我介紹起了2004年前后中國大豆產業面臨的問題和困難。

當時，恰逢我國大豆進口量超過國產大豆生產量的轉折階段，國內主張放棄大豆自產，依靠國外進口的聲音很強烈。這些人認為，一方面按照比較優勢，中國應該放棄高成本的國產大豆，而進口價格更低廉的國外大豆；另一方面，我國耕地資源緊張，18億畝耕地紅線應該更多用于保證國人在小麥、水稻等主糧方面的需求，如果再增加大豆的種植面積，勢必要減少主糧種植面積，進而影響國家糧食安全。彼時，國內更傾向于將“糧食安全”的概念狹義地等同于“谷物安全”，而并不是國際公認的“食物（food）安全”。還有不少權威人士認為，“進口大豆就相當于進口耕地和水，是非常劃算的”。

對此，蓋老師一直有著不同的見解。先生提點我：“你做科技史的，能不能從大豆歷史角度，提一提自己的看法？”

回去以后，我就認真地對中國大豆的栽培起源、生產演變、利用拓展，特別是大豆對中華民族歷史上的重要貢獻，做了認真梳理。認為歷史上大豆在確保中華民族的蛋白質和脂肪供應方面，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就像孫中山先生說的：“以大豆代肉類是中國人所發明。”如果放棄中國大豆生產，將中國人美好生活所必需的蛋白質和脂肪的來源控制權，交給國際市場，是非常危險的。

整理過思路，我把自己的想法向蓋老師匯報，他聽后非常支持，說：“要不我們一起寫一篇文章吧，就講一講中國為什么不能放棄大豆生產？”

得到蓋老師的認可和鼓勵，我很高興。在他悉心指導下，《中國大豆必須自主沉浮》一文數易其稿，最終在2005年年底完成。先是由蓋先生在“全國首屆大豆產業發展對策高層論壇”上交流，后來又發表在《中國食物與營養》雜志上。

蓋先生曾和我說，當年，他入學進入當時的南京農學院，學校里云集了一批在農學界享有崇高威望的優秀農學家，著名的大豆遺傳育種和數量遺傳學家馬育華教授、小麥遺傳育種學家吳兆蘇教授、水稻遺傳育種學家朱立宏教授都曾擔任過他的老師，是良師們的循循善誘、諄諄教導一步步指引他走進了植物遺傳育種的科學殿堂。特別是當年跟隨馬育華老師做大豆育種和數量遺傳學研究，對他后來事業發展的影響基本是一輩子。如今，蓋先生也像他的老師一樣，甘為人梯，獎掖后學。

幾十年來，蓋先生曾心痛于大豆人才的流失，也為現在大豆研究隊伍不斷壯大而由衷欣慰。蓋先生說，以前開一個全國性大豆學術會議，到場專家學者只有200多人，現在有1000多人了，他們都是祖國大豆事業的希望。

02

蓋先生始終認為，大豆是一種戰略物資，牽動著國家糧食安全的大局，必須堅持不懈地投入研究。

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大豆產量世界第一，也曾經是大豆出口國。彼時，美國大豆生產還曾因胞囊線蟲病幾乎遭遇到滅頂之災，是我國的北京小黑豆抗病基因，挽救了當地大豆的命運。此后美洲國家通過科學研究、品種選育、種植機械化等方式，使大豆產量一直遠超中國。中美差距讓蓋鈞鎰深受觸動，他意識到，只有進一步加強大豆科學研究，培育出更優良品種，中國大豆產業才能追上并超過發達國家。

1980年，44歲的蓋先生成為改革開放后首批公派出國訪問學者中的一員，赴美國艾奧瓦州立大學擔任客座助教。在美國學習期間，蓋先生很重視跟美國主要大豆研究機構的合作和聯系，其中一個就是伊利諾大學國際大豆研究中心。在那里他結識了中心主任考夫曼（Dr.HaroldKauffman），而且相處十分愉快。

在美國的交流學習也讓蓋先生不斷意識到大豆品種資源對大豆科學研究的重要性。美國大豆專家為了收集種質資源，不惜漂洋過海到中國，他們不僅用中國大豆品種治好了美國大豆的病，還用中國的大豆種質資源做了更為深入的研究。此番訪學，更加讓蓋先生堅信，豐富的大豆品種資源（包括野生大豆）是中國寶貴的財富，其間蘊藏的大豆遺傳資源亟待保護和研究，這成了他此后四十多年持續開展的重要工作之一。

1982年，中美逐漸達成一個共識，要在大豆科學研究上做交流合作。那年夏天，在伊利諾大學召開了中美雙邊大豆科學討論會，正在美國學習的蓋先生前去參會，還將國內的研究結果在會上做了報告。1983年在我國吉林省舉辦第二次中美大豆科學研討會時，原農業部安排蓋先生出任中方副團長。伊利諾大學的考夫曼也來開會，會后，蓋先生陪美方代表到上海，考夫曼問蓋先生是不是有興趣做一點國際合作的研究。在考夫曼的幫助下，蓋先生與國際植物資源委員會（IBPGR）取得了聯系。在導師馬育華的大力支持下，蓋先生開始參與有關大豆資源的項目申請，IBPGR批準了項目推進并給予了5萬塊美元的資助，這是南京農業大學拿到的第一個國際項目。

1983年，蓋鈞鎰在第二次中美大豆科學研討會期間出任中方副團長。

蓋先生帶隊跑遍了中國絕大多數大豆產區，搜集屬于中國的大豆種質資源。一村一村找，挨家挨戶問。就連寒暑假學生放假回家，蓋先生也請他們在家鄉幫忙收集大豆種子。當年，沒有大豆種子儲存設備，蓋先生就從市場買來醬菜瓶子，里面放上干燥劑，封好口保存。

歷時幾十載，在蓋先生的帶領下，南京農業大學國家大豆改良中心已經建立起世界第三大大豆種質資源庫，保存規模僅次于中國國家種質庫和美國農業部的種質資源庫。已保存國內外大豆種質資源3萬份，它們靜靜“睡”在超低溫的密封種子袋內，隨時等候科研人員“喚醒”。

03

1996年之后，國際大豆市場瞬息萬變。隨著種子研究和種植機械化的突破，美洲諸國大豆產量躍升，而多重影響因素下，中國大豆的年產量卻始終在1500萬噸左右徘徊。飼料蛋白需求的迅速增長，使得中國逐漸成為全球最大的大豆進口國。

看著大豆市場一步步失守，蓋先生十分憂心，因為他知道，蛋白飼料是肉蛋奶等動物性食物生產的最重要原料之一。如果大豆（實際上是蛋白和脂肪）高比例依賴進口，就相當于把飯碗交到別人手里。“中國人的飯碗，必須端在自己的手里！”這是蓋先生堅定的信念。

蓋先生一直贊同并踐行“要立足國內解決大豆供應問題”。在我國人多地少的約束條件下，要增加國產大豆的供給，最主要、最根本的措施是要靠大豆的科學技術發展。提高大豆單產是打贏這場種業翻身仗的重中之重。

多年來，蓋先生從兩萬多份大豆資源中精心篩選出1900份，從實驗室到試驗田，帶領著一批批學生反復種植、觀測，記錄下每一份資源最完整的性狀特征。蓋先生自己育成的大豆新品種“南農1138-2”是我國南方地區遺傳貢獻最大的親本材料；20世紀90年代末問世的“南農88-31”平均畝產可達170公斤，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3倍多；“南農66”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創造了畝產258.02公斤的產量，突破了國家大豆高產攻關目標；“南農47”經測定，畝產可達306.5公斤，進步顯著。

此外，蓋先生還堅定支持“大豆玉米帶狀復合種植”，認為它是立足國內解決大豆供應問題的第二個重要方法，即在玉米地里同時種植大豆，把玉米的行距放寬，玉米的產量不減少，中間多收一季大豆。蓋先生測算：“全國有6億畝玉米地，按每畝產量100公斤計算，6億畝玉米田至少可產6000萬噸大豆，再加上開發鹽堿地種大豆，就基本可以實現大豆自給自足。”202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抓好“三農”領域重點工作確保如期實現全面小康的意見》提出“加大對大豆高產品種和玉米、大豆間作新農藝推廣的支持力度”。當年5月，蓋先生牽頭組織國內多位農學家聯合提出深化“大豆玉米帶狀復合種植”研究的建議。從2022年開始，中央一號文件要求在黃淮海、西北、西南地區推廣玉米大豆帶狀復合種植，在東北地區開展糧豆輪作，開展鹽堿地種植大豆示范，并重點支持玉米大豆帶狀復合種植、油菜籽收獲等農技。同年，在農業農村部部署下，玉米、大豆間作這一技術在全國多個省份示范推廣超過1500萬畝。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要求“扎實推進大豆玉米帶狀復合種植，支持東北、黃淮海地區開展糧豆輪作，穩步開發利用鹽堿地種植大豆”。國家繼續支持以西北、黃淮海、西南、長江中下游地區為重點，推廣大豆玉米帶狀復合種植，推廣面積擴大到1800萬畝。2024年、2025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提出：要“（多措并舉）鞏固大豆擴種成果”。

然而，談起大豆玉米帶狀復合種植，蓋先生更多講述的是西南農業大學楊文玨老師的貢獻。“是他最先在四川搞‘麥、玉、豆’，就是麥子里面套玉米，玉米收了以后種大豆。我當時覺得我國土地資源確實有限，充分利用土地是必須的。特別是大豆種植，本來就有間作套種的習慣，所以我就非常支持楊文玨做這工作。他這個人很執著，我一直在大小會議上面表態支持，他也一直要我在不同場合來推動。我分析下來，中國的18億畝耕地，排不出多少地再增種大豆了。想要既不減糧食作物，又能增加大豆種植面積，算來算去，大豆玉米帶狀復合種植技術是唯一的途徑。而且這個技術主要利用大豆的生物學特點——耐得住蔭，別的作物耐不了這么蔭的程度。因此，從他搞‘麥、玉、豆’開始，一直到‘大豆玉米復合種植’，我一直都大力支持。”

近年來，為了積極推動大豆玉米帶狀復合種植，蓋先生在國內各大大豆產區間奔走，既是為了國家糧食安全，也是為了促進農民增收。

2016年10月，蓋鈞鎰在新疆石河子下田脫粒，進行大豆測產。

04

“中國農民非常純樸，也愿意犧牲自己來成全別人，我應該為他們做點事情。”這也是多年來支撐蓋先生做農學研究的精神動力。

蓋先生年少時一直在城市成長，農村生活的經歷并不多。1957年，剛剛大學畢業留校任教的蓋先生積極響應中央號召，到江蘇北部的漣水縣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向農民學習種田，在田地里積累實踐經驗；體驗農村生活，確立自己為人民服務的信念。

2014年，蓋鈞鎰（前排右一）重回江蘇漣水，看望下鄉時的青年伙伴。

蓋先生說，那時的漣水很貧窮，到處都是鹽堿地。清代一位縣令就曾說過，“有田間斥鹵，無處不蓬蒿”。當時，漣水的主產是小麥、玉米、山芋，也有一些大豆、高粱、胡蘿卜等等，幾乎沒有種水稻的。當地的農民可能想不到，那個和他們同吃同住，一起挖河、推泥、種地的年輕人，竟然是個從前一點農活都沒干過的城里人。在漣水，蓋先生和農民特別是一幫年紀相仿的小青年一起干農活、上河工、挖斗渠，同甘共苦、打成一片，持續了八個多月。

“去的時候是1957年冬天，我才21歲。1958年碰到饑荒，我住的人家只有一個68歲的老太太，她的兒子在外地當干部，我在她家‘同吃同住同勞動’。她對我非常好，說你們城里來的人餓不起，所以把好的東西都給我。當時，條件好一點人家吃玉米面加山芋，玉米稀飯加山芋干，窮苦一點的人家是玉米稀飯加胡蘿卜。老太太自己吃胡蘿卜，給我吃山芋，她說你要去田里干活所以得吃飽吃好。”蓋先生深受感動，“生活水平遠低于城市的純樸農民，在最困難時把最好的給我們吃，自己寧可吃胡蘿卜。所以，后來我回去以后對農業有興趣，對生物學有興趣，最感恩的還是農民，這是我們的責任感。中國農民生存狀況如果不能改變，我們對得起他們嗎？”

時至今日，蓋先生對漣水的經歷仍然念念不忘。他說，“我本來沒有興趣學農，經過漣水下鄉鍛煉，才慢慢感覺有興趣。如果我不去體驗農民的生活，不在農村得到人家的照顧，我怎么能夠在心里感激農民？我得到農民關照以后，自己也沒給他們什么，怎么能對得起人家？這就形成一種責任感，也是我的人生觀形成過程，決定了我后來幾十年的研究方向，也構成了我現在從事大豆科學研究的思想基礎。”

那時候勞動掙工分，蓋先生拿了工分以后都交給老太太。離開的時候，他又把自己的兩床被子留下來給老鄉，還把下鄉前剛買的刮胡刀送給了青年伙伴丁家政。

2014年，蓋先生專程回漣水看望幾位當年的青年伙伴，先生還能準確地叫出他們的名字。蓋先生與他們一起愉快地回憶當年的生產生活——用揪挖土勞動，拐磨加工糧食，戽水逮魚過年……閑聊中，蓋先生回想起當年和大媽一起分到的三十多斤魚，如今談起依舊開心不已。

得知蓋先生回漣水，曾經的青年伙伴和家人還為先生準備了當年下鄉時非常稀罕的點心——小果子和大糕，還要搓湯圓給他吃。蓋先生談笑：“當時大媽用豆腐和豆角做餡，做了大大的湯圓給我吃，我一口氣吃了四個。”

當年的青年伙伴們都說，“五十多年了，蓋老師還想著我們，真不容易啊！”丁家政還拿出了當年蓋老師送給他的刮胡刀，裝上新的刀片還能正常使用，保護得非常好。這也成為他們深厚友誼的精彩見證。

如今，蓋先生已年近九旬，但他依然時刻心系著他研究了一輩子的大豆。為了探索增加中國大豆供應的新路徑，蓋先生創新性地提出了“大豆南下”計劃。“美洲緯度較低的熱帶、亞熱帶地區能種大豆，亞洲的低緯度地區為何不能種大豆？”從2021年開始，蓋先生的科研團隊帶著適合南方低緯度地區種植的大豆種質資源去到海南三亞，開展南繁育種。他們將1356份大豆種質資源進行適應性鑒定，并遴選新近育成的大豆品種進行比較試驗，其中4份大豆品種的畝產超過250公斤，遠超國內平均畝產135公斤的水平，2021年第二次試驗畝產量同樣高達250公斤。蓋先生說，“大豆南下”的研究成果一旦投入使用，既可擴大大豆在中國的種植區域，也可乘上“一帶一路”東風，在海外進一步試驗并推廣種植，從而優化中國進口大豆來源結構。“讓老百姓吃著中國豆子打出的豆漿、磨出的豆腐”，這就是蓋先生一生的愿望與追求。

（作者蔣慕東，系江蘇電子信息職業學院研究員，科學技術史博士，作物學博士后；本版圖片均由作者提供；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姚金楠參與寫作）

作者：蔣慕東

名家簡介：

蓋鈞鎰，1936年出生于江蘇無錫，大豆遺傳育種學家、植物數量遺傳學家和農業教育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南京農業大學教授。

主持制定“七五”“八五”國家大豆育種攻關計劃；創建國家大豆改良中心和原農業部大豆生物學與遺傳育種重點實驗室；搜集、研究以中國南方大豆地方品種為主資源3萬多份，建成中國第二、世界第三大大豆種質資源庫；揭示多數育種性狀的主基因(主效QTL)+多基因(微效QTL)遺傳規律。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國家和部級教學成果一等獎等20多項；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中華農業科教基金科研獎、何梁何利基金科技進步獎、第五屆中華農業英才獎。

監制：王巖 編輯：葛羚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