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徐魯青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2024年，脫口秀影響力愈發顯著，已然成為人們表達情感、宣泄壓力、探討社會議題的重要媒介。那些熟悉的脫口秀演員再次進入觀眾視野，他們用幽默消解刻板，將調侃解構荒誕，以一種別樣的方式回應著當下的關切。
不僅限于電視節目的舞臺，脫口秀的觸角早已深入社交平臺與短視頻領域。在這些更為碎片化的媒介中，段子成為新的傳播載體，與文學、音樂、影視的跨界結合，也賦予了這一形式更新的表達維度。這一曾在小眾地下文化中生長的藝術，如今躋身主流，成為解讀當代生活的文化符號。它承繼幽默的傳統，也以自身的方式回應著當下社會的集體焦慮。
“幽默”一詞最早由林語堂翻譯自英文“humor”，他通過創辦《論語》半月刊，試圖喚醒中國人對幽默作為生活一部分的意識。正如楊笠所言：“語言是一個人能擁有的最重要的權力。” 如今我們希望在脫口秀的舞臺上，尋找到這種新語言形式的力量。
鑒于此，界面文化策劃了系列報道——進擊的脫口秀演員，今天推出的是該系列的第五篇：《南瓜：最適合我的工作，是送外賣和講脫口秀》。

“大家好，我是外賣員南瓜。”

2019年的一天下午，南瓜點擊了手機屏幕上的“停止接單”，換下騎手制服，第一次站上了脫口秀舞臺。

在西安的一個脫口秀開放麥現場，他手里攥著打印稿，語速有點亂，發音也不太標準——20歲以前，他幾乎不說普通話。臺下的反應平平，有人問他為什么一直閉著眼，他沒回答，其實是因為太緊張了，不敢看臺下的觀眾。

那一天的南瓜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幾年后，他會從西安搬到上海，成為全職脫口秀演員，還上了幾次電視，他的段子依然大多來自親身經歷：做體育生、送外賣、戲弄老板的藝術。

炸場的一次，是他說跑腿的時候最怕送蛋糕，因為送壞了就只能自己吃，有次弄壞一個外賣單，結果是給小狗吃的蛋糕，他不得不買下，給了領導吃。

“領導還夸我會來事。”

臺下觀眾都拍手，笑得很大聲。

我們在上海市郊的一家星巴克見面，這里成為接下來的聊天里，一個頻繁出現的時間坐標，他的人生從害怕星巴克，到學習星巴克，最后，星巴克“還是有點貴”，但不再讓他慌張了。這聽起來像個老套的進步故事，但到最后，一條單一的上揚直線也流露出了可疑之處。

在一次演出上，南瓜說自己是i人，但也分場合，“工作的場合，衣服上會寫一個，e了么？”而在采訪的場合，他大多數時候是低著頭，一邊說話，一邊用手指劃著手機，很少直視對話者的眼睛。他的目光游移不定，但說出來的句子卻比大多數人更直接、坦率，或者說，更不知”正確與否“。這是一個沒有太多被采訪經驗的人，在敘述他的人生。

住在宿舍的南瓜（圖片來源：微信） 無頭蒼蠅

南瓜在1996年出生，陜西寶雞人，父親是吹嗩吶的，專接白事演出，母親在村里開了一個小賣部，他在段子里曾大段提過爸媽的職業。出門去上海，他行李里會帶著一把嗩吶。

“我爸是……玩音樂的。”
相親對象問他，是那種 live house 嗎？
他答，“不是，是 dead house（送別演出）。”“他這個不太適合線上，平時接觸的都是一些underground（地下）。”

后來南瓜自己走的路，也的確接近地下路線。家中唯一的男孩，上頭有個姐姐。小時候成績不錯，小學時總在年級前三，到了初中，家里小賣部生意漸好，父母開始對他慢慢“放養”，他的成績從此一落千丈。

臨到高考時，只好走體育特長生的路子，但兩次高考，兩次失敗，每次都是體育分夠了，文化課卻不及格，到后來南瓜把膝蓋練壞了。這些經歷他也用在了脫口秀里面：一次在訓練里，他實在不想再爬樓梯，于是問老師爬樓梯到底練的是啥，老師說你不要問，以后用到的時候會感謝老師的。

全場哄笑。

直到現在，南瓜做夢還是會夢見當年高考只得到兩百分的場景。那是他第一次感覺人生有“不可逆”的意味。

圖片來源：豆瓣

高考接連失敗后，南瓜去了技校，看到其他同學去了大城市，進了大學，他的心里落差很大，也沒什么心思待在學校里。他很快開始步入社會，做過健身教練、洗車工、擺攤賣過涼皮，還干過保安、銷售，反正哪行火就去試哪行。但哪一行都干不長，還欠了四五萬的債。“我一直想向家里爭口氣，證明一下，當時就什么都試，像無頭蒼蠅一樣。”

剛畢業那幾年，健身行業風頭正勁。“健身教練”聽上去體面，南瓜家東拼西湊了一萬多塊錢，幫他考了個證書。拿著證，理論上可以進健身房賣課。可他心里有道坎，“連開口都難，更別提推銷課程、賣卡了。”他在健身房混了一陣，拿著每月兩千出頭的底薪，最后發現還是撐不下去。

送外賣是他干得最久的工作，那時候的記憶總和破碎、黏膩的食物交織在一起。他記得在西安跑腿時，有同事摔壞了六個蛋糕，只能自己掏錢買下，讓大家分著吃。他也最怕送蛋糕，一摔就得自己賠，一天白干。但回過頭看，外賣是他最喜歡的工作——出多少力，掙多少錢，按著導航一路往前騎。沒有學歷、沒有技術、沒有背景，什么都沒有，只有一個自由的身體。

“現在我還是這么想，最適合我的工作，就是送外賣和講脫口秀。”他頓了頓，很認真地說。

漏網之魚

同齡人讀書、工作、結婚、生孩子，南瓜一個人留在西安，一邊跑單，一邊還債。那四五萬塊像根無形的繩子，套在脖子上。焦慮在每個夜晚里悄悄滋長。跑完單躺在床上，刷著朋友圈，看著身邊人一個個踏上所謂的“正軌”：有的準備考研，有的婚禮照片刷屏，有的曬剛出生的孩子。

他覺得自己完了。幾年工打下來，除了攢下一身腰酸背痛，什么都沒留下。“不會就這樣送外賣，送一輩子吧？”

工作時的南瓜（圖片來源：南瓜小紅書）

2019年，某天他在手機上刷到脫口秀演員付航的視頻，盯著屏幕看了好一會兒。他忽然有了種模糊的預感。在跑過外賣，干過跑腿、健身教練，涼皮攤、洗車工之后，南瓜隱約覺得，這件事他能做。

那是一種樸素的直覺，他想起在學校時，自己最喜歡插嘴接梗，三句話能把全班人逗笑，但是老師不喜歡他。

也是在那一年，“脫口秀”開始真正闖入大眾視野。金句片段在社交平臺廣泛傳播，楊笠、李雪琴、付航的名字一時間頻頻出現，線下演出也在逐漸鋪開。疫情封閉了許多行業的門，卻讓脫口秀在縫隙中熱鬧了起來。

脫口秀行業的火爆就這樣和南瓜的命運迎頭相撞。他想過很多遍，要是早幾年，平臺還沒起來，要是晚幾年，風頭就差不多過了，然后，自己最大的可能都是蹲在西安街口送外賣。“這就是時代的運氣。”他習慣回望自己的人生，琢磨時間、地點、人物的交匯，命運的偶然與必然：哪些是自己拼來的，哪些是誤打誤撞踩中的，哪些又是被時代推著走的。他把自己形容成“漏網之魚”——一條沒被命運的網徹底拽住的小魚。

他失敗太多次了，知道事情沒有捷徑，至少他沒有。最可行的辦法只有一個，上臺。此后，他幾乎每周跑七八場開放麥。白天送外賣接單到六點，一脫下工服就直奔演出現場。講著講著，他成了西安商演場次最多的脫口秀演員。

“我要是18歲遇到脫口秀，可能只是個愛好，一邊讀書一邊玩一玩；要是28歲，可能還得顧慮賺錢、家庭這些事。但我24歲，我已經被社會毒打過了，當時就一個念頭，得拼一下，再不拼，這輩子就沒了。”

他最好的幾個朋友里，有一個是送外賣時認識的兄弟。那會兒南瓜剛練脫口秀，發微信邀請他來看開放麥。對方回了一句“有空看看”，最終還是沒來。他提起這事時略顯介懷，但也理解：“去看你兩個小時演出，就少送幾單，五六十塊錢沒了，不值當。外賣騎手這行就是兩點一線，閑下來刷個短視頻都算放松，哪有心力進劇場？”

他也一樣，送外賣一年不會進電影院，不光是因為門票貴，關鍵是耽誤掙錢。

“你信不信？我現在在路上隨便拉一個騎手，說請他看免費演出，他肯定不去。”

他知道，脫口秀的觀眾主力，只能是大城市里的大學生和年輕白領。他們有點閑、有點錢，也愿意為文化內容花時間。

在舞臺上的南瓜（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說自己是漏網之魚也是指，現在他是有余裕停下來的人。

在講了四五年脫口秀之后，南瓜在前期還需要靠送外賣補貼收入，現在已經能靠演出維持生活。“以前只想著不停演出多掙錢，但現在我想停下來，重新規劃一下生活，看看還能怎么走。”

上海認識的騎手朋友們都陸續離開了，有的回了安徽，有的去了無錫，都慢慢失去聯系。“過一陣我開始接商演了，他們一天還是掙兩三百；后來我上綜藝了，他們還是兩三百塊。感覺他們一直停在那個狀態，而我因為找對路了就在不斷提升。” “找對路”，他經常提這個詞，做健身教練、拌涼皮，都是沒找對路。

“我相信笨鳥先飛，付出和收獲是成正比的。”他說完這句，又補了一句，“比如我去年比賽拿第12名，要是我不偷懶，名次還能再往上走。”

“那你怎么看那些輕輕松松就能拿到很多的人？”

他想了想。“那是偶然，不可能總那么順。除非他特別聰明，能找到事半功倍的方法。”他又拿送外賣舉例：有人一天能送60單，有人只能送30單，差距在于路線規劃和方法。“但總的來看，付出和收獲一定是成正比的。”

他還是相信這個。

南瓜的第一次電視錄制并不順利——《脫口秀大會》第五季，他在第一輪就被淘汰。那次失利對他的打擊很大，他自我懷疑了很長時間，問自己到底適不適合這件事情。他總說自己“容錯率非常低”，電視舞臺是唯一的通道，是最后一搏，掉下去就沒了，就要回到曾經的池子，繼續當游個不停的魚。“我的壓力很大，上臺之后整個人都繃得緊。”

回看那一場錄制，他在臺上幾乎一直閉著眼睛。那時他還在長期跑單，風吹日曬把眼角膜磨得發了炎。強光一打，再加上錄到深夜，他的眼睛實在受不了，只能緊緊閉上——就像他第一次在西安上臺那樣。

講完，他睜開眼，在一片白光之中，發現自己過關了。

“同一個起點”

2021年，南瓜來到上海。城市更大，節奏更快，他一開始完全跟不上。觀眾聽咖啡、聽基金、聽職場PUA，講股市還能講出“不是虧是升華了”。這些話題放在農村，連個水花都起不來。同樣一個段子，放在兩個地方演，得到的反應天差地別。

他開始學著聽懂這座城市的語言——約會、職場、消費主義。知識儲備有些跟不上了。

他第一次跟黑燈討論段子，走進了星巴克，點單時聽到別人說‘一泵’‘兩泵’，不明所以，自己偷偷去小紅書查什么意思。他說“當時星巴克對我和肯德基差不多，看到就要繞著走。” 同行聚會，有時大家在一起講英文梗，他坐在旁邊干笑，聽不懂。

他擅長比較直接的方式，用最簡單的手法抵達有趣。比如他講跑單時遇到的保安：“有的叫我們送外賣的，有的叫跑腿的。有一次我騎電瓶車闖進小區，那保安指著我說，‘電瓶車’，他直接用我上班的工具叫我。我當時說，‘好的，對講機。’”

圖片來源：豆瓣

他仍然住最早來上海租的房子，寶山和靜安之間，那時選位置的考慮是，城郊，而且訂單不少。月租兩千，三室一廳的合租房，室友彼此不認識，都是各自跟房東對接，像大多數合租房那樣，他們私下從不打交道。

爸媽也從沒來過上海，太遠，太貴，也太忙。爸爸吹嗩吶，一年四季有活，媽媽守著小賣部，姐姐也有自己的生活。“農村人來一趟上海代價太大了，不是想來就能來的。”他想了想，又說不出具體的代價到底是什么。

四年前，每天晚上六點，他換下工作服，趕去開放麥，從沒想過哪天能上綜藝，但節目播出、熱度過去之后，“坐在星巴克里”，他卻變得更緊張了。寫段子時有了負擔，觀眾帶著預期而來，會在心里對比“有沒有電視上好笑”。他開始害怕跟不上那些期待。線下演出開始變得越來越稀疏。

對比，人的大多數內耗都來自對比，節目過了關，但真正要面對的都在熱鬧結束之后。有同行走紅毯、開專場，發在朋友圈里，他刷到，也難免想一想，自己此刻在干什么。

“脫口秀的上限太高了，”他說，“送外賣你知道上限，一天最多賺三四百塊。但脫口秀沒上限，有人能走到紅毯上，有人一天能賺多少錢都不知道。”

身體和狀態變得都不太好，晚上常常失眠。他想“消失”一陣，也是給三十歲的自己一個交代。

人總是往前走，欲望也是。他常說，脫口秀是他為數不多能抓住的“變數”之一。即便如此，真正能靠它改變命運的人，終究只是少數。

他始終記得一次演出。那天他壓軸，前面一連串上臺的是復旦、同濟、上外的“名牌大學生”，“我一個中專學歷站在臺上壓軸，那一刻特別有成就感。” 他說，活到現在，他最在意的就是學歷。“平時找工作都要看學歷，但說脫口秀的時候，至少在臺上，我們能站在同一個地方說話了。”聊到這里，他展現出了意想不到的興奮。“這點很有意思，你應該寫下來。”

圖源：南瓜 同題問答

界面文化：你最喜歡的脫口秀演員是誰？為什么？

南瓜：周奇墨。他是我脫口秀的啟蒙老師。其實我們這代演員，很多人都是被他“啟蒙”的。那時候我們上培訓課，老師經常拿他的段子當范本，拆解、分析。他在我們心里就是“天花板”級別的——表演強、文本也強，尤其擅長從日常生活中挖笑點。我最喜歡他講“去飯店點菜”的段子，一件特別普通的小事，被他說得又巧又好笑。這種從生活細節里提煉喜劇感的能力，非常厲害。

界面文化：怎么看待脫口秀行業在國內的繁榮？

南瓜：現在大家都挺需要喜劇的，脫口秀比較大的特點是，每個演員都能代表一群人。比如唐香玉講催婚，黑燈講盲人生活，他們會把自己的難處變成段子，觀眾一聽就特別有共鳴。但我覺得現在脫口秀仍然在起步階段，還是偏小眾的，主要是年輕人在看，年紀大點的觀眾還不太能接受。

界面文化：不斷尋找新梗、持續創新會是內容創作中最難的事嗎？

南瓜：我覺得……最難的是創作本身。得多體驗新生活，多跟人交流感受，從中找新的靈感和想法。但創作也是演員的根基。只要段子好，你自然就會有底氣。段子好，就能賣票，就能有觀眾喜歡——所以歸根結底，內容還是最重要的。

界面文化：脫口秀是只要好笑就夠了嗎？還是需要融入一些其他價值？

南瓜：好笑肯定是最重要的，但其他價值就像錦上添花吧。除了文本之外，舞臺魅力也很關鍵。我喜歡周奇墨，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在舞臺上能完全抓住我的注意力。他一開口，我就會全神貫注。有些演員是那種一站上臺你就信他，他講什么你都愿意聽；但換一個人講同樣的內容，可能就沒那么有說服力了。所以最重要的是，觀眾得先喜歡你這個人。

界面文化：“標簽”和“金句”會困住你嗎？

南瓜：我不擔心被標簽化。人是會變的。很多演員一開始確實是靠一個標簽被記住，但隨著時間，大家都會慢慢走出來。就像我現在講脫口秀三四年，可能再過十年，內容就完全不一樣了。比如龐博，最早大家記得的是“交大博士”這個身份，但現在更多人關注的是他的表達和觀點。因為隨著生活和認知的變化，你寫出來的東西會變，表演的能力也會提高。

界面文化：你如何預判脫口秀行業的未來？

南瓜：我覺得脫口秀以后會越來越往“專場”方向走。現在很多人已經不愛看拼盤了，更愿意花時間去看某一個人的完整演出。可能是在網上看到某個演員，或者聽說他內容不錯，就專門來線下看。我前幾天去看了良言的專場，挺意外的是，現場有不少年紀大的觀眾。不管他們是不是沖著“個人特色”來的，這都是個好現象。這些觀眾看完后，也許會帶動更多人來了解脫口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