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開房門，看到田連元站在陽光里，扶著助步車。他說：“前兩年啊，中風了，腿腳不利索了。”這一開口，多么熟悉的聲音，穿過歲月，一下讓人回到守在電視旁聽評書的時光。

作為聽眾，你或許聽熟了《水滸傳》《楊家將》，又或許難忘在電視里見到他表演評書——一招一式，你來我往，動作瀟灑。你曾經也跟著人物緊張，跟著故事悲喜，一邊想象著梁山泊的“好漢世界”，一邊期待著“下回分解”。

人們贊譽他為評書界的常青樹，國家頒給他殊榮，而他也堅持“老百姓在哪里，我就說到哪里”，上部隊、下廠礦，最高到過海拔5100米的紅其拉甫國門，最深到過地下1300米的徐州煤礦。在邊防前線時，戰(zhàn)士們圍坐在籃球場上聽他說書。20多分鐘一段書，說完兩段，他穿的膠鞋鞋底都熱化了，粘在地面上挪不動步。

有一次，他到公社去演出，人家說，我們這個溝里沒電，沒有收音機，也沒有電視，有一個老太太出不來門，從來沒看過節(jié)目。他拿著一把扇子，到那溝里去給她說了一段“程咬金賣耙子”。說完了要走的時候，老太太問，你說那個人他后來怎么的了？原來，她還沉浸在書里。

近年來，田連元不僅出版了中國曲藝發(fā)展史上第一本評書高等教育教材，還構建起評書表演的理論體系。

他的“三壁書房”，擺滿歷史典籍、人物傳記。書桌前有一扇窗，窗外能看到車水馬龍的三環(huán)路。前幾年，他每天到豐臺公園練功，站樁、踢腿，再打一套形意拳。但現(xiàn)在，他日常出門只為去曬曬太陽，剩下的時間，全部投入到研究評書的理論體系中。與他一輩子志同道合的夫人劉彩芹這樣說：“他這一輩子沒離開過書本，除了看書沒有別的嗜好。他太真誠了，做什么事都特別認真，不會說假話。這就是他，一輩子就這么走過來，他太累了。我心疼他，但也很支持他。到這個歲數(shù)，他寫完的東西都是先讓我看，我們兩個還在不斷談論藝術，一輩子沒變。”

如今，說評書的田連元給評書“上戶口”，為說書人“立傳”，這個說書的夢圓滿了嗎？他說，藝無止境，活到老學到老。“我一輩子說了三輩子話，人說我是說書先生，其實我是永遠不畢業(yè)的學生。這是真話，因為研究評書到什么時候都沒個完。”

田連元和妻子劉彩芹在家中

攝影/本報記者李喆

評書是傳統(tǒng)藝術的活化石

北青報：前不久您在《人民日報》刊文講述了古代說書人的故事，還對評書表演的理論有一番總結，令人耳目一新，引發(fā)讀者關注。

田連元：這些年我在研究中國評書史。實際上歷朝歷代的說書人在歷史筆記小說里都有記載。在文章里，我就寫了說書人柳敬亭學藝的故事，因為我從這個故事中深刻領悟到“說書何其難也”。

說書人都知道古有柳敬亭。他是明末清初的大說書家，他的成功源于恩師莫后光。歷史記載，莫后光在一個廟里說《水滸》、說《隋唐》，三伏天最熱的時候，幾百個聽眾沒有扇扇子的，因為莫后光這一說書，把大伙說得都忘了扇扇子。這是說書人的魅力。柳敬亭想投奔名師，于是便有了柳敬亭三見莫后光的故事。第一次見，柳敬亭其時說書也已小有名氣，但莫后光跟他說，世間萬物，要說的，你都得了解，不然就說不明白書。柳敬亭回去又演了三個月，再讓莫后光看。莫后光說，你只是把觀眾逗笑了，這很容易。于是柳敬亭又走了。三個月后，他說書時，臺下人聽到吃驚的地方，“舌頭都翹了起來”。莫后光終于認可他說書有了幾分成績。后來，柳敬亭說書時舉手投足都有意味，人沒說話，就能把情緒帶給觀眾。而觀眾聽說書時，猶如見到了畫面，結束時又會感到“什么都沒有了”，這就是一種“若有見”“若有亡”的強烈感受。我就想，柳敬亭那個時候聽懂了莫后光的只言片語，研究、實踐，最終成就了“古有柳敬亭”。他八十歲到北京，還有很多人邀請他到各王府去說書，也說明他說書的影響之大。

北青報：評書的歷史底蘊這么深厚，您還發(fā)現(xiàn)了哪些有趣的故事？

田連元：其實柳敬亭不是最早的說書人。再早時，比如隋朝時，有個叫侯白的說書人，這個人善于說笑話，說什么都非常生動。他是越國公楊素的一個散官。隋文帝聽說了他，把他召來，聊得很開心，就任命他編修國史，給他五品官的俸祿。又比如南宋時，有個講史藝人王防御（號委順子），他是在宮廷里吃皇糧拿官餉的說書人，受到當時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歡迎。聽眾為之叫絕的，是他“貫穿千古五車書”的“三寸舌”，可見其學識之淵博。

在古代，人們靠聽書看戲滿足生活情趣、傳播歷史知識。唐書正史里記載著說書人，說明隋唐時期說書已經十分盛行了。元稹、白居易就喜愛聽書。蘇東坡還寫過說書人的一些事兒：有一回蘇東坡上別人家去串門，人家主人給孩子零錢打發(fā)他上街聽說書去。晚上孩子回來了，蘇東坡問他，你聽什么書了？小孩說，說“三分”。當時說“三分”就是說“三國”，可見宋朝時三國的故事就已經在民間流傳了。蘇東坡又問，聽得怎么樣？小孩說，曹操一倒霉就樂了，劉備一打敗仗就哭了。蘇東坡當時就感嘆說，君子的功業(yè)和小人的事跡千百年不可磨滅啊。從歷史記載來看，唐宋元明清，歷代說書的藝術形式都有據(jù)可查。而且，古代說書就是一把扇子、一塊醒木，到現(xiàn)在傳統(tǒng)的形式也沒怎么變，還是這樣。所以我說，評書是傳統(tǒng)藝術的活化石。

不限制觀眾的想象

說書的藝術性就在這里

北青報：起初，您如何想到要對評書的表演理論體系進行研究？

田連元：前幾年，由中國曲藝家協(xié)會和遼寧科技大學組織，要出版一套曲藝專業(yè)理論的書籍，包括《中國曲藝發(fā)展簡史》《快板表演藝術》《相聲表演藝術》《山東快書表演藝術》等，一套總共12本。因為我是遼寧科技大學藝術學院的名譽院長，我一想，過去評書沒有專業(yè)理論，它是掛在戲曲表演類別里的，相當于評書在曲藝里面沒有“戶口”，所以我就寫了《評書表演藝術》這本書，進而深入研究評書的表演理論。

戲劇、戲曲，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萊希特、中國戲曲程式三大表演體系，我就想，曲藝的表演體系在哪兒呢？寫《評書表演藝術理論》之后，我認為，評書是營造想象的表演藝術，這是一種獨特的表演體系。一方面，評書演員要營造想象環(huán)境、營造想象人物、營造想象事件，表現(xiàn)方法就是一人多角、虛擬表演，一個人一臺戲；另一方面，評書演員還要塑造自我，通俗地講，叫做有臺緣兒——你站在臺上，人們就愛看，就有舞臺魅力。

我覺得，中國的“斯坦尼表演體系”在明朝時候就有了。你看，評書的特點，就是在有限的時空里，創(chuàng)造出無限的想象。說書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不限制觀眾的想象。每個觀眾都有自己的想象，我說潘金蓮，艷如三春桃李，美似出水芙蓉。增一分則長減一分則短，敷粉太白，敷胭脂太紅。不管我怎么描繪，每個人心里邊都有一個潘金蓮。所以我這個說書的不能限制觀眾的想象，隨著說書人的表演交代，能讓不同的觀眾都情愿跟著他想象，跟著他緊張，跟著他哭笑，跟著他情緒起伏，說書的藝術就在這里。

北青報：您編創(chuàng)的評書，加入新的史料，既保留了傳統(tǒng)特點，又刻畫了人物的細節(jié)，比如《水滸傳》就有很多經典人物、情節(jié)細節(jié)，令人印象深刻。

田連元：評書要的是書外之功。翻開一部說書史，可以看到留在史書中的說書名家必是讀書的大家。說書必須先讀書，說書說到哪兒就得研究到哪兒。比如說到宋朝的書，就要研究宋朝的典章制度、人物穿什么樣的衣服、有什么生活習俗，方方面面。新時代說書，上廣播了，上電視了，不能只是照著老說書先生的那一套念下來，得研究透了才行。

我說《智取生辰綱》一節(jié)時，說晁蓋和白勝等人喬裝成商販挑著白酒上黃泥崗買酒，押運生辰綱的士兵為解渴，爭相舀著白酒喝。我當時想，這白酒能像現(xiàn)在的白酒嗎？四五十度那不都醉倒了？所以我查了很多資料，才發(fā)現(xiàn)原來宋朝喝的白酒是手工榨的酒，有白酒、清酒、黃酒、老酒，其中白酒的度數(shù)不高，類似于現(xiàn)在的啤酒。說書時加上這些素材，觀眾聽著就覺得更合理了。還有“孫二娘外傳”那段也是我編創(chuàng)的。當時我就想，一個女人她怎么給自己起名叫“母夜叉”？而且這個賣“人肉包子”是從何而來？《資治通鑒》《二十四史》……我用哪塊兒我就查哪塊兒，交代清楚始末緣由，才能讓故事更加合理。

中央電視臺導演王楓聽過我說《水滸傳》，他就感覺我說得比較到位。上世紀90年代初，中央電視臺籌備拍攝大型電視連續(xù)劇《水滸傳》的時候，王楓就找我參與劇本的藝術顧問，我跟了劇組兩年，當時的顧問組有紅學家李希凡、馮其庸，還有北大教授周強等著名專家學者。所以有人就說，田連元加入顧問組，是把評書藝術無形中抬上了一個高度。不管怎么樣，那也是很讓人欣慰的一件事。

曾經不愿意說書

命運逼著我說書

北青報：您出身曲藝世家，7歲登臺，14歲從藝，17歲養(yǎng)家糊口，20歲進團……回頭看，從藝最初有哪些最深的記憶？

田連元：我9歲在津南咸水沽拜師王起勝。當時我?guī)煾冈谔旖蛳趟裂莩觯褪钦f《施公案》，十分紅火，場場滿座。那時，我坐在一張單獨的小板凳上，在書臺旁邊聽他說書。

后來我在津師附小三分校上學念書，三年級時候被評為全校的模范兒童。那時候我不想說書了，我想上學，想上中學、考大學，想開火車、當飛行員。到了五年級，我輟學了。因為父親生病了，于是我就得靠說書掙錢養(yǎng)家。

我在天津小站開始說書。當時臺下沒幾個人。后來又到楊柳青說書，能給家里掙個三塊兩塊的。那時候我也想過改行考中國戲曲學校，師爺很支持我，同時跟我說，曲藝也不是不好，他說王尊三在解放戰(zhàn)爭的時候，通過唱一段西河大鼓，就把敵人的一個班給引過來了。

青年時期我遇到一個良師益友，他叫范云，是天津音樂學院的學生，多才多藝，帶眼兒的會吹，帶弦兒的會拉，唱歌唱得也好。他教我三弦，跟我講，三弦這個樂器，在樂隊里邊誰也壓不住它。這些，讓我覺得做民間藝人也沒必要那么自卑了。范云樂觀豁達，那時他創(chuàng)作音樂和曲藝作品，不能用自己的名字發(fā)表，就干脆署別人的名字，只要能發(fā)表就行。而且，不論人生道路多么坎坷，他始終很勤奮。他一身藝術細胞，最后學了法律，成了專為百姓打官司的大律師。他曾和我說過，“就想做一個大寫的人”。

我后來到勝芳書場說書，人很少。我心說我干不了這個。書場掌柜的叫吳慶山，我到現(xiàn)在還記得，冬天他給我點個爐子，我說您別點爐子，您這挑費更大了。他說，我開得起書館，點得起爐子，我聽你說得不錯，將來你成角兒了，別忘了在我這兒練過買賣就行。這話讓我很感動。之后我到靜海說書，白天沒人，人家也不讓我說書了，我天天拉三弦。那時候我就想：將來能干什么呢？我在楊柳青跟岳家霖學過武術，不行我就回去學好武術，開武館，教徒弟，也能掙錢。

后來我到了濟南，當時有一個說書的大角兒，叫張立武，他開的書館，400人的院子天天滿座。一個偶然的機會，演早場的張?zhí)逑壬R時有事，讓我替他說了兩天《呼延慶打擂》。當時張立武說中場，他早早就來候場。后來，張立武先生的徒弟悄悄跟我說：“俺師傅天天在外頭聽，怕你頂瓜（行話，緊張的意思），俺師傅說，這個小子將來再發(fā)展發(fā)展，能出息成個角兒。”這話給我打了一劑強心針，讓我堅定了說書的信心。

這時候聽說遼寧本溪藝術團招人，我就去了，想著有個團能收留我，就有固定收入了。1960年末我到了本溪，當時團里不缺說書的，我就給大角兒伴奏。這位大角兒就是我現(xiàn)在的老伴兒劉彩芹。她那時候是主演，掙120塊工資，我掙60塊。雖然當時天天伴奏，但是我老想著，有機會的話我還得說書。

后來，本溪有一個彩屯書場，偏僻路遠，我就自告奮勇一個人去。每天騎二十里路，說了一年的書，火了，觀眾座無虛席。就這樣，我為團里掙了不少錢，順理成章當了評書演員。

我曾經不愿意說書，命運逼著我說書。后來我能說書了，又不讓我說書。就這樣走到了今天，我還在說書。大概老天就是這么安排的——我就是來說書的。

北青報：您是如何創(chuàng)作表演新評書的？

田連元：1962年初，全國文藝界掀起了“說新、唱新、演新”的高潮。那時候，中國曲藝工作者協(xié)會遼寧分會主席王鐵夫主持召開了現(xiàn)場交流會，我代表本溪曲藝團參加。這也是我第一次與遼寧省名家“大蔓兒”同臺演出，十分激動。這次演出，王鐵夫對我非常認可，他和我說了很多影響我一生的話，給了我莫大的鞭策與鼓勵。

1965年，遼寧省搞了一次全省范圍的“說新唱新”曲藝大會演，我根據(jù)鐵路職工學雷鋒先進事跡創(chuàng)作的評書《追車回電》演出非常成功，一炮打響，很多報社、雜志社采訪報道，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也播出了這個作品。從那之后，大家開始知道有一個評書演員田連元。

沒過多久，遼寧人民廣播電臺請我錄制長篇廣播評書《歐陽海之歌》。播出之后，反響非常好。同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也邀請我錄制《歐陽海之歌》《漁島怒潮》兩部書。我記得當時送北京來的導演到火車站時，我們相約當年10月見。可還沒等到去北京錄評書，我就下鄉(xiāng)當了農民。

當了三年半農民，在我以為自己的藝術生命就此終結時，縣里要排樣板戲，找到了我，讓我出演《沙家浜》。自此，我逐漸恢復了舞臺演出。1973年，遼寧省搞東片文藝會演，我創(chuàng)作表演了評書《新的采訪》《沒演完的戲》，取得了成功。之后，我又回到本溪市歌舞團工作。

改革開放后，本溪人民廣播電臺請我錄制一部傳統(tǒng)長篇評書，我想到了《楊家將》。播出后，反響熱烈。當時我說《楊家將》說到了體育館，五千多人坐得滿滿的。在體育館說長書，這是首創(chuàng)。1986年，遼寧省電視臺找我錄制電視版評書《楊家將》，我力爭評書欄目時長至少20分鐘，而且下決心在20分鐘里，讓電視評書給觀眾帶來與廣播評書不一樣的體驗。錄《楊家將》時，我每天到公園里過一遍動作、表情。可以說，電視評書《楊家將》是首開電視評書的先河，也讓我的名字家喻戶曉。1993年，中央電視臺開始播出我錄制的《水滸人物傳》，反響非常好。后來，我不停地寫新書、說新書，主要寫革命英雄和道德模范的作品，我希望通過這些作品，傳遞給人們更多的精神力量。

北青報：現(xiàn)在的年輕人也喜歡通過網絡平臺聽書。評書藝術似乎有著穿越時空的力量。

田連元：說書，本來就是平民的藝術。老百姓不讀二十四史，不看資治通鑒，他從聽書看戲得到歷史知識。說書就是講中國歷史故事，說書藝術最根本的一點是真情實感。比如說《瓦崗寨》“對花槍”那一段，把人都說哭了，說到人心里去了，這叫藝術。

北青報：您從藝70年，不僅說書，還彈過三弦，唱過京劇，演過話劇，說過相聲，當過導演，做過主持人。現(xiàn)在還在研究說書，令人感佩。

田連元：我就干這個的。我也想知道，筆記文獻里有記載的說書人，他們都是什么樣的？越研究得深入，就感覺越有意思。比如，張山人是一個在東京汴梁說書的人，他創(chuàng)造了十七字詩，頭三句是五個字，最后是兩個字。宋朝的時候，有一個丞相貪污，街面上就流傳著一首十七字詩：丞相不成相，官銀入私囊，百姓都說好，混賬。我后來發(fā)現(xiàn)，張山人說書中創(chuàng)造并流傳下來的這個形式，也是現(xiàn)代“三句半”的根源之一。

北青報：您覺得人生的意義是什么？

田連元：我說，不見石崇復何存，但聞李杜千古音。什么意思呢？東晉的富豪石崇，一擲千金，老百姓不知道他。可是李白、杜甫能流傳到現(xiàn)在。“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這樣的詩句千古不朽。錢財帶不走，赤條條而來，赤條條而去，人生不過如此。唯有業(yè)績和精神流傳后世。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李喆

圖片提供/田連元

編輯/張楠

排版/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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