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的男人》

日劇《0.5的男人》中，松田龍平飾演的雅治本是一位上司眼中的優秀員工，工作認真，積極主動。上司出于信任，為雅治分配了越來越多的工作，棘手的問題都會條件反射似地交給他處理。在盡職盡責地扮演工作機器很長一段時間后，雅治的弦終于繃斷了。他無法再去上班，甚至斷掉了和社會的連接，成為終日宅家玩電子游戲的繭居族。

機械工業時代以降，資本主義迅猛發展，但同時也不斷侵蝕人類精神。人性的整全、豐富與敏感，被資本機器絞殺，成為影響效率、需要壓制和規避的負面品格。只有斷情絕愛、面無表情、仿若機器的勞動者，才算得上是稱職的“打工人”。

這樣的審視不僅出現在社會學等相關著作中，在藝術作品中同樣有呈現。英國畫家L.S.勞里即是如此，他的畫作展現了當時已漸衰落的英國工業圖景，人機結合的勞作、嚴格規范化的科學管理術，讓畫中人面目模糊，充滿孤獨、寥落的氛圍。

科學與藝術的碰撞不止勞里。BBC和英國科學博物館跨界合作的《在美術館遇見愛因斯坦》一書，就以通俗易懂的講解+近百幅高清彩圖，回望了藝術與科學交融的20個關鍵時刻：早期計算機如何生成音樂？霍克尼如何用寶麗來相機重新定義繪畫？AI時代藝術家如何保持創新？

我把人類視作機器人……因為他們都認為自己可以為所欲為，但其實不然。他們并不自由。沒有人是自由的。

——L. S. 勞里，1970年

18 世紀末到 19 世紀，隨著英國經歷了工業化改造，藝術家、作家和社會評論家開始思考人類與機器之間的界限何在。提高工人效率的新方法，以及衡量和規范其勞動的新方法，使工人本身成了科學研究的對象。自從棉紡廠實現機械化以來，在工廠工作的人越來越像機器上的齒輪。這種非人化的現狀將走向何方？

L. S. 勞里（L. S. Lowry）在 1922 年創作的油畫《制造業小鎮》（A Manufacturing Town）給出了一個答案。冒煙的煙囪染黑了蒼白的天空，身著黑色制服的人像機器人［robot 在捷克語里的意思是“勞動者”，卡雷爾·卡佩克（Karel Capek）兩年前首次用它來表示人造人］一樣在街道上匆匆走過或僵硬地站立著。

勞里的作品《制造業小鎮》。這種“勞里式景觀畫”已成為英國工業遺產的恒久象征。

這是勞里最早獲得公眾認可的作品之一，《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在 1926 年為曼徹斯特“公民周”發行的增刊中介紹了這一作品。這場活動由曼徹斯特公司組織，部分目的在于增強工人對自己城市的自豪感，也是為了在政治動蕩時期吸引選民參與，畢竟當年早些時候發生了大罷工。但是，勞里的這幅畫向工人們傳遞了什么樣的信息呢？

工業圖景：機械化對人類社會的影響

勞里在將近六十年的時間里創作了大量作品，主要聚焦他在家鄉索爾福德的彭德爾伯里及其周邊地區觀察到的工業場景。

在這些畫作中，工廠的煙囪若隱若現，從蒸汽機的熔爐中排出滾滾濃煙，這些蒸汽機驅動著紡棉、織布和鍛造金屬的機器。這些“勞里式景觀畫”的色調柔和，風格樸素，一眼就能認出，已成為英國工業遺產的恒久象征。

然而，關于這些作品所描繪的工業化景象，人們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些人認為它們記錄了災難性的變化：景觀和環境被破壞，工業城鎮出現公共衛生危機，人類淪為了純粹的機械。從這個角度看，這些作品捕捉到了阿諾德·湯因比在 1884 年的著作《工業革命演講集》（正是這本著作創造了“工業革命”一詞）中描述的負面影響：“在財富大量增加的同時，貧民窟也在大量增加；自由競爭帶來的大規模生產導致了階級的迅速分化和大批生產者的墮落?！?/p>

但到了 20 世紀初，勞里畫中的世界——煙囪林立、工人們匆忙往返于大工廠之間——實際上已經走向衰落了。早在勞里拿起畫筆的一個半世紀之前，蘭開夏郡的天際線就已經出現了冒煙的煙囪和高聳的棉紡廠。20 世紀 50 年代正值英國制造業走向衰落之時，他在那時創作的一些規模極大的作品，展現了曼徹斯特繁榮時期遺留下來的衰敗的工業基礎設施。因此，有人說勞里的城市風景和街景可能是懷舊的，甚至是浪漫的，是在追憶一種隨著英國工業霸主地位的喪失而消失的生活方式。

《南方與北方》

一些人則聚焦于他們在勞里的畫作中看到的孤獨和寂寞：盡管人物之間的距離很近，但他們之間往往顯得毫無關聯，而畫家本人的視角也是一個從邊緣觀察的局外人。還有人認為這些作品是關于工業化產生的社會影響的政治評論，探討的是勞工和階級問題，而不是非人化和環境破壞。評論家霍華德·斯普林（Howard Spring）說：“他的畫作讓我感受到了工業革命施加于這片土地上的悲慘的挫敗感?！?/p>

馬克思主義藝術史學家T. J. 克 拉 克（T. J. Clark）和安妮·M. 瓦 格 納（Anne M.Wagner）是 2013 年泰特美術館舉辦的勞里作品回顧展的策展人，他們認為，勞里的畫作描繪了“新工業技術為工人生活構建的藩籬”；另一位馬克思主義藝術評論家弗朗西斯·克林根德（Francis Klingender）甚至聲稱，通過展示工業化的影響，勞里希望“激發人們與造成這些影響的制度進行斗爭” 。

另一些人則堅持認為，勞里創作這些作品時并沒有帶著政治使命感，只是想表現那些被其他人視為不值得關注的場景。勞里本人在談到自己的作品時說：“我的目的是讓工業場景受到關注，因為沒有人這樣做過，也沒有人認真做過?！?他是一個神秘的人物，幾乎沒有給我們留下任何關于他創作意圖的線索；他的畫作仍然有著模棱兩可的解讀。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很難擺脫這樣一種感覺，即這些無差別的、粗略描繪的工人就像是螞蟻、蜜蜂，或者僅僅是機器零件——再或者就像小說家珍妮特·溫特森（Jeanette Winterson）所說的那樣，“是工業機器的克隆人。零部件。生產資料”。溫特森說，它們展示了“人類被迫與機器結合時會變成怎樣”。重復和統一這兩個主題在一排排相同的工廠窗戶和相同的聯排房屋中得以強調——事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每一幅勞里的畫作都非常相似。

《摩登時代》

機械化對人類的影響從機器時代一開始就備受關注。詹姆斯· 菲利普斯· 凱（James Phillips Kay） 在 1832 年出版的《曼徹斯特棉紡廠工人階級的精神和身體狀況》一書中寫道，紡織廠的工人們“被鐵和蒸汽拴成一體……牢牢地鎖在不知疲倦的鐵機器上” 。他宣稱：“只要發動機運轉，人們就必須工作。”在凱看來，工廠工人的生活是枯燥、無休止、令人厭煩的勞作和不間斷的機械重復。

恩格斯在 1844 年發表的反對資本主義不公正的論著《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描述了工廠工人按照機器的節奏重復勞作所承受的身心壓力。恩格斯認為工廠工作不是真正的工作，而是“乏味、極其令人窒息、令人疲憊不堪的過程”。

科學管理術：將人視為機器

工業勞動最顯著的特點之一是工廠機器設定的專制節奏。無論冬夏，無論晴雨，無論晝夜，告訴工人何時工作、何時休息的不是季節，也不是一天中時間的變化，而是工廠的時鐘。機械化徹底改變了工作與時間之間的關系。在勞里的畫作中，工廠的時鐘始終存在：在《上班，從工廠回家》（Going to Work,Coming Home From the Mill） 和《 清 晨 》（Early Morning）中，時鐘就像一個高高在上的獨裁者，俯視著匆忙熙攘的人群。

科學管理方法始于 19 世紀 90 年代的美國，其主要倡導者之一是機械工程師弗雷德里克·W. 泰勒（Frederick W. Taylor），他認為通過科學地安排工業流程，可以提高工業生產效率。例如，泰勒將每項工作拆解成各個組成部分，并用秒表為每項工作計時，然后按照最有效的順序重新排列。

與此同時，工程師弗蘭克·吉爾布雷斯和莉蓮·吉爾布雷斯（Frank and Lillian Gilbreth）經常通過攝影來研究某項工作所涉及的動作，并思考如何減少動作的數量。“工時與動作研究”由此誕生。20 世紀初，許多英國公司擔心本國的工業效率，開始實施這些所謂的科學管理方法。他們的員工卻對此并不以為意。

一名女工在操作手壓機。據說，這項動作研究將此類工作的生產效率提高了40%。

1934 年，曼徹斯特的工程企業理查德與約翰遜叔侄公司（Richard, Johnson and Nephew）在引入了測量生產力的方法后，700名電線工人舉行了罷工。《曼徹斯特衛報》在報道中稱，工人們認為這種制度“反社會”。一位工人在受到這樣的觀察后說：“我感覺出了一身冷汗，神經都在顫抖。” 國際紡織工人協會聯合會的秘書聲稱，像這樣的時間研究會“讓工人淪為機器”。這些方法將生產控制權從車間工人手中轉移到了管理層，而批評者則反對說，它們限制了工人的技能、主動性和能動性，使他們淪為純粹的生產工具。

工業心理學：人性又回來了

隨著心理學在 20 世紀初興起，一些旨在提高工業效率的研究確實考慮到了工人的人性層面。20 世紀 20 年代到 30 年代，工業心理學在英國發展迅猛。查爾斯·邁爾斯（Charles Myers）是一位實驗心理學家，他于 1921 年創建了國家工業心理學研究所。他聲稱，工業效率可以通過這樣的原則來實現，即“不站在背后壓迫工人，而是緩解工人可能面臨的困難”。工業心理學家認為，工作模式的改變應建立在對個人與工作之間的關系進行科學研究的基礎上，這樣不僅能提高生產效率，還能提高工人的滿意度。工業心理學家希望把工人當作人來研究，而不是試圖讓人像機器一樣工作。

1922 年，朗特里的可可工廠成了英國第一家聘用工業心理學家的企業， 他 們 聘 用 的 是 維 克 多· 莫里斯（Victor Moorrees）。該企業于1862年由貴格會成員約瑟夫·朗特里（Joseph Rowntree）創立，一直以來都奉行家長式的經營方式，強調雇主與工人之間的工業和社會契約。約瑟夫·朗特里熱衷于為員工謀福利。

他說，員工“絕不應僅僅被視為工業機器上的齒輪，而應將其視為一個偉大產業中的同僚”。他將這個小型可可企業發展成了大型糖果制造商，并隨著公司的壯大，實施了正式的工業福利政策。其中許多政策，包括養老金計劃和八小時工作制，都是約瑟夫的兒子本杰明·西伯姆·朗特里（Benjamin Seebohm Rowntree）倡導的。

西伯姆·朗特里甚至在工廠設立了一個心理部門。他本人是一個有科學頭腦的人，曾在曼徹斯特的歐文斯學院學習化學，隨后負責管理軍需部的福利部門，該部門成立于1915年，負責為一戰期間影響軍需工廠工人效率的工人疲勞和工作條件問題建言獻策。正是在那里，他第一次對科學管理理論產生了興趣。他認為，改善工人的福利不僅在道義上是正確的，而且可以提高工業生產效率，緩解戰爭結束后英國出現的工業動蕩。

在呼叫中心和亞馬遜倉庫的時代，面對不斷提高的生產力要求，工人福利依然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觀念與裝置藝術家杰里米·戴勒（Jeremy Deller）在 2013 年舉辦的巡回展覽中探討了這一話題，這次巡回展覽的名稱借用了《共產黨宣言》中的一句話——“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戴勒的大部分作品關注人們的日常生活，探討階級、權力和社會體驗等主題，其創作方法曾被描述為“從根本上講是平等主義的，同時堅定不移地面向大眾和民主”。

這座雙盤鐘于 1810 年左右安裝在麥克爾斯菲爾德的帕克格林（Park Green）工廠，以確保工人保持規定的生產效率。

在“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展覽中，戴勒通過展示相關藝術作品、物品、照片、音樂和電影，追溯了工業化的遺產及其對英國社會和流行文化的影響。其中一件物品是 1810年為麥克爾斯菲爾德一家絲綢廠制作的雙盤鐘：一個表盤顯示真實時間，另一個表盤顯示“工廠時間”，仿佛絲廠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世界。后一個表盤的指針與絲綢廠的水輪相連，只有當水輪轉動時它才會走動。如果水輪停止，“工廠時間”也會暫停，損失的生產時間都要彌補回來，而工人們則被機器的節奏所控制。

戴勒將麥克爾斯菲爾德的鐘表與一種數字腕戴式裝置放在一起，這種裝置是為如今的倉庫員工設計的，可以追蹤他們的工作效率，并將信息傳輸給經理。戴勒暗示，社會仍然生活在工業化的陰影下。他的作品與勞里的一樣，對資本主義追求最高生產力時將人作為生產單位的做法提出了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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