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那邊有信了。”1975年3月12日清晨，周恩來將一份帶著油墨味的文件遞到毛澤東案頭。窗外的玉蘭花苞正欲綻放，中南海的海棠枝頭還凝著晨露。這份由香港轉來的密函，在歷史轉折的節點上悄然叩響了兩岸塵封二十六年的對話之門。

密函落款處的“陳立夫”三個字，讓毛澤東在煙霧繚繞的書房里陷入沉思。這位曾主持國民黨特務系統的“CC系”大佬，此刻竟成了臺北最特殊的外交信使。蔣介石選擇舊部陳立夫擔此重任頗耐人尋味——既避開了當局的正式管道，又保留了足夠份量的溝通渠道。透過泛黃的信箋紙，似乎能觸摸到那位八十八歲老人最后的執念：那個退守臺灣時曾說“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蔣委員長，在陽明山官邸的暮色里，終于放下了“反攻大陸”的虛妄。

臺北士林官邸的梧桐樹飄落最后一片枯葉時，蔣介石正對著大陸方向的地圖出神。自1949年12月10日從成都鳳凰山機場起飛，他再未踏足故土。侍衛們發現，老先生的案頭除了《圣經》，開始頻繁出現《人民日報》的影印件。特別是1974年西沙海戰期間，當看到大陸海軍痛擊南越艦隊的戰報，他竟破天荒地說了句：“打得好！”

這種微妙轉變背后藏著殘酷現實。1971年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的通過，讓臺國的外交空間急劇萎縮。連最堅定的盟友美國都在尼克松訪華后逐漸抽身，1973年基辛格第五次訪華時，臺灣當局駐美“大使”沈劍虹在日記里寫道：“華府冷得像西伯利亞的冰窖。”更讓蔣介石焦慮的是，島內新生代對“中華民國”的認同日漸淡薄，他必須為歷史留下轉圜余地。

北京方面對此并非毫無覺察。早在1973年，基辛格就向周恩來轉達過臺北的試探性信號。據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解密檔案顯示，毛澤東當時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說過：“老蔣要是愿意過來，給他個委員長當當也無妨。”這話雖有戲謔成分，卻也透露出某種政治智慧。畢竟，在美蘇爭霸的冷戰格局中，臺灣問題始終是懸在太平洋上空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陳立夫密函的特別之處，在于首次明確提及“最高領導人會晤”。據參與此事的香港愛國商人回憶，當時傳遞的暗語是“陽明山的茶花開了”。這種充滿文人氣的隱喻，與蔣介石晚年沉迷王陽明心學的狀態不謀而合。信中還罕見使用“貴我雙方”而非“共匪”稱謂，這對堅持“漢賊不兩立”的國民黨當局而言，無異于重大立場調整。

鄧小平在接到赴臺任務時，正在江西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勞動。這個曾被毛澤東評價“綿里藏針”的四川人，或許是最合適的破冰者。他既非“四野”系將領（避免刺激國民黨東北戰場舊恨），又有主持西南局時與民主黨派打交道的經驗。更重要的是，其務實作風能精準把握“一個中國”原則下的彈性空間。臺北方面對此心知肚明，否則不會在密電中特別注明“歡迎鄧先生”。

歷史轉折往往毀于細節。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因突發心臟病陷入昏迷。病榻前的監視器曲線逐漸平直時，臺北街頭正飄著清明節的小雨。主治醫師熊丸后來回憶，老人最后念叨的竟是奉化方言的“落葉歸根”。而在北京三〇五醫院，周恩來的輸液管里正滴注著抗癌藥物，他囑咐秘書把兩岸往來的電報副本單獨裝訂，“這些要留給后人看”。

陳立夫后來在回憶錄中透露，密函送出前曾發生激烈爭論。國民黨內頑固派威脅要曝光“總裁通共”，是蔣經國動用情報系統壓下了反對聲浪。這個細節佐證了當時臺灣當局的復雜處境——既要維護所謂“法統”，又不得不正視國際現實。有意思的是，1975年4月16日蔣介石葬禮上，美國副總統洛克菲勒的吊唁詞刻意避開政治表述，僅以“一個時代的結束”敷衍了事。

臺北故宮的檔案庫里，至今保存著1975年擬定的接待方案。從淡水碼頭的紅地毯鋪設，到圓山飯店的菜單設計，甚至考慮到鄧小平的四川口味特意準備辣醬。這些發黃的文檔里，還夾著張靜江長孫張乃昌從巴黎發來的加密電報，內容涉及法國航空的專機調度預案。若非蔣介石突然離世，這些細節本可能成為兩岸關系的破冰見證。

當蔣介石的靈柩緩緩降入慈湖陵寢，海峽對岸的廣播里正在播放《告臺灣同胞書》。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接見外賓時，特意走到臺灣廳駐足良久。據在場的新華社記者描述，他摸著廳內陳列的日月潭浮雕說了句：“總會有人接著談的。”這話像是預言，又像是安慰。畢竟，在冷戰鐵幕的縫隙里，那道穿透海峽的光，曾經那么真實地存在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