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37年,陳獨秀第五次出獄,面對國民黨的高位邀請,他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他想回延安,重新投入抗戰與革命。但中共方面提出了三個前提條件。
陳獨秀
面對這些要求,陳獨秀只因其中一條而斷然拒絕。曾是黨的創始人之一,他為何不肯妥協?這一決定,也徹底改變了他晚年的歸屬。
少年神童志在四方
陳獨秀出生在1879年的安徽懷寧縣十里鋪。他小時候聰明伶俐,記憶力特別好,很小就能背熟四書五經。十七歲那年,他考中秀才,家里人都覺得他將來能走仕途,爭個一官半職,為家族爭光。
十九歲那年,他到外地游學,接觸到了更多社會現實。他逐漸對傳統科舉制度失望,不再想著中舉做官。
1901年,他去了日本。那時候日本正在學習西方,社會氣氛新鮮開放,這對陳獨秀觸動很大。學成回國后,他沒有進學校教書,也沒去考官職,而是開始投身思想啟蒙。
他先在老家創辦了“安徽救國會”但很快就被政府鎮壓了。后來他又跑到上海,創辦《中國日報》,不到幾個月就被查封。
他不死心,又回安徽,辦了《安徽俗話報》,用老百姓能看懂的白話文寫文章。這份報紙辦了不久也被停掉。
之后他換了一個又一個城市,換了一個又一個名字繼續辦刊物。他不是為了掙錢,也不是為了出名,就是想用簡單直接的語言把新的思想講出來,讓普通人也能明白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科學。
他曾說過一句話:老百姓看不懂你寫的東西,那就等于你什么都沒說。他開始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他認為,如果連語言都不改革,那思想就很難傳播下去。
他的這種做法在當時屬于“激進”,報紙常被封,人常被通緝。他多次換地方居住,甚至有一段時間連家人都不知道他藏在哪里。但他一直堅持做這件事,一邊寫文章,一邊辦報紙。
這一時期的陳獨秀,幾乎把所有時間和精力都投進了辦報、寫文章、傳播新思想上。
一紙雜志喚醒國魂
1915年,陳獨秀搬到了上海。期間他前前后后籌備、寫稿、找人、湊錢,最后終于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個小房子里,把《青年雜志》創辦了出來。
第一期雜志發出去時,還沒人太當回事。但幾個月后,它的影響開始顯現。陳獨秀在這本雜志里寫了一篇《敬告青年》,明確提出中國青年要有獨立人格,要敢于質疑舊制度,要追求“德先生”和“賽先生”——也就是民主和科學。
這篇文章很快就在上海的知識分子圈子里傳開了。那時候,中國還處在軍閥混戰、政局不穩的局面中,很多青年人感到迷茫,不知道國家的未來在哪。《新青年》像一塊石頭砸進水里,激起了圈圈波瀾。
他用白話文寫文章,這在當時是非常少見的。很多學者看不起白話文,認為它不夠正式,不夠“高雅”。但陳獨秀不管這些,他說:文章是寫給人看的,不是寫給古人看的。
漸漸地,《新青年》成了青年學生之間傳閱最多的刊物。學生們看了之后,不只是討論文章,還會在校園里組織讀書會、演講會,有的甚至開始寫信投稿,把自己對國家和社會的看法發表出來。
1917年,陳獨秀應蔡元培邀請,去北京大學當了文科學長。他把《新青年》的編輯部也搬到了北京。
蔡元培
他在北大講課時,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直接和學生討論社會問題。這種上課方式,在當時幾乎是破天荒的。他鼓勵學生質疑老師,質疑傳統,甚至質疑政府。
北大成了《新青年》的根據地,也成了新思想的擴音器。李大釗、魯迅、胡適等人也加入了《新青年》的撰稿陣營,這讓雜志的影響力迅速擴大。
尤其是李大釗在雜志上發表的一系列介紹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引發了更大范圍的關注。
到了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新青年》成為這場學生運動的思想源頭。學生們喊的口號“要民主,要科學”。
陳獨秀因為支持學生運動,還被北洋政府逮捕了。可他在獄中依然堅持寫作,一出獄就繼續辦刊。
辦《新青年》的那幾年,陳獨秀幾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這本雜志上。他親自審稿,自己寫文章,還要應對當局的壓力和查禁。他不是沒想過放棄,但每次看到有年輕人因為一篇文章受到啟發,他就覺得值了。
后來,這本雜志被越來越多的學校、社團、地方報刊轉載,它不再只是一本雜志,而變成了一種思想的標志。
五次入獄,鐵骨錚錚
陳獨秀這一生,被抓過五次。
第一次被抓,是1913年。當時袁世凱準備稱帝,陳獨秀是反對派中的一員。他在安徽組織學生和市民集會,發表演講,批評袁世凱。
結果他很快就被地方政府以“擾亂治安”抓了進去。那會兒,他在獄中待了一個多月才被釋放,出來后依然繼續寫文章。
第二次是1919年,那年五四運動爆發,陳獨秀不僅通過《新青年》發表文章支持學生,還親自上街參與游行。他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支持者”,北洋政府自然不能放過他。
這次他被抓進了北京的警察局,關押了大約一個月。當時很多學生和教授聯名為他求情,最終才被放出來。
第三次發生在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他雖然沒能親自參加一大會議,但仍被推選為第一任書記。他回到上海不久,就因為參與地下活動被租界巡捕房抓了。
這次抓捕是因為他組織黨員活動太頻繁,被特務盯上了。雖然最后被保釋出獄,但從那以后他就成了重點監控對象。
第四次是在1922年。那年他剛參加完黨的二大會議,警察突然闖進家里搜查,查出了不少宣傳材料和政治書籍。
這次他們給他扣了一個“私藏違禁書籍”的罪名,把他再次投入監獄。這次坐牢時間不算長,但消息傳開后,他的名聲更響了,也讓他成了“敢言”的代名詞。
第五次是最嚴重的一次,也是他入獄時間最長的一次。1932年,國民黨方面已經全面鎮壓共產黨。陳獨秀在上海租界內被捕,罪名是“非法組織政黨”。
他當時身體不好,患病在家,就被直接帶走了。這次國民黨不打算輕易放人。法院審判時,以“危害民國罪”判了他十三年。
這次入獄后,外界反應很大。蔡元培、柳亞子等人紛紛出面求情,甚至連國外的學者也開始呼吁釋放他。
柳亞子
愛因斯坦還專門寫信給蔣介石,希望放人。但國民黨并沒有立即松口,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為了“聯合抗日”的政治需要,陳獨秀才被提前釋放。
在這五次被捕中,陳獨秀從未因為壓力而妥協。他甚至有一次對朋友說:“我早就習慣了進監獄。”這不是自嘲,而是他真實的生活狀態。
他對這些事情的態度很明確:只要還能動筆,他就要把自己看到的問題講出來。哪怕被抓進去,也不后悔。他曾在獄中對探視的人說:“這些牢獄是代價,不是障礙。”
從第一次坐牢到最后一次出來,他跨越了將近二十五年。這段時間,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陳獨秀始終站在變革的風口浪尖。
他不怕坐牢,也不怕失去名利,他怕的是,中國一直困在老路上走不出去。
三條歸隊條件引發的思想對決
1937年8月,陳獨秀被國民政府提前釋放出獄。表面上,是因為抗戰爆發后國共要合作抗日,但真實原因也包括他在國內外的影響太大,再關下去,國民黨自己也說不過去。
一出獄,蔣介石拋出了橄欖枝。不但邀請陳獨秀出任勞動部長,還允許他另立門戶,自主組建政黨。
但陳獨秀很快就拒絕了,他不信任蔣介石,也不愿意被當作政治工具利用。更何況自己的兩個兒子都是被蔣介石所害,蔣可以說是他的仇人。
他想回延安,雖然他早年因為黨內路線分歧已經被開除出黨,但在他心里,共產黨依然是最接近自己理想的那一派。他希望能回到延安,繼續為抗戰出力,為革命做事。
于是,他通過朋友和渠道聯系中共中央,表達了希望去延安定居和工作的意愿。消息傳到延安,毛主席十分高興。
但因為此前陳獨秀思想理論已經和我當產生分歧,所以毛主席回復了陳獨秀,對陳獨秀的到來表示歡迎,但前提是他必須接受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公開放棄托派理論,承認自己當初的錯誤。
第二個條件,公開表示支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
第三個條件,要在行動上表明他對抗日統一戰線的支持,而不只是口頭表態。
對于后兩個條件,陳獨秀基本沒意見。他一向主張聯合抗日,也早在出獄前后寫了不少反戰、抗戰的文章,態度很明確。
可看到第一個條件時,他的反應非常強烈。他立刻表示拒絕,甚至帶著情緒反駁:“我根本不是什么托派,我也沒有做錯,何來認錯一說?”
這不是一句氣話,而是他始終堅持的立場。早在1930年代初,他對共產國際和中共當時的部分策略提出過不同意見,被認為是“左傾錯誤”,最終被定為托派而遭清除出黨。
但在他看來,那只是正常的黨內爭論,不是什么“路線錯誤”。他認為自己沒有背叛革命,也沒有脫離馬克思主義,所以談不上“認錯”。
這個“第一條”是他最不能接受的。他覺得,如果連這點立場都要妥協,那就等于否定了自己過去十年的全部判斷和堅持。
而毛主席那邊,對這個問題也很明確。他擔心的不是陳獨秀這個人,而是他身上的“思想標簽”。
陳獨秀是黨的創始人之一,如果他不放棄自己原來的理論,去了延安,很可能會引發黨內思想上的對立甚至分裂。特別是在抗戰這類大局面前,統一的思想和行動尤為重要,不能有雜音。
所以,這個條件不是為了難為他,而是出于政治穩定的考慮。但毛主席也清楚,陳獨秀是個有性格、有主見的人,要他公開認錯,幾乎不可能。
最終,這場來回幾次的溝通,沒有結果。陳獨秀拒絕接受條件,也就放棄了去延安的計劃。
他選擇留在重慶江津,搬到一個偏僻的小村莊,過起了近乎隱居的生活。他仍然寫文章,仍然關注國家局勢,但不再參與組織活動,也沒有再申請回黨。
這件事后來成了很多人議論的話題。有的人說他太倔,有的人說他太傲,但也有人覺得他是在堅持自己的信仰,哪怕不被理解,也不愿妥協。
1942年,他在江津去世,終年63歲。他沒有再回到延安,也沒再進入黨的領導層。
那三個條件,其實就是兩種思想之間的碰撞,一邊是組織紀律與現實策略,一邊是個人立場與思想堅持。對別人來說,可能是可以談判的政治安排,對陳獨秀來說,卻是一個不愿跨過的底線。
結語
陳獨秀的一生,沒有走傳統的仕途路線,也沒有停留在學術象牙塔。他選擇了更難的一條路,用文字挑戰權威,用思想沖擊舊制。他辦報、寫文、進監獄、又再出來,始終沒變的是他對真理和進步的堅持。
1942年,他在江津去世,簡單安葬,幾乎沒有官方紀念。可多年以后,人們再提起陳獨秀時,不再只看他的錯誤,而開始重新看他的貢獻。他推動了中國思想啟蒙,也影響了一代又一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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