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香港九龍港的風裹著咸澀。上午十點，“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的煙囪還在冒煙，錢學森已立在舷梯口。深灰西裝是妻子臨上船前熨的，領帶結打得比往常緊些——他看見碼頭上攢動的人群里，有舉著“歡迎錢學森博士回國”木牌的華人面孔。

第一個湊上來的英國記者戴著圓框眼鏡，皮鞋擦得锃亮。“錢先生，貴國憲法標榜自由，卻限制您五年人身自由，這算不算諷刺？”話筒遞得很近，幾乎要碰到錢學森的領帶。他望向海面，游輪劈開的浪花正化作細碎的銀光：“有些事要交給時間評說。今天我站在這里，比什么都重要。”
戴藍布帽的大陸女記者擠到前排，筆記本在風里嘩嘩響：“美國實驗室的條件比國內好十倍，您真舍得放棄？”錢學森扶了扶眼鏡，鏡片反光里能看見遠處的青山：“科學是天下的學問，可科學家的根，得扎在自己的國土里。”當香港記者用英語提問時，他突然抬手制止，聲音不大卻清楚：“請講中文，我是中國人。”
第二天全港的報紙都在頭版印著他下船的照片。他走在最前面，夫人蔣英抱著女兒，身后兩個男孩仰著頭看海鷗。《大公報》的標題粗黑醒目：錢學森歸國有何意義？美國人的五個師，換來了中國的一聲“開始”。

七天后的北京飯店之夜，水晶吊燈把大廳照得透亮。郭沫若舉著酒杯致辭時，周恩來的席位空著——凌晨剛接到報告，臺海有美艦異動。錢學森盯著那把空椅子，忽然聽見鋼琴聲從側面傳來。蔣英穿一身月白旗袍，指尖落下時，《英雄交響曲》的前奏像清晨的鐘，撞得滿室生輝。她彈到第二樂章時，錢學森看見華羅庚眼里有光，周培源的手指在桌沿輕輕打著拍子。
“這杯酒，敬所有把心留在中國的人。”錢學森的聲音蓋過掌聲，玻璃杯相碰時，他想起在加州理工學院地下室做實驗的夜晚，窗外的星光和此刻的燈火重疊在一起。
東北的秋風卷著煤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實驗室里，陳賡剛從遼東灣軍演現場飛回來，軍靴上還沾著沙子。錢學森正俯身看蘇聯教練導彈的彈頭，金屬表面映出他微鎖的眉頭。“都說您這腦袋值錢，”陳賡突然開口，粗糲的手掌在錢學森額頭前虛晃，“坊間早有傳聞，說他一個人能抵五個師。”錢學森直起腰，手指敲了敲彈頭：“抵幾個師不重要，重要的是咱們自己得有。”
晚宴的燉菜還冒著熱氣，陳賡就著高粱酒開口：“老錢，你就直說，咱們中國人能不能搞導彈？”筷子碰到瓷盤發出輕響，錢學森抬頭時眼里有火：“洋人能鼓搗出來的東西，咱們為啥不能？給我時間，給我人，就能干！”陳賡的拳頭砸在桌上，震得醋壺直晃：“就要你這句話！”
彭德懷在301醫院的病房里握著錢學森的手，指節因用力而發白：“現在搞，人力夠不夠？材料夠不夠？”陽光透過紗窗落在錢學森臉上，他數著老帥鬢角的白發：“夠。只要上下一條心，沒有過不去的坎。”彭德懷突然掀開被子，輸液管還連著手臂：“備車！我要去國防部！”護士在旁邊急得直擺手，他卻已經把軍裝披在肩上。
那晚陳賡在西總布胡同的家里開小宴，王震把剝好的螃蟹推給錢學森：“聽說您在美國搞的是‘噴氣推進’，那玩意兒要是搬到咱們西北大漠……”話沒說完，萬毅已經舉起酒杯。錢學森夾起一筷子醬牛肉，突然笑了：“等導彈上天了，下一步就是火箭。一級不夠，就搞二級、三級，直到把衛星送上天。”
葉劍英的四合院飄著桂花香。三位老帥和科學家圍坐時，月亮剛爬上東墻。“美國的導彈已經能掛核彈頭了，”錢學森轉動著手里的茶杯，“咱們再晚就來不及了。”葉劍英把煙頭按在青瓷煙缸里：“走，現在就去見總理。”
三座門小禮堂的舞會正熱鬧。周恩來摟著文工團員轉圈時，秘書附耳說了句什么。他腳步一頓，隨即松開手，皮鞋在地板上劃出急轉的聲響。“錢先生，盼星星盼月亮，可把您盼來了！”握住錢學森的手時，總理的掌心帶著暖意，“美國人說你值五個師，我看吶，你值五個兵團！”
1956年2月的北京還冷得呵氣成霜。周恩來辦公桌上的《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意見書》攤開著，第九頁上有鉛筆劃過的批注。同一天，任新民的《火箭武器研制建議》也放在了彭德懷的案頭。十位元帥在頤年堂開會時，朱德的煙斗在煙灰缸里積了半寸灰：“砸鍋賣鐵，也要把導彈搞出來。”毛澤東聽完匯報，把煙頭按在玻璃缸里，火星濺起又熄滅：“搞！”
第二年秋天，酒泉的戈壁灘刮著黃風。錢學森站在發射架下，風沙打在護目鏡上沙沙響。倒數聲里，他想起在波士頓被扣押時，偷偷寫在煙盒紙上的家信，想起陳賡在哈爾濱的追問，想起總理在舞會上匆匆握住他的手。“點火！”指令發出時，火箭尾部的火焰突然竄起，像一把燒穿夜幕的刀。

蘑菇云騰起的那一刻，錢學森摸了摸口袋里的懷表——那是離開美國前朋友送的。表蓋內側刻著一行小字，此刻正貼著他的心跳。遠處傳來歡呼，有人在擦眼淚，有人把帽子拋向空中。他望著天際的火光，忽然明白：有些火種，一旦埋下，就永遠不會熄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