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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俄羅斯的主權和完整受到威脅，一切手段都是允許的。”

2024年圣彼得堡經濟論壇上，普京曾這樣發言。

自俄烏沖突爆發以來，普京政府始終以“和平談判”為外交旗幟，大肆宣揚對俄烏談判的渴望。

然而在實際表現中，普京卻屢屢回避關鍵國際會談。

這種言辭與行為的割裂不禁讓人懷疑，這究竟是俄羅斯為和平創造“籌碼”，還是其地緣野心的戰略偽裝？

而普京，又是否真的想結束俄烏沖突？

和平態度

和平談判，一個貫穿俄烏戰爭的議題。

自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以來，克里姆林宮先后提出十余次談判建議，僅2024年就通過俄外交部、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等渠道五次呼吁“立即停火”。

僅從俄羅斯的表現來看，普京政府似乎確有早日結束戰爭、以談判形式解決沖突的想法。

每一次談判呼吁，普京政府也都實打實的列出了最為切實的利益訴求。

只是在很多人看來，俄羅斯提出的談判實質條件有點沒誠意，其核心訴求是：烏克蘭必須承認俄羅斯對克里米亞及烏東四州的領土控制權，以及要求烏克蘭“去軍事化”和“中立化”。

這些條件里，承認克里米亞和烏克蘭保持中立是正當的，但要烏克蘭割掉烏東四州，我想現階段烏克蘭還沒有誰敢去當這個賣國賊的，

然而，這還似乎僅僅是俄羅斯的表面姿態，因為每每涉及到關鍵性的國際談判會議，普京政府總會以這樣那樣的理由缺席。

當烏克蘭于2024年發起“全球和平峰會”倡議時，克里姆林宮以“未獲平等參與權”為由拒絕出席，卻在同月主導召開獨聯體國家元首峰會，構建替代性外交平臺。

2025年5月11日，普京提議俄烏雙方于5月15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舉行“無條件直接談判”，旨在重啟自2022年中斷的和平進程，這一提議被視為緩解沖突的外交信號。

三天后，克里姆林宮公布俄方代表團名單，普京卻未列其中。

代表團由總統助理梅金斯基領銜，成員包括副外長、國防部及軍方官員，級別低于外界預期。俄方解釋稱談判將聚焦“技術性問題”，而普京因“既定行程”無法到場。

澤連斯基此前多次強調，只愿與普京直接談判，拒絕與俄方其他代表對話，談判因此再度流產。

不管背后是何理由，莫斯科對和平談判的一再敷衍態度是事實。

這一情況的背后，體現出俄羅斯對和平議程的矛盾立場。

而莫斯科對歷史有關協議的操縱，進一步暴露了俄方立場的矛盾性。

普京多次援引1991年《別洛韋日協議》，強調原蘇聯加盟共和國邊界的歷史爭議性，卻避談1994年《布達佩斯備忘錄》中俄羅斯對烏克蘭領土完整的保證。

他在2023年聯合國演講中引用1945年雅爾塔體系論證“大國勢力范圍”的合理性，卻無視該體系已被現代國際法原則取代的事實。

這種選擇性歷史記憶回溯，本質上是對地緣政治現實的重新計量，也讓普京政府的和平倡議充滿了不一樣的色彩，甚至讓人懷疑，普京究竟有沒有實現和平談判的真實意圖？

不過，若站在現如今俄羅斯的軍事與經濟雙重優勢角度來看，似乎便能理解俄羅斯的矛盾選擇。

戰略考量

毫無疑問，普京的“矛盾行為”與俄烏戰場的動態緊密交織，這種戰略選擇的背后是軍事優勢與經濟壓力的復雜博弈。

俄軍當前控制著烏克蘭約18%的領土，其中不僅包括2014年就已實際掌控的克里米亞，更涵蓋盧甘斯克等四個州的核心區域。

這種戰場態勢為俄羅斯創造了雙重優勢：一方面，控制區內豐富的煤炭、鋼鐵資源和黑海沿岸戰略港口，直接強化了俄羅斯的戰爭續航能力；

另一方面，俄軍在哈爾科夫方向的持續推進，既牽制了烏軍主力部隊，又為后續談判劃定了更有利的“事實邊界”。

這種軍事優勢的積累并非偶然，而是建立在對烏克蘭基礎設施系統性打擊的基礎上。

據統計，俄軍已摧毀烏境內超過40%的能源設施和60%的軍工產能，這種去工業化戰術顯著削弱了烏克蘭的戰爭潛力。

同時，戰場上的進展與俄羅斯經濟展現出的“制裁耐受力”形成微妙平衡。

盡管西方對俄實施超過1.3萬項制裁，涉及能源出口、金融交易和技術封鎖等多個維度，但俄羅斯通過“向東轉”戰略構建起新的生存空間。

能源出口轉向，使中國、印度對俄原油進口量分別增長22%和14倍，2024年俄中貿易額突破2400億美元，創歷史新高。

這種經濟重構不僅體現在貿易流向上，更反映在支付體系的創新。

盧布結算機制已覆蓋與57個國家的貿易，黃金儲備占比提升至23%，這些措施有效對沖了美元體系脫鉤的沖擊。

而軍事經濟雙重博弈深層次的終極目標，在于重塑后蘇聯空間的地緣格局。

普京在瓦爾代論壇明確提出歷史俄羅斯概念，將烏克蘭視為文明共同體不可分割的部分。

這種意識形態建構不僅服務于當前戰爭，更為未來可能的擴張預留空間。

比如與白俄羅斯的深度一體化、挫敗哈薩克斯坦顏色革命等行為，都在展示俄羅斯維護勢力范圍的決心。

通過將俄烏沖突與北約東擴、文明對抗相勾連，克里姆林宮試圖在國際社會構建“被迫自衛”的道義形象，這在全球南方國家中產生共鳴。

站在俄羅斯未來發展的角度來看，莫斯科復矛盾心理的本質，是俄羅斯在21世紀全球秩序變動中尋找定位的艱難嘗試。

當數字化戰爭、AI武器化和太空軍事化成為新趨勢，俄軍仍依賴規模優勢和炮兵傳統；

當新能源革命動搖化石能源霸權，俄羅斯經濟轉型卻舉步維艱。

普京的“矛盾行為”，恰是這種過渡性困境的折射——既要用軍事勝利鞏固傳統地緣政治遺產，又需在數字經濟時代避免被徹底邊緣化。

這種雙重性決定了俄羅斯的戰略選擇必然充滿復雜性：既展現和談意愿以爭取國際輿論，又拒絕實質性妥協以維系國內共識；

既利用能源武器分化西方陣營，又承受經濟結構畸形的長期風險。

在這種背景下，俄烏沖突已超越局部戰爭范疇，成為普京試圖借此為俄羅斯尋找未來出路的嘗試。

博弈本質

而站在縱觀全球秩序的角度來看，便更加容易理解普京的矛盾選擇。

普京的和平倡議從來不是孤立的政治表演，而是與全球秩序重構深深牽連。

這場沖突早已超越俄烏兩國的領土爭端，成為俄羅斯重塑國際秩序、挑戰西方主導地位的角力場。

在戰場之外，克里姆林宮正通過能源杠桿、核威懾和外交敘事構建三重體系，試圖將軍事優勢轉化為對世界格局的永久性影響。

俄羅斯對歐盟的天然氣供應雖已大幅縮減，但通過土耳其和北非管道的迂回輸送仍保持著對歐洲能源市場的隱形控制力，這種“斷而不絕”的策略既維持著歐洲內部對俄制裁的分裂態度，又為未來可能的能源談判埋下伏筆。

在核威懾層面，俄軍近年頻繁展示薩爾馬特洲際導彈與波塞冬核魚雷等新型戰略武器，其威懾對象已從烏克蘭轉向整個北約體系，“以核止戰”的姿態實質是逼迫西方承認俄羅斯的勢力范圍邊界。

外交上，俄羅斯的攻勢同樣充滿算計。

當拉夫羅夫穿梭于金磚國家峰會與中東國家之間時，其核心訴求始終圍繞著解構西方主導的國際規則體系。

在2024年聯合國關于俄烏問題的投票中，超過40個發展中國家投下棄權票，這種支持折射出全球南方對西方“雙重標準”的集體厭倦。

克里姆林宮巧妙地將自身塑造為“反霸權斗士”，通過糧食援助協議與能源折扣拉攏非洲國家，又在巴以沖突中與以色列保持微妙平衡，這種“議題捆綁”戰術成功轉移了國際社會的道德壓力。

所以，俄烏戰爭的最終結局或許不會以傳統意義上的勝負告終，而是塑造出新的常態。

北約的東方邊界可能固化在第聶伯河，俄羅斯的能源命脈將徹底轉向亞洲，烏克蘭則在歐盟候選國身份與領土殘缺間長期掙扎。

但更深層的變化早已發生：當埃及用盧布購買小麥，當印尼拒絕譴責俄特別軍事行動，當非盟要求安理會擴容時，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確立的主權平等原則，正在被實力政治重新詮釋。

普京口中的“多極化世界”未必能真的成為現實，更可能呈現為若干個相互制衡的勢力范圍。

但倘若能早就這一局面，對試圖打破西方霸權威懾的俄羅斯來說，也算目的達成。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普京的“和平倡議”始終圍繞一個核心：在確保俄羅斯地緣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結束沖突。

這種將軍事成果合法化的邏輯，與烏克蘭及西方“恢復領土完整”的訴求形成根本對立。

除非一方出現戰略誤判或內部崩解，否則俄烏和平仍將困于“死結”——普京不全然拒絕和平，但也不愿為和平支付真正代價。

這場沖突的終局，或許正如普京所言：“所有戰爭終將以協議結束，但協議內容取決于戰場與現實。”

參考資料

安崢.俄烏在沙特展開“不見面”談判[N].解放日報,2025

李黎,柳玉鵬,裴茗.普京提議15日重啟俄烏談判[N].環球時報,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