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天書 褐色鳥群

最近有個很有意思的事情。滴滴平臺內測了“女乘客可選女司機”功能，這堪稱進行了一場社會學實驗。實驗結果顯示，一些群體這幾年鼓吹的抽象“girls help girls”敘事在打車實驗中并未實現，反而導致女司機群體被投訴率猛增。

原因就像很多網友所總結的，連打車這種事情都特別在意性別敘事的用戶群體，很大概率是對服務要求很多的群體。

像《好東西》中的那句臺詞“快車太臭，除非女司機”所體現的邏輯那樣，這種連打車也持有性別敘事的群體其實有一個很明確的，但自己可能不愿意承認的訴求，就是對購買來的社會服務的要求很精致，標準很高。只不過在當下流行的某種性別敘事中，這種精致和高標準可以和“美好的性別品質”掛勾。并非是因為這個司機是女性而被無條件認可，而是性別敘事假設“因為她是女性，所以她可以干凈精致服務好”，所以才被認可。

所以一進行社會實驗就會發現，如果女司機沒滿足精致的服務需求，那這種性別敘事愛好者并不會因為對方是女性就慣著，該投訴還是會投訴。

就像我們在之前文章中所說，我們確實要承認，不同的性別天生都有生理決定而來的美好品質。但不論男女還是什么，單純基于個體的品質輻射范圍總是很狹小的，個體總是受限于自己的生命體驗，視域范圍和分工屬性，只有深度參與到社會運轉和集體實踐的過程中，美好的品質才能放大升華，變成一種人類共有的精神。一個秉持極端個體主義和精致利己主義的人談超越群體階層的共情與博愛是荒謬的。

或者像教員所說“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么超階級的人性”。時代發展到今天，我們當然不會去機械地理解這句話。在技術進步使很多領域實現了全球范圍內一定的帕累托改進，進而導致馬克思的“階級”到韋伯的“階層”轉向得以在相當長時間和相當廣地域范圍大幅強化穩固后，一些跨階級/階層的共同道德觀和抽象人性確實得以形成，如共同體的最大公約數共識，現代社會的基本文明理念和活動交往規則，以摩登城市為模板的生活要求，統合各階層的主流文化審美等等。

但這只是代表階級對道德和人性的分野暫時潛入底層了，而非消失了。一涉及經濟關系的對抗，不管你是從階級化分還是從階層劃分，很多抽象的道德和人性觀就要為此讓路了。

這幾天還有另外一個例子。據九派新聞報道，淘寶在進行人群推廣時，可在自定義推廣頁面設置屏蔽人群，包括100%完全屏蔽異常退款人群及高退款人群，對退款率較高人群減少曝光。目前僅針對天貓、淘寶服飾行業商家開放，不支持其他行業商家申請。

表面看起來這個新聞跟性別無關，但又在一些性別敘事者聚集的網絡空間中引發強烈反應。因為女裝領域是這幾年網購退貨的重災區。

這個例子就完全沒有“girls help girls”性別敘事的空間了。對平臺和商家來說，關心的只是怎么賺錢怎么減少損失，就算是女商家，也不會因為消費者是女性就可以容忍高退貨率損失。從消費者角度來說，就更不會關心商家是男是女了，沒多少人會因為網店商家是同性就該投訴時不投訴吧？

這種平常性別敘事震天響，一到實際的經濟生活中就立馬親集美明算賬的例子比比皆是。這不分性別，從住房生育到醫療社保，很多公共議題中我們都可以發現，網絡中日常一邊是性別對立熱火朝天，一邊是基于城市、地域、中產之類屬性的男男女女們在共同借議題進行要價的合謀。

當階級矛盾凸顯，那種抽象的，超越一切的性別敘事也會馬上受到打擊，最近的“董小姐事件”就是如此。

當然，在別的話題里它們又會馬上卷土重來，畢竟這是現在全球賽博空間公共運動的主要版本之一。但是，在打車和網購這種當代經濟生活中最基本的日常小事上都無法實踐超越階級的共情和認同，那在更宏大尺度的社會活動中又要怎么實踐呢？

這種提問并非沒有邏輯的以小見大。恰恰是在網約車這種小事中，給出了為什么跨階級共情為何如此虛幻，抽象的人性為何如此脆弱的答案。

我們剛才說到，連打車也持有性別敘事的群體其實有一個很明確的，但自己可能不愿意承認的訴求，就是對購買來的社會服務的要求很精致，標準很高。假設，我們把要求放的很低，是不是就可以不互相傷害，從而實現“ghg”或者“bhb"了呢？

想法很美好。但實際上，很多用戶“吹毛求疵”的要求并不是一開始就有的，而是在這么多年的平臺經濟發展過程中被塑造出來的。在傳統勞動過程中，資本直接剝削勞動者；而在互聯網平臺時代的零工經濟中，平臺通過規則設計（如評價與派單掛鉤），將用戶評價從“主觀反饋”升級為“強制監管工具”，即使部分用戶本無苛責意圖，既是存在合理互動的現實情況，也可能因程序設置和可能有的小恩小惠陷入被動監督。

這一核心便是細化勞動監管的評分與評價標準。其本意是提升服務質量、消費體驗，以此來綁定零工與平臺，但現實中卻淪為異化消費者與勞動者關系的工具。平臺常以“增強用戶體驗”“創造美好生活”為話術，誘使用戶參與“勞動監管”。為增加用戶黏性、培育消費習慣，這種監管被設計得無孔不入。小到勞動者個人層面的衛生、整潔，大到服務態度、服務效果，都可以成為被評價的對象。

美團、滴滴等壟斷平臺還“貼心”地提供了私人化評價方式，不僅用戶可在常規舉報之外進行文字投訴，而且有24小時在線的平臺客服隨時待命。在食品安全、交通安全已被官方嚴格規范的當下，具體行業服務、生產質量差異不大，平臺評分機制，實則倒逼勞動者“過度勞動”，通過規則體系，發動用戶來進行被動的“數字監工”。

你看，新的道德標準和利益博弈，就這么被悄然無聲的塑造出來了，你被塑造的過程中根本不需要有多大的主觀性。當然，我們也不能極端夸大這種影響，雖然平臺搞了這么多年，現實里多數正常人還是會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者“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之類的樸素思維，盡量少找事。但顯然對那些自我意識過剩，或者對精致生活要求很高的群體來說，平臺的導向機制就是放大器。

而且，對社會生活標準的要求越來越精致化確實是一種主流趨勢。大家對大城市的要求是什么？“衛生”“整潔”和“秩序”，為什么國內老有那么多人在吹捧日本城市如何干凈整潔？因為城市生活必須干凈必須光鮮的觀念在當代已經深入人心。這種標準在平臺經濟的評分體系放大之后，就施加到了對提供服務的勞動者身上。

所以，現在網約車師傅除了頻繁清潔車內車外，甚至要購買香薰香水，自備礦泉水、紙巾、濕巾，以迎合所謂“用戶滿意度”。當然，平臺并不會報銷這筆費用，甚至還會倒逼勞動者“體面”。之前某平臺為讓零工看上去更得體，推出“微笑行動”，要求騎手和顏悅色、衣著得體，并全天不定時檢查，一旦違反，還要扣錢。

所謂“文明”“整潔”“方便”的觀念，一旦成了刻板的評價工具，忽視具體的生產關系和條件，便如一道拔地而起的高墻，充當起了歧視的急先鋒和助推者。前者越是被強調，用戶越是參與“隱性勞動”，而勞動者的處境愈是艱難和困窘。哪怕墻內墻外的人，在社會地位、收入水平上并無明顯差別，哪怕他們同時也在被剝削、被控制、被奴役，墻外的“人上人”也能通過自我安慰和共情，完成所謂的尊嚴和地位的建構，強化“進步”與“落后”的階層區隔。

所以，抽象的，想象出來的，或者是基于“別人行了就等于我行了 ，都是機會”的想法而產生的抽象的共情和道德是非常脆弱的，你都不用有多大主觀意愿，只是在跟著節奏走的社會經濟活動中就被帶歪了。

你可以說，我不用滴滴打車了。可以，但你也不網購了嗎？就算你能不網購，你能拒絕一切基于服務評判，基于體面和光鮮的社會評價體系嗎？看看某書平臺上各種光怪陸離的“避雷貼”吧，有多少是在基于精致利己觀念而對外界人事物濫用評價體系進行傷害？

如果你能說，這些我都不追求了，我都不參考了，我要徹底告別精致主義和品味區隔；或者說不管在任何經濟活動中，我都嚴格用最樸素，最公平的標準去看待自己和他人。這確實可以，但真能做到這一步，你就可以說真正告別底層互害邏輯了，真正掌握了最廣大階級該具有的道德了，真正懂得社會公平的方向該在哪了，這樣的人TA還會執著于當下的性別敘事嗎？

現在網絡中有一種風氣，一是一部分人反感一切現象從資本角度分析，認為這遮掩了政治，權力，觀念等的問題。另一部分人反其道而行，也說不好是真心認為還是反串，萬事都可“我敗給了資本”，并形成了流行梗被各種meme戲仿。這兩種人合起來，就形成了一種對資本分析角度采取排斥抗拒分析的輿論風氣。

這個話題展開扯可以扯很多，但起碼在打車個事件上，從平臺資本運行規則對普通人行為的影響，以及當代經濟活動觀念的角度，的確可以說明抽象的道德和人性是何其脆弱虛弱。終歸，普遍的道德和人性是在普遍的社會實踐中形成的，而經濟活動實踐無疑是今天最細小最日常，也是最普遍最宏大的社會實踐，不超越這種實踐范式，“網約車太臭”這種虛假共同體敘事，還會不斷的一實踐就現出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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