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究竟當沒當過叛徒，社會上一直有各種各樣的說法，現在還有人寫文章，言之鑿鑿地說江青曾被敵人抓到過，后來成了叛徒。

對此，曾任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員的王文正老人不以為然。他說，“兩案”預審的時候，曾遇到過這個問題，進行認真調查，查找了很多檔案材料，但沒有找到確鑿證據，最終沒有對此進行審判。

王文正說，談這個問題，先要談江青究竟有沒有入黨，繼而談江青究竟有沒有被捕過，最后才能談江青究竟有沒有當叛徒。這三個問題相互關聯，一個接著一個，必須理清楚。因為“文化大革命”中各種說法十分混亂。

江青加入過地下黨

首先，法庭調查的是江青究竟有沒有入黨。

經法庭調查，文革中，江青在中央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曾經說過，她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時候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并說當時在座的李大章同志可以作證。

李大章曾與周恩來、鄧小平等同為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在法國時就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回國后于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2年曾在青島擔任過地下黨的市委書記，建國后曾任四川省省長、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等職。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他沒能對江青說的話當場進行糾正，這是可以理解的。

由于李大章當時沒有說話，事情好像就被默認了。

粉碎“四人幫”之后，剛剛獲釋的農業部人事司司長徐明清突然再次被捕。

徐明清在上個世紀30年代曾經在上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文革中被農業部造反派定為“叛徒”。“四人幫”粉碎后本來可以獲得平反，可是中央有關專案組認為徐明清“包庇”了江青的叛徒問題，經領導批準于1976年12月被捕，送進秦城監獄關押。

徐明清在秦城監獄里寫了“江青是叛徒”的揭發材料。

1977年3月，徐明清的這份揭發材料被影印收入當時中央文件的有關資料，并下發到各級黨委。

如此眾多的材料和各種說法都擺在面前，在這個問題上，特別法庭究竟應該如何對江青這個反革命集團的頭目定罪呢？

要弄清這個問題，法官們就得沿著江青走過的人生軌跡，來對她的身世進行一些必要的調查。

她的祖父名叫李純海，是當地一個擁有100多畝地的地主。父親李德文是個木匠，后來在縣城兼開旅店度日。

李德文娶了兩個老婆，江青是李德文小老婆生的女兒，生下后就給她取了個乳名——李進孩。

當年曾在延安采訪過她的美國記者斯諾，在所著的《西行漫記》一書中，稱江青是1912年生人。

王文正所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于1981年1月23日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10名主犯進行判決的判決書上，對江青是這樣寫的：“被告人江青，女，現年六十七歲，山東諸城人。”

根據特別法庭判決書上定的時間往前推算，江青應該是1914年出生。

特別法庭在判決書上所用的時間，是根據江青在延安和建國以后歷年的干部審查簡歷表上所填寫的時間。

到了江青上小學的時候，她有了一個“學名”——李云鶴。

1929年，只念過小學5年的江青以同等學歷 （中學畢業） 考入山東省實驗劇團。同時，江青還在一個京劇班子里當演員，經常到濟南、青島、煙臺等地去演出。

江青在這個京劇班子里雖然只是短暫的幾個月時間，卻為她后來搞所謂的“京劇革命”打下了一點兒“童子功”，也成了她以后成為“旗手”的“資本”。

山東省實驗劇團的團長趙太侔，是與現代著名詩人聞一多一同留學美國的同學，后來到青島大學 （后改為山東大學） 擔任校長。

江青以后離開劇團，跑到青島找到趙太侔，在這所大學里擔任了一名每月只有30元工錢的圖書管理員。這個圖書館的館長梁實秋，每月薪水高達400元。

在此之前，江青曾有過一段婚姻，丈夫名叫裴明倫，是濟南一個商人的兒子。

后來一位名叫黃敬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1949年1月，被任命為解放后的天津市首任市長；1949年6月，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兼市長；建國后任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 的年輕人，走入江青的生活。

黃敬原名俞啟威，1932年在青島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擔任了青島大學的地下黨支部書記和中共青島市委宣傳部部長。

經俞啟威介紹，江青于1933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3年7月，由于叛徒的出賣，俞啟威在青島被捕。事情發生得非常突然，江青聞訊倉皇逃往上海。入黨不久的江青因此失去了組織關系。

這里還得談到另一個人，他就是江青的母親在山東諸城幫工做傭人時張家的一個少爺，這個人名叫張少卿，又叫張少平，比江青大16歲，1924年在上海大學讀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3年7月，當俞啟威被捕、江青逃往上海時，張少卿在莫斯科擔任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明的副手，他給自己取了個俄文名字——康生。

正是江青母親幫工人家的這個少爺，在江青于1937年秋天進入延安以后和“文化大革命”中都幫了她的大忙。

江青的確被捕過

江青在上海田漢處認識了后來在特別法庭的審判時出庭作證，并與她針鋒相對發生爭吵的廖沫沙。

廖沫沙原名廖家權，此時24歲，白面書生一個，同田漢一起住在旅店里寫劇本。

據廖沫沙后來回憶，兩個年輕人相見，江青便嘰嘰呱呱向他說個不停，以后見廖沫沙在田漢家的屋子空著，就要求廖將那間屋子先“借”給她住。

后來廖沫沙與妻子搬住別處，江青又找上門來，說田漢家干擾太大，要求同他們住在一起。

廖家當時只有一間臥室，就回答說只好讓她住廚房。

對于這種事情，三個年輕人當時是一種什么心情，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

從這件事情上不難看出，田漢、廖沫沙是完全了解江青30年代在上海灘上干了些什么事情的人。“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江青便將他們打成“三家村”、“四條漢子”中的成員，加以無情打擊和迫害，也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

江青在上海被田漢安排在“晨更工學團”工作，主要任務是在這個工學團的店員識字班當教員，教這些店員識字、唱歌、讀書。

江青在這里認識了“晨更工學團”的負責人徐明清。

要想弄清江青是不是叛徒，還得先來認識徐明清。

“既來之，則安之，自己完全不著急，讓身體慢慢增長抵抗力。”這幾句話很多人都能記得，那是毛澤東主席當年寫給王觀瀾的。

王觀瀾是一位經歷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資深革命者，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建國后曾任農業部黨組書記、副部長，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等職。徐明清則是他的夫人。

徐明清又名徐一冰，比江青大3歲，各方面都顯得比江青成熟。她1926年加入共青團，1929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8年在中共中央組織部婦女科任副科長，后與王光瀾結婚，建國后在農業部任人事司司長。

徐明清萬萬沒有想到，多少年之后，就是這個江青讓她吃盡了苦頭。

在徐明清領導的“晨更工學團”里，江青積極工作，表現進步，共青團支部吸收她加入了共青團組織。

1933年冬天，俞家通過上層關系，將俞啟威從青島監獄里放了出來，他便到上海來找江青。但是其母不讓江青進門，他只好在外面花錢租了間小房子，與江青在一起重溫舊好。

有一天，江青帶著俞啟威來找徐明清，要求恢復她的黨員關系。俞啟威也向徐明清談了江青在青島入黨的情況，但是按當時的組織原則，俞啟威卻未能出示任何有關的黨組織證明。根據當時的地下黨工作原則，俞啟威的這種聯系是不能被認同的。

這時俞啟威早已化名為黃敬。

1934年1月28日，黃敬、江青同“晨更工學團”的部分人員參加了全市紀念一·二八抗戰兩周年示威游行，很多人被捕。“晨更工學團”的進步面目暴露，引起了敵人的懷疑，徐明清被警察局傳喚，黃敬、江青面臨被捕的危險。

于是黃敬帶著江青前往北平躲避。到了北平之后，黃敬在北京大學旁聽數學，有時還與江青一同到中國大學旁聽李達講馬克思的《資本論》。江青那一點兒“理論”，恐怕也是這時候打了一點兒基礎。

幾個月后，江青再次回到上海，找到徐明清，在徐明清領導下的浦東女工夜校當教員，化名張淑貞。

1934年10月的一天，江青在公園里與原青島地下黨的樂若（又名阿樂）聯系時被捕，關入上海市警察局看守所，由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上海區訓練股審訊組趙耀珊和編審組長朱大啟，在警察局特務股樓上會同審訊。

審訊時，江青咬定自己名叫“李云古”。至于審訊時的情況，現在已無從知曉。從前后被捕的一些人所寫的情況也只能了解到一個側面。

一種說法是特務股的頭頭見“李云古”長得漂亮，經常叫她去陪他們喝酒。

一種說法是特務頭頭在審訊別的人員時，說過“李云古”很活潑，京戲唱得好，不但給他們唱京戲，還給了他們劇照……

江青在獄中一個多月后，由基督教上海女青年會保釋出獄，與黃敬一同住在俞家，后隨徐明清回浙江省臨海縣溪路鄉的老家避難。

兩個多月后，黃敬來信，告知已到北平，仍在北京大學旁聽數學。

1935年2月，江青離開臨海，前往北平尋找黃敬。

1935年春天，江青應上海業余劇人協會之邀，南下上海參加籌排易卜生的名劇《娜拉》。

上海業余劇人協會是中共地下組織領導下成立的左翼文化組織，江青這次來上海，對于過去自己所走的道路進行了一個徹底的改變，她決定遠離政治，使自己成為一個演藝明星，她給自己取了一個藝名：藍平。

當她與上海業余劇人協會簽約時，有人建議她改為“藍蘋”。她一聽這個名字不錯，在“平”字上面加了一個草頭，就更顯得動人，更有色彩，更有新意，于是就用了這個藝名。

由江青來演娜拉這個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正好適合她的性格，使她在上海灘上一炮打響。這一年，江青21歲。

這以后，便有了她在上海灘上的一段明星史以及與唐納的一段婚姻史。這個事情很多人都是知道的，事實與社會上謠傳的有一定的出入。本文這里不再贅述。

在上海《大晚報》編輯崔萬秋的家里，江青認識了穿一身蹩腳西裝的狄克 （張春橋） 。

1937年5月中旬，上海灘上又傳出藍蘋與導演兼劇作家章泯同居、造成已有了妻室兒女的章泯與蕭琨離婚的消息。

章泯原名謝興，四川峨眉人，1929年畢業于北平大學藝術學院戲劇系，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文革中同樣受到了江青的迫害，于1975年2月4日逝世。

唐納也曾為了與江青的婚姻破裂而自殺和跳海。

整個上海灘上的《大公報》《立報》《娛樂周報》等大小報刊為此不惜版面，鬧得沸沸揚揚，這些資料現在都可以查到。

江青這時只有23歲，可是她卻在人生的道路上，經過了三次不同婚姻的折騰，先入黨，后入團，坐過國民黨的監獄，受過國民黨特務的審訊，并能夠“化險為夷”，二上北平，三進上海，躋身演藝圈，爭演主角，成為明星，與人同居，輿論注目……

如此等等許多令人難解的閱歷，使她在“閱盡人間春色”的同時，膽子越來越壯，目光最終瞄向了另一個更大的舞臺。她想在這個大舞臺上來當一回明星。

特別法庭的原則——實事求是

1937年8月上旬，江青通過徐明清來到延安。

歷史地來看，江青當時不可能想到自己會成為毛澤東的夫人。而在延安，卻有另一個人在等著她，這個人就是黃敬。

1937年黃敬擔任北平地下黨“三人委員會”成員，負責領導北平地下黨的工作，這三個人是黃敬、柯慶施、陳伯達。

同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在延安召開蘇區代表會議，中共北平市委前去參加會議的代表是黃敬。

黃敬與斯諾的夫人海倫·斯諾同行，至于黃敬當時是否與江青有聯系，江青又是如何知道黃敬去了延安，由于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銷毀了大量有關她的材料，這些都不得而知。

蘇區代表會議結束后，黃敬被派往位于五臺山的晉察冀軍區擔任領導工作。

在延安江青不再用藍蘋的名字，而是改為“江青”。

為何改名為江青，人們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有人說取自“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之意，說明現在的江青到了延安之后，一定要超過昔日上海灘上的藍蘋。

也有人說是來自唐代詩人錢起的詩《省試湘靈鼓瑟》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之意，表明她在上海所追逐的明星夢破滅之后，想在延安這個環境中重新崛起的決心。

王文正認為這些說法都沒有太多的根據，只能說是人們的想象和推測而已。這改名之事除了江青本人，恐怕誰也說不明白。

王文正在進入秦城監獄參加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進行預審的時候，一開始對于江青究竟是不是叛徒的問題也很感興趣。為此他查看了大量的材料。

江青來延安之初，她的黨籍未能得到恢復。

不久，徐明清到延安，后來被分配在中共中央組織部任婦女科副科長。

江青提出徐明清知道她的情況，于是有關方面通過徐明清來了解江青的歷史，徐明清為此寫了一份證明材料。

徐明清的材料是實事求是的，她寫了自己認識江青的過程，以及江青入團、被捕、積極參加地下黨的各種進步活動，與她一同去浙江老家避難等事實。

徐明清沒有證明江青是一名中共黨員。

黃敬此時已去五臺山根據地，后來還是如實為江青寫了證明材料，使江青得以進入中央黨校學習。

不久，江青的同鄉康生從蘇聯回國，取代李維漢，擔任中央黨校校長。

在認識毛澤東之前，康生便成了江青在延安的“靠山”。一直發展到“文化大革命”，一個任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一個擔任顧問，二人狼狽為奸，干盡了壞事。

1980年8月，王文正在秦城監獄參加預審時看到一份材料：

農業部人事司司長徐明清，由于在上個世紀30年代的地下斗爭中，曾經被敵人逮捕過，“文化大革命”開始，農業部造反派就將她打成“叛徒”，被無辜關押，并被“開除”了黨籍。

對于江青的歷史情況，最具有發言權的莫過于徐明清了。江青知道徐明清被關押和“開除”黨籍后，為了掩蓋自己丑惡的過去，對于這位在最困難的時候曾給她以幫助的人，以怨報德，妄圖借機暗害。

江青多次提出，要來管徐明清的案子。智慧過人的周恩來總理知道后，趁機將此案接過來由他親自審查處理。

江青不服，多次鬧著要管這件事情。

周恩來理直氣壯地指出，農業部是屬國務院管的，當然應該由總理來處理，這是總理職權范圍的事情。

周恩來說得江青無言以對。

王文正認為，周恩來之所以插手處理此事，與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對徐明清以及她的丈夫王觀瀾這位老同志很了解、很熟悉有關；再者，對江青的為人，周恩來肯定也是心中完全明白的。

周恩來就是這樣巧妙地保護了徐明清免遭暗算。

粉碎“四人幫”后，徐明清本該獲得自由，可是當時的中央專案組又以徐明清包庇了江青的叛徒問題，將其關押。

徐明清兩次坐牢都為的是一個人——江青。

在審理江青一案時，審判員們都認為特別法庭不是專案組，特別法庭必須得尊重事實，以事實為根據辦案。

1980年審判“兩案”調查時，王文正見到徐明清早在1977年被釋放后所寫的更正材料。徐明清在這份材料里，說明她先前揭發“江青是叛徒”的材料，是由專案組人員口授、被逼迫執筆寫成的。因而她不承認能證明“江青是叛徒”的問題。

徐明清這樣做，無論從黨性原則還是從人格方面來說，都是值得尊敬的。她不因江青曾經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過自己而歪曲事實，也不因為江青成了“四人幫”而落石下井，更不因江青這個人以怨報德而像江青一樣地陷害別人。她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

在江青受到全民共討、全黨共誅，即將被送到歷史的審判臺時，能夠站出來講如此的真話，這也是需要一定膽量的。唯一能證明江青是叛徒的材料被推翻了。

有關江青的“叛徒”一案，到此已經很清楚了，那么作為持別法庭到底是如何辦案呢？各種意見一齊提出，有人主張要審，有人主張不審，更有的認為不審就沒有將江青的罪惡徹底算清。

1980年9月10日上午，王文正和參加“兩案”預審的人員在秦城監獄聽取了對于未來法庭上是否審判江青“叛徒”一事的傳達。

負責傳達的是王洪文預審組組長、黑龍江省副省長兼公安廳廳長衛之民。傳達的是9月8日彭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匯報的內容：

江青的叛徒問題，在審訊中未追問，“兩案”審判的是刑事犯罪，四五十年前的叛徒問題縱然核實，也不能判刑，只是黨籍問題，現黨籍已開除。

江青的歷史材料已被她銷毀了，現在能夠證明她的叛徒的材料和罪證都不足。如果在法庭上提出，江青必然反咬一口，反會沖淡林彪、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這一點要向中央報告一下。

根據這一情況，公安部和特別檢察廳對江青都沒有起訴有關叛徒問題。為此，特別法庭在法庭上也未對此進行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