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縱橫》

01、一個普通的四合院里，曾住過幾位身份特殊的普通公民……

北京東城區有條前廠胡同，位于東四和燈市東口之間，和周圍一些又寬又直的胡同相比，前廠胡同很不起眼，路面狹窄，汽車無法通行，從東口走進胡同，要拐兩個彎，路面才打直。胡同里有個5號院，是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一進院門，是個細長的小過院，也叫外院，三間南房；由外院過一道中門進入主院，主院里有北房（正房）三間，東、西廂房各三間，正房、廂房都有前廊，一道“抄手游廊”把中門與這三座房屋的前廊連接起來，房子是青磚灰瓦，綠窗紅柱，屋里的地面鋪著藍花小瓷磚；院子里種了兩棵棗樹，正房西北角有個小角門通向后院，后院里有幾間“后照房”。

在前廠胡同里，這個5號院算是體面的宅子了，雖然不大卻也整齊精巧，功能齊全，估計最早的房主應該是個殷實人家。它的周圍，幾乎都是破舊的大雜院，住著普通市民。新中國成立后，5號院變為政協宿舍，分給政協工作人員居住。

20世紀的六七十年代，這個普普通通的四合院里，曾經住過幾個身份特殊的普通公民。說他們特殊，是因為他們的名字大多數中國人都不陌生：

侯鏡如，黃埔一期，原國民黨中將兵團司令；
杜聿明，黃埔一期，原國民黨中將副司令長官；
宋希濂，黃埔一期，原國民黨中將副司令長官兼兵團司令；
鄭庭笈，黃埔五期，原國民黨中將軍長。

這四個人在中國現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們都曾是國民黨高級軍事將領，聲名顯赫，人民解放戰爭的震天炮火，改變了每個人的命運：侯鏡如起義，奔向光明；而杜聿明、宋希濂和鄭庭笈，兵敗被俘，受到審判，關押在戰犯改造所，1959年12月獲特赦。

經歷了人生的大起大落，脫去了往日的光環與塵垢，幾個風燭殘年的老軍人，又回歸于普通公民。他們四人中有的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有的是全國政協文史專員，開會，學習，撰寫史料，成了他們后半生的主要事情。四個人在同一個單位上班，由同一個單位發工資，四個人都在前廠胡同5號安了家，成為朝夕相處的鄰居。侯鏡如住在主院的正房，因為他是起義將領，待遇最優，杜聿明住西廂房三間，宋希濂住東廂房三間，鄭庭笈住在外院的三間南房里。工作之余，他們在院子里栽栽花，澆澆樹，體味著昔日動蕩生涯中不曾得到過的清靜和悠閑。

我曾有機會走進前廠胡同5號，用普通人的眼睛，目睹了這些老將軍平靜、清冷的晚年生活片段。

那是20世紀70年代初期，在跟我學畫的學生中，有一個20歲左右的年輕姑娘名叫張欣（化名），和她熟識起來以后，我得知，她是宋希濂的繼女，隨母親與宋希濂一起生活，就住在前廠胡同5號。

1972年夏日的一天，張欣邀請我去她家，看她的寫生畫，以后又多次請我，于是，我與宋希濂夫婦有了幾面之交。

02、“文革”中，他們受沖擊，后被保護

20世紀70年代初期，正處在“文革”動亂中，社會上三天兩頭搞運動，大批判，到處亂哄哄一片，而前廠胡同5號院里卻顯得很安靜，幾家人各居其屋，少有走動，少有話語喧嘩。但這種安靜里面，更多的是一種謹慎小心的氣氛，就像當時流行的一句話：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

據張欣說：她的繼父和院里的其他人都受到了上面的保護，并沒遭什么大難。

其實，在“文革”剛爆發的1966年8月，5號院也未能幸免，紅衛兵破四舊，殺向社會，當然不會放過“國民黨的殘渣余孽”。有一天，5號院門口貼出一張紅衛兵的《通令》：

國民黨殘渣余孽、牛鬼蛇神們：

你們聽著——
1.勒令你們自動減低工資，過與勞動人民同等的生活。
2.勒令你們不許雇用保姆，禁止再過寄生蟲生活。
3.勒令你們從明天起，分工負責清掃前廠胡同，不得有誤。

下面的落款是“某某中學紅衛兵。1966年8月26日”。

四人共商對策，決定立即答復紅衛兵。于是，由宋希濂執筆，匆匆成文：

誠懇接受紅衛兵小將的監督和改造！

1.每月工資已從本月起由政協機關扣除，減低工資，與勞動人民過同等生活是應該的。

2.我們沒有雇用保姆。今后也不會雇。過寄生蟲生活是可恥的。

3.從明天起，保證把分配給我們的胡同地段打掃得干干凈凈。另外還有什么活，只要我們能做的，還可以多干一些。

答復貼出的當天下午，一隊紅衛兵開進了前廠胡同5號，把他們四人叫到院中訓話。他們個個低著頭，大氣不敢出，靜靜地聽著。

第二天清晨，四人各執掃把笤帚，分段打掃胡同，以后天天如此。

1966年國慶節前，他們突然接到天安門觀禮的請柬，并安排小汽車接送。前幾年，他們也接到國慶節觀禮的請柬，但今年卻意義不同了，這意味著他們的前途還不至于太危險。如同密集的烏云中透出一絲陽光，他們看到了一點希望。

觀禮過后的10月2日清晨，他們四個人依然扛著掃帚，到胡同掃地。就在這天，居委會主任通知他們，以后再也用不著掃地了。

顯然，居委會主任的做法是來自上級的精神，就是說，“上面”有人下命令，不得揪斗這些前國民黨高級將領。這個“上面”不是別人，就是他們十分敬仰與信任的周恩來總理。當時的周恩來總理，頂著巨大的壓力，千方百計、殫精竭慮地保護了一批民主人士和社會名流，包括“特赦戰犯”。

雖然風暴過去，小院又恢復了平靜，但是誰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會怎么樣，什么時候會“風云突變”，大禍臨頭，四個人一直惶惶不安，夾著尾巴做人，他們鮮與外界交往，處處謹言慎行。

03、宋希濂寡言少語，愛看報，棋下得好……

宋希濂

我走進張欣的家，也就是宋希濂的家，這是三間普普通通的東廂房，面積加在一起只有三四十平方米，屋里的陳設很簡單，中間的屋子擺了一張方桌，幾把椅子，兩邊的屋子是臥室，有書架、書桌、床、衣柜、五斗櫥等家具。很難想象，這區區三間斗室的主人，竟是一位曾經地位顯赫、統率過千軍萬馬的將軍。

那時，宋希濂已經60多歲了，中等個，方圓臉，面容冷峻，不茍言笑，穿戴普通，和一般老百姓沒什么區別，只有挺直的腰板顯示著昔日的軍人風度。

每次見到他，我都有禮貌地問候，他只點點頭，很少開口。他愛看報，家里訂了不少報紙，幾乎我每次去都見他在看報；有的時候，家中來了客人，宋希濂和客人坐在正屋里聊聊天，下下棋。宋希濂棋藝很高，一般人不是他的對手。有一次，我主動說：伯父，向您請教一盤棋吧。他點點頭，面無表情，擺上棋盤。我從小就喜歡下象棋，自詡有一定水平，但是我贏不了他，敗下陣來。我知道，許多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高級軍事將領，都下得一手好棋，因為戰場上的斗智斗勇與棋盤上的排兵布陣有異曲同工之妙。

宋希濂的一生動蕩起伏，飽經滄桑，充滿傳奇色彩。他1907年生于湖南省湘鄉縣，1924年考入黃埔一期，同年加入了國民黨。他參加過北伐，并在此期間經陳賡介紹加入過中國共產黨，1925年“中山艦事件”發生后，即與共產黨脫離關系。此后幾十年的軍旅生涯，宋希濂跟隨蔣介石，參加過對紅軍的“圍剿”；抗戰爆發后對日作戰，立下過戰功，抗戰勝利后，獲國民政府最高勛章——青天白日勛章和美國政府的棕葉自由勛章。宋希濂在軍內的職務也是步步高升，在解放戰爭的1948年，任華中“剿總”副總司令兼十四兵團司令，國民黨中將，1949年初，又被任命為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兵力達14萬之眾。蔣介石逃往臺灣時，讓宋希濂為國民黨做最后的抵抗。然而，人民解放軍勢不可當，這年年底，宋希濂的軍隊在大渡河邊被解放軍包圍，宋希濂做了俘虜。

04、宋希濂家有賢妻……

宋希濂曾在回憶錄里寫道：1949年是他最痛苦的一年，妻亡子散，自己淪為階下囚。

宋希濂和原配妻子共生育六個子女，三男三女，都在1949年去了香港，有的后來又到了美國。他的妻子1949年6月因腦溢血在香港去世。

經過在戰犯改造所多年的改造，宋希濂1959年12月獲特赦。1961年，被任命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專員。1964年以后，成為全國政協委員。

宋希濂的生活也發生了變化，在政協的幫助下，他得到了家人的確切消息。為了幫他再安個家，不少熱心人紛紛張羅起來，1961年，由侯鏡如夫婦做媒，宋希濂與易吟先（張欣的母親）結婚。說來他們兩人也是老相識了，1947年曾見過面，并敘談了一番。當時他們不會想到，兩人各自走完一段坎坷道路后又在北京邂逅并結為連理。

易吟先是宋希濂的湖南同鄉，更是一個賢淑的妻子，對宋希濂溫柔體貼，生活起居照顧得無微不至，什么時候起床，什么時候睡眠，每日三餐、茶點，甚至連看電影、聽音樂會、出席跳舞晚會都安排得井井有條，再加上在柴米油鹽等生活開支方面頗有心計，把家庭操持得溫馨舒適。

易吟先（我稱她易伯母）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那時雖然已經50多歲了，卻保養得當，面容姣好，身材苗條，小家碧玉，風韻猶存。她和宋希濂的性格正相反，活潑好動，待人熱情，還愛開幾句玩笑。我幾次登門后，很快就和易伯母熟悉起來，見到我，她總開玩笑說：“猴兒來啦？”因為我屬猴，人長得又瘦，她就給我起了這么個綽號。然后，就跟我拉家常，還讓我幫她干這干那的，有時候弄得我連教張欣畫畫的時間都沒有。

易伯母燒得一手好菜，頓頓不重樣。有時我正趕上飯口，易伯母就招呼我一起吃。那時候宋家的生活水平比一般老百姓高一些，由于宋希濂的身份，能享受一些特殊待遇，飯桌上斷不了肉、蛋、魚，也少不了湖南人最愛吃的辣椒和苦瓜。他們所住的前廠胡同5號院生活設施也齊全，每家都有單獨的廚房、廁所，做飯用煤氣，冬天有暖氣。

鄭庭笈

雖然衣食不愁，但是當時中國經濟落后，人民生活水平很低，有一次，易伯母跟我念叨說：前院的鄭庭笈家添了個新的落地臺燈，話里話外滿是羨慕。當時在市面上是買不到落地臺燈的，于是我回去后便張羅著給易伯母做一個。我找了一個在工廠工作的熟人，請他做一個落地燈的底座和支架，經車、磨、電鍍，配上電線、燈泡，我又自己動手用厚紙折了一個燈罩。做好后，我興沖沖地把它扛進易伯母家，她挺高興，但還嫌不滿意，說：人家那個燈能升能降呢！

張欣和繼父的感情很好，親昵地叫宋希濂“爸爸”，宋希濂對張欣也很慈愛，這一家三口人親情融融。

05、宋希濂為瞿秋白正名

在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中，瞿秋白的名字人人皆知，而宋希濂和這個名字又有著割不斷的聯系。據宋回憶：大革命時期他在黃埔軍校集體加入國民黨，又由陳賡介紹，秘密加入了共產黨。當時有著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雙重身份的宋希濂，對瞿秋白這樣的共產黨領袖人物曾經崇敬過、仰慕過。1935年，共產黨中央蘇區陷落，瞿秋白、何叔衡等人向閩西突圍，途中遭遇國民黨保安團截擊，瞿秋白被俘。起初，他自稱是醫生，后來被俘者中出現叛徒，供出他的真實身份。瞿秋白于當年6月18日在福建長汀羅漢嶺下英勇就義。當時，宋希濂是國民黨第三十六師師長，駐扎長汀，瞿秋白烈士就是由他直接審訊，并奉蔣介石“就地處決，照相呈驗”的命令執行槍決的。

瞿秋白

在“文革”前，黨內一直存在關于瞿秋白是否有“變節”行為的爭議，“文革”當中，更有人貼大字報往烈士頭上潑污水。事實真相究竟怎樣？當年奉命審訊并槍決瞿秋白烈士的宋希濂最有發言權，因此，“文革”開始后，一撥一撥的調查組來找宋希濂調查。來人懷有各自不同的目的，那些造反派們拼命想從宋希濂嘴里掏出瞿秋白是“叛徒”的證明，然而，他們都失望了。

提起瞿秋白，宋希濂充滿敬意、愧疚和痛悔，他直截了當地回答調查人員的問題并出具書面證明：“第一，瞿秋白沒有叛變或變節的言行，有的是充滿革命氣節的言行；第二，瞿秋白的確寫了《多余的話》長文，我當時就看過，印象極深，這篇長文寫的是瞿秋白對往事的回顧和剖析，而不是對從事革命事業的懺悔，不是國民黨方面事后捏造的那樣。”

宋希濂的證明為洗刷瞿秋白的冤屈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我出入宋家時，已是“文革”的中后期，很少有人來調查瞿秋白的案子。我出于好奇心，也曾向宋希濂問起瞿秋白的事情。

宋希濂回答得很謹慎，但從他的只言片語中，完全可以得出結論：瞿秋白絕不是叛徒！記得宋希濂說：瞿秋白雖是一個文弱書生，卻很有氣節，在關押期間，每天埋頭看書寫文章，他會作詩，還會刻圖章，看管他的國民黨官兵、醫生等都向他索要過圖章。當時，宋希濂出于以往曾經崇敬瞿秋白的心結，當然更主要的是為了實現蔣介石的旨意降服瞿秋白，采取了以柔克剛的策略，給瞿秋白以優厚的待遇，宣布了幾條措施，包括：專辟大房間讓瞿居住，供給書桌、紙張筆墨和古書詩詞文集；按“官長飯菜”標準供膳，并提供煙酒；每天允許在院內散步兩次；指定一名副官和軍醫照料生活；對瞿以“先生”相稱；禁止使用鐐銬和刑罰等。然而，這些辦法都不能軟化瞿秋白的革命意志，最后蔣介石下命令殺害瞿秋白。執行那天，瞿秋白神色自若，走到一處草坪上坐下，說了一句：“此地就很好，開槍吧！”并唱起了《國際歌》、《紅軍歌》。

細說往事，宋希濂抱愧終生，他曾對調查人員說：“從1927年初至1949年末，我追隨蔣介石整整23年，應當說蔣家王朝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也有自己的一份，但使我終生難以忘懷，也是終生愧對祖國和人民的，是瞿秋白烈士犧牲這壯烈的一幕！在我個人，歷史上的污點已不能洗去，可慶幸的是我的后半生終于在中國共產黨政策的感召下，走上了新路……”

06、宋希濂大兒子從美國回來探親……

1976年10月后這個小院雖然表面看來和以前沒什么兩樣，但每次我再去，也能發現一些新的變化：人的心情開朗了，臉上也有了輕松的笑容，屋里增加了一些擺設，特別是這些前國民黨高級將領們在國外的親人，一撥一撥地回國探親。有一天，宋希濂的大兒子也從美國回來，看望近30年沒見面的父親。

宋希濂的大兒子已到不惑之年，他身材高大，性格隨和，他給父親帶回一臺18英寸的大彩電。宋希濂與兒子久別重逢，內心的激動、興奮可以想象，但他是個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外表顯得挺平靜，和兒子之間說話也不多，倒是易伯母很熱情地歡迎他，那臺大彩電，更讓易伯母喜上眉梢。彩電在20世紀70年代可是稀罕物，宋家的三個鄰居杜家、侯家、鄭家，先后都有在海外的子女回國探親帶回彩電，易伯母總是羨慕不已，現在，自家也有了彩電，她感到臉上有光，心滿意足。

宋先生是個健談的人，他向家人講起自己在美國的生活。他的生母（即宋希濂的亡妻）是音樂教師，因此他自幼學鋼琴，半生埋頭于古典音樂，但是在美國生存也很不易，靠教別人彈鋼琴為生，收入不高，生活不富有，住在紐約城郊一個藝術家的村落里，人到40仍是單身未婚……

為了展示兒子的音樂藝術，宋家舉辦了一個小型的家庭音樂會。由于宋家沒有鋼琴，他們特地把音樂會安排在一位有鋼琴的朋友家。音樂會那天，宋家人換上整潔的服裝，一起前往，他們還請了一些好友共享音樂。宋先生演奏了貝多芬、肖邦等人的鋼琴曲，聽眾們沉浸在美妙的樂曲中。那個晚上，宋家人特別高興。

宋先生在北京只住了十幾天，就到湖南老家去了，雖然我和他只有短暫的接觸，但他給我的印象很深：一個醉心于藝術、獻身于藝術的人。

07、杜聿明夫婦相濡以沫……

杜聿明

住在前廠胡同5號院的這四個人中，杜聿明的名氣大概是最大的，當年蔣介石對他寄予厚望委以重任，而解放戰爭中毛澤東的一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更讓他“名揚天下”，他還有個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名人女婿楊振寧。在生活中杜聿明夫婦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感情，卻鮮為人知。

杜聿明的老伴叫曹秀清，全國解放前夕，她奉蔣介石之命攜三兒兩女去臺灣定居。不料到臺后生活無著落，僅靠曹秀清的微薄工資度日，以致在美國求學的長子竟因繳不起學費而自殺。當時臺灣宣傳說杜聿明已被中共槍斃，然而曹秀清還是從大女兒杜致禮和女婿、美籍物理學家楊振寧那里了解到丈夫的真實情況。曹秀清想去美國，但蔣介石下令，不許杜聿明的妻子兒女離臺。1957年，楊振寧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蔣介石這才批準曹秀清赴美，臨行前，蔣介石、宋美齡約見曹秀清，讓她規勸女婿來臺工作。1958年曹秀清離臺赴美，從此長居于美國的女兒女婿家。

楊振寧、杜致禮

1959年底杜聿明獲釋，他當即寫信敦請老伴快來北京團聚。對曹秀清來說，這固然是莫大的安慰，但她當時還有很多疑慮：她不了解大陸的政治、經濟形勢，更擔心臺灣的子女受牽連、遭迫害，不敢輕就北京之途。三年時間過去了，其間楊振寧博士每年一度前往日內瓦從事學術活動，并順便在日內瓦、香港去見自己的父親——復旦大學數學系楊武之教授。這就給曹秀清了解祖國實情提供了可靠途徑。女婿親口所談，印證了丈夫親筆信中寫的情況，她毅然決定回北京去找丈夫！當時，美國的老朋友們勸她“慎重行止”，更要提防臺北的特務跟蹤，這些都沒有動搖曹秀清的決心。她先用臺北的護照前往日內瓦，又通過我國駐瑞士大使館辦理了北京簽發的護照，由我外交人員接應，經布達佩斯和莫斯科回到北京，1963年6月，她終于與丈夫團聚。

回國后的那些天，杜聿明常常陪妻子上街、逛公園、到各位專員家做客，說是要讓她“熟悉熟悉新中國”。曹秀清也高興得逢人便說：“我家老杜不像從前那樣，在家里也板起‘司令長官’的面孔了！”不久，周恩來總理邀請杜聿明夫婦吃便飯，總理囑咐道：“你們要互相關心，和和氣氣生活，把家庭搞溫暖。”

在我出入前廠胡同5號的那些年，還不可能了解到這些真實曲折的故事，我所偶然看到的，只是這對老夫婦在“文革”的動蕩中淡泊寧靜攜手相伴的日子。

杜聿明并非我想象的那般高大魁梧，而是外表瘦小，腰板挺直，顯得很精干，沉默寡言中有一種學者風度；杜夫人與丈夫相反，細高的身條，衣著鮮亮，穿戴講究，在那個全中國人民只能穿藍、綠、灰色衣服的年頭，杜夫人穿的卻是洋服、花綢緞，吸高級香煙，手鐲、戒指、耳環、墨鏡，一樣不少，像個歸國華僑。

這5號院的四位夫人中，另三人都很樸素，侯鏡如的夫人像是平常人家的大媽，宋希濂夫人盡管有姿色卻也衣著普通，鄭庭笈的夫人也不惹眼。只有杜夫人，多年生活在國外，保留了一些洋做派。

當時的中國物質匱乏，杜聿明老兩口為了改善生活增加營養，自己動手，在三間西廂房旁的小窄道里盤了個雞窩，養了幾只雞。每天，杜夫人都要到那里忙活一陣，給雞喂喂食，看看窩里有沒有蛋，還喜歡摸摸雞屁股，揣摸它什么時候該下蛋了，然后挎個菜籃，叼根香煙去買菜。杜聿明喜歡打太極拳，每天早晨都要在自家廊子下打上一陣兒。

他們的女婿楊振寧那時已經名氣很大，回國時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接見。楊振寧對岳父母十分孝順，為讓老人安度晚年，買了一批美國最新的家電如電冰箱、空調、電動縫紉機和照相機等托運到北京。盡管得到多方面的關照，但杜聿明老兩口仍然生活得很低調，不圖富貴榮華，只求平安無事。

08、鄭洞國痛失愛女……

大約是1975年的一天，我正在宋希濂家與張欣談畫，鄭洞國帶著女兒來做客，宋家人熱情接待客人，我很快便告辭了，腦子里對鄭洞國和他女兒只留下淺淺一個印象。

鄭洞國

其實，鄭洞國的大名我是早有耳聞的，國民黨名將，黃埔一期，1948年1月，他任東北“剿匪”司令部副總司令，同年3月，到長春兼任第一兵團司令和吉林省政府副主席，1948年10月，鄭部被人民解放軍圍困于孤城長春達數月之久，彈盡糧絕，鄭洞國率殘部投誠，脫離了國民黨陣營。電影《兵臨城下》講述的就是這段歷史。沒想到今天親眼見到了鄭洞國，竟是一位面目和善的老人，他的女兒美貌清純，文靜優雅，透著大家閨秀的氣質，她和張欣年齡相仿，兩個年輕姑娘很熟識，一見面就親熱地聊天說笑。

怎么也沒想到，就是這樣一個可愛的姑娘，后來竟死于非命。

事情是張欣親口告訴我的。“文革”結束后，大學恢復高考，許多年輕人躍躍欲試，認真復習功課，準備投入到這改變命運的一搏中。鄭洞國的女兒當時在一家小印刷廠工作，也積極復習功課，誰知卻惹得一個一直追求她的男人很不樂意。這男人是該廠的團支部書記，復轉軍人，他瘋狂地愛上了年輕美貌的小鄭，拼命追求。他聽說小鄭要考大學，十分害怕她考上大學后會離開自己，于是極力反對小鄭參加高考，而小鄭根本不聽他的，兩人發生矛盾。畸形的愛引發心理變態：“我得不到你，誰也別想得到你。”有一天，他趁只有小鄭一人在工廠澡堂洗澡時，手持尖刀闖進澡堂，向小鄭連扎數刀……可憐一朵美麗的鮮花還沒來得及盛開就香消玉殞，“零落成泥碾作塵”……殺人犯事后自首，被判處死刑。

張欣講完這個悲慘的故事，我們的心情都很沉痛，我腦中浮起鄭洞國父女的面容，白發人送黑發人，鄭洞國痛失愛女，能經受得住這個沉重的打擊嗎？

09、人去院空……

“文革”結束后，前廠胡同5號院里人們的命運都發生了變化。

1980年，宋希濂與夫人赴美探親，與久別的子女團聚，并在美國定居，一直從事促進海峽兩岸統一的工作，1993年去世。

張欣的生父1979年從美國回來探親，將張欣和她的哥哥一起接去美國定居。

杜聿明、侯鏡如、鄭庭笈三人先后搬離了前廠胡同，國家對他們落實政策，改善了他們的政治待遇和生活條件。

杜聿明1981年去世，侯鏡如1994年去世。

自從張欣1979年出國，我就再也沒有去前廠胡同5號。幾年后，張欣回國探親時請我到她家，此時這個小院已經是門庭冷落，人去院空……

最近兩年，北京老城區大規模拆遷，一條條胡同消失了，不知前廠胡同有沒有遭此劫難？不久前，我又一次來到前廠胡同尋訪舊地。幸好，盡管四周群樓競起，前廠胡同還是老樣子，我走進5號院，見里面正在大興土木，重新翻修，外院和內院之間的墻已被拆除，幾座房屋都保存完好并經過修繕，走廊的柱子新刷了油漆。據一位在場的干部模樣的人說，這里仍是政協宿舍，翻修后還要租出去。

我站在院里，回想起一幕幕往事，說不盡的惆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