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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蘇尚特·辛格（Sushant Singh）

編譯|喻琬淋

編譯審核|劉星君

本期編輯|林熙泇

本期審核| 范家菀

編者按

尼泊爾近期爆發的支持君主制抗議活動，不僅折射出該國轉型為世俗共和國后的深層政治困境，更牽動著南亞地緣格局的敏感神經。自2008年廢除君主制以來，尼泊爾歷經十余年動蕩，憲法未穩、政府更迭頻繁，民眾對腐敗與經濟停滯的不滿持續發酵。然而，要求恢復印度教國家與君主制的呼聲背后，暗流涌動的是印度人民黨的意識形態滲透與中印戰略博弈的角力。本文揭示了一個關鍵矛盾：印度在文化懷舊與地緣現實間的搖擺。莫迪政府推動的“印度教特性”議程試圖將尼泊爾納入其“大婆羅多”愿景，卻忽視了歷史教訓——尼泊爾王室從未成為可靠盟友，反而屢屢借力中國制衡印度。與此同時，中國正通過經濟合作悄然擴大在尼影響力，印度若執意以意識形態干預內政，或將加速尼泊爾的戰略轉向。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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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近期爆發的要求恢復印度教國家（Hindu rashtra）、支持君主制抗議活動，引發了南亞各國的關注。2008年，尼泊爾轉型為世俗共和國，終結了君主制和印度教國家地位。新憲法 實施至今未滿十年。在此期間，尼泊爾更換了14屆政府，無一民選政府完成任期。國內政治動蕩導致腐敗滋生、經濟增長乏力、失業率高企，民眾不滿情緒日益蔓延。然而，重拾君主立憲制絕非解決之道。

盡管新德里官方否認介入尼泊爾的親君主制抗議，但印度人民黨（BJP）及其印度教特性（Hindutva）議程的意識形態烙印清晰可見。在莫迪就任總理前，印度似乎更傾向于與尼泊爾民主機構合作，同時維系文化經濟聯系。但自2014年以來，印度人民黨及其意識形態母體組織國民志愿服務團（RSS）開始公開支持尼泊爾恢復印度教國家和君主制。印度教志愿服務團（HSS）及其激進附屬團體“印度教青年民兵”（Bajrang Dal）等通過基層動員、宗教活動與社交媒體宣傳，在尼泊爾建立了與印度本土相似的行動網絡。

長期以來，印度與尼泊爾王室的關系充滿矛盾。1951年，印度支持沙阿王朝復辟，但隨著馬亨德拉（Mahendra）和賈南德拉（Gyanendra）國王轉向中國以制衡印度影響力，新德里逐漸警惕。2008年尼泊爾廢除君主制時，印度默許了這一轉變，轉向與民主力量接觸。但印度教右翼從未徹底放棄對尼泊爾印度教君主制的懷舊情結，將其視為文化與戰略盟友。歷史上與尼泊爾王室保持聯系的RSS，至今仍將這一問題包裝為一場對抗“無神論共產主義者”與外部勢力的“文化戰爭”。

2014年后，印度強化了這一敘事。北方邦首席部長約吉·阿迪亞納特（Yogi Adityanath）等領導人公開支持尼泊爾君主制支持者的訴求。這種影響力在尼泊爾右翼政黨“民族民主黨”（RPP）的崛起中可見一斑——該黨已多次呼吁恢復印度教王國。阿迪亞納特的海報出現在加德滿都集會現場，其過去對尼泊爾世俗化的批評也印證了意識形態滲透；莫迪本人則在訪尼期間參觀印度教寺廟，向親印度教陣營釋放團結信號。盡管印度官方立場標榜“不干涉”，但印度教特性勢力的意識形態攻勢已深度介入尼泊爾內政，加劇極化并侵蝕其世俗框架。

在莫迪治下，印度人民黨的意識形態綱領“印度教特性”已從國內議程演變為地區戰略，而尼泊爾正成為這一意識形態輸出的焦點。這不僅是懷舊情緒，更是一場試圖重塑南亞為單一印度教文明實體的宏大計劃，旨在“收復”想象中的神話榮光。

印度人民黨在尼泊爾的意識形態滲透也反映了其更廣泛的“大婆羅多”（Akhand Bharat）愿景，即在南亞及更遠地區建立一個統一的印度教文明國家。這種敘事將文化親緣與政治干預混為一談，無視主權復雜性與歷史積怨。盡管莫迪政府將其行動包裝為“文化外交”，但現實更具分裂性。2015年尼泊爾通過世俗憲法后，印度實施的封鎖被廣泛視為對尼拒絕恢復印度教國家的懲罰。

印度對尼泊爾君主制與印度教特性政治的曖昧態度并非沒有代價。若暗中支持保皇派，印度可能疏遠尼泊爾的共和派主流群體——后者將世俗主義視為維護主權的基石。此舉或加深尼泊爾對印度的反感，并促使尼泊爾向中國靠攏。若印度被視為通過干預內政強推印度教意識形態或君主制，中國必將利用這種不信任強化與尼泊爾的紐帶。近期中尼達成的貿易通道與能源合作協議表明，印度可能在尼泊爾迅速失去戰略優勢。

支持君主制同樣損害印度作為南亞民主典范的信譽。印度人民黨在尼泊爾迎合印度教多數主義的做法，與其國內壓制宗教少數群體的政策如出一轍。通過瓦解尼泊爾廢除君主制后確立的世俗身份，印度將疏遠該國佛教徒、基督徒等少數群體，并助長宗教極端主義。印度似乎忽視了關鍵現實：恢復君主制更可能激化而非彌合尼泊爾內部矛盾。

這一切揭示了莫迪政府的何種面貌？它展現了一個甘愿將戰略利益讓位于意識形態野心的政權。印度人民黨的“印度教特性”工程不局限于本土，更試圖以文化親緣與歷史紐帶為幌子，將南亞重塑為印度教文明鐵板。但這種路徑忽視歷史教訓：尼泊爾君主制從未成為印度的可靠盟友，其立場始終是交易性的，并常在必要時轉向中國。歷史上，尼泊爾王室常以“反印民族主義”鞏固權力。此外，所謂“印度教團結”不僅不切實際，且極具挑釁性——它將疏遠那些視主權高于宗教認同的鄰國。

莫迪將文化懷舊與政治干預混為一談，可能在中國通過經濟外交積極影響南亞國家之際，孤立這一關鍵鄰國。盡管印度大談“區域領導力”，但莫迪治下的印度日益被視為意識形態驅動者而非務實的地緣調停者——這種認知已讓印度在南亞付出沉重代價。

印度對尼泊爾親君主制運動的暗中支持，折射出印度人民黨“印度教特性”議程的危險性——意識形態與干預主義的結合正破壞地區穩定與印度自身戰略利益。若印度繼續此道，或將把尼徹底推入中國軌道，同時侵蝕其作為南亞民主領袖的公信力。印度若想維持影響力，必須將尼泊爾視為民主平等的伙伴，而非透過印度教懷舊的視角審視它。印度的賭注極高：追逐“印度教特性”的意識形態目標或可取悅那格浦爾（RSS總部）的官僚，卻可能瓦解印度在喜馬拉雅邊疆的戰略根基。

作者簡介：蘇尚特·辛格 （Sushant Singh），耶魯大學講師、“大篷車”網站顧問編輯。

本文編譯自《電訊報》（The Telegraph）2025年4月17日文章，原標題為

A saffron crown，

本期編輯：林熙泇

本期審核：范家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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