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以后，法國史學，尤其是年鑒-新史學在國際史壇聲名顯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長期引領戰后西方史學發展潮流。其間，法國女性史壇高手當然也常有出現。在足以顯示“巾幗不讓須眉”的這些人中，出于習史經歷和研究旨趣，本人尤為欣賞和推崇的是猶如“雙子星座”的莫娜·奧祖夫和米歇爾·佩羅。這兩人，前者早年以研究法國第三共和國小學教師蜚聲史壇，隨即更多以法國大革命史專家聞名遐邇；后者先以對19世紀法國工人的研究嶄露頭角，繼而轉向在婦女史等領域大顯身手。人們只要知曉她們二人分別攜手孚雷、杜比級別的史壇巨擘，主編了《法國大革命批判辭典》《西方婦女史》之類的里程碑式著作，就不難掂量出她們在法國乃至國際史學界該占有的地位。

米歇爾·佩羅

盡管在我心目中兩人同等出色，但佩羅較之奧祖夫確實更易讓我產生親近感。這顯然與我早年遇到的法國“貴人”有關。此人就是時任巴黎八大教授的克洛德·維拉爾（Claude Willard）。維拉爾與佩羅一樣，也是拉布魯斯，即那位與布羅代爾齊名的戰后法國史壇泰斗的高足。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本人初涉法國人民陣線運動史時，先是有幸受到來杭講學的維拉爾教授指點，接著在他的邀請和幫助下首次赴法，在巴黎八大進修近現代法國社會史。進修期間，維拉爾教授既在生活和學習上對我關愛有加，還設法為我提供求教于社會史名家的機會，當中自然有可以見到佩羅的學術活動。可以說，正是這些機緣令我不僅早就開始關注佩羅，此后也一直對她青睞有加。2009年，《私人生活空間史》這本佩羅自己用力甚勤，廣大讀者期盼已久的著作終于出版了。無疑，這也是1928年出生的佩羅晚年最讓我意外，同時也更添好感之事。

《私人生活空間史》出版后在法國好評如潮，還獲得過重要獎項。因此，本人早就關注此書，同時還期望值頗高。事實上，早想“一睹為快”的我，在出版社約我翻譯并寄來法文版時不僅爽快答應，更是書一到手就打開閱讀。在讀過之后，我不僅覺得它絲毫沒有讓我失望，而且再次激起了對作者的敬意。這種敬意的油然而生，固然與佩羅和家父年齡相仿有些關系，也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就此，本人以為，本書能取得如此成功，除視角獨特、充滿新意、洞見迭出，至關重要的是，佩羅力求將“房間”當作“生命存在的舞臺”來書寫歷史，其間還著力體現了有良知、有擔當的優秀史家須有的一大特點，即樂于和善于展示他（或她）本人的（社會）“介入”；同時，她也讓自己兼具的才情、激情和溫情各得其所，淋漓盡致地在字里行間得到體現。

《私人生活空間史》一書，寫作視角之新奇獨特，實可一目了然。盡管如此，作者落筆時具有的關照、秉持的理念，仍有必要先予以審視和揭示。就此，本人特別想指出一點，佩羅不僅視“房間”為“生命存在的舞臺”，且在著手書寫房間史時早就別具慧眼地看到：“作為這個世界的基本粒子，房間的秩序揭示了世界的秩序。”唯其如此，她在序言中開宗明義：“從臨盆到臨終，房間是生命存在的舞臺，至少是劇場的后臺。在這里，面具被摘下，衣裝被脫下，軀體完全沉溺于情緒、悲傷、感性。人們會在這里度過人生的近半時間，一段屬于肉體、昏昏沉沉、沉浸于黑夜的時光，一段時而失眠、胡思亂想、夢魘纏繞的時光。這是一扇通往無意識，甚至通往彼世的窗戶；半明半暗增添了房間的魅力。”

才情激蕩，可謂佩羅于此書首先帶給我的強烈印象。這位史學家在書寫過程中自然流露的深厚文學素養，更是令我折服。對此，人們甚至不妨如是斷言，如果說《小說鑒史》是史學名家奧祖夫具有非凡文學造詣的明證，那么佩羅憑借本書，在文學才情上完全可和奧祖夫這位她相識多年、惺惺相惜的閨蜜媲美。關于佩羅的文學才情，篇幅所限，難以更多介紹和探討，只能暫時滿足于先在此特別強調，佩羅在寫本書時，非但將有關小說視若“取之不竭的資源”，同時還充滿洞見地指出，“在19世紀，小說賦予私人空間——上流社會和家庭情景劇——巨大的重要性”。還值得關注的是，佩羅書中的很多描述是如此富有感染力和別具一格，就連作為法國年鑒-新史學派“第四代”領軍人物之一的安德烈·比爾吉埃爾也嘆為觀止，這位享譽國際史壇的歷史人類學家在為本書撰寫的書評中揮筆寫道：“本書像自然綴連起的一幕幕話劇，讓讀者欲罷不能。”隨后，他在提及此書“追述了來自時光裹挾下各色人等的記憶，他們當時的情緒以及想法”時，還令人印象深刻地夸贊作者具有“普魯斯特一般的筆觸”。

激情充沛，是佩羅在本書中給人留下的又一突出印象。坦率地講，本人此前對戰后法國知識分子史的探討，讓我更容易去體察這些激情何以產生。而佩羅今年歲首出版的《以女歷史學家的身份介入》中的“夫子自道”，顯然也更利于幫助我去感受與追蹤她這代“介入型”史學家的治史旨趣和思想軌跡。實難否認，佩羅和她同時代的不少優秀史家一樣，絕非只是“為稻粱謀”走上治史道路，而是一直有社會責任感或家國情懷在驅動。正是有了類似驅動，佩羅從最早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開始，相繼投入了1968年“五月風暴”以及倡導監獄改革、提升婦女地位等各種重大社會政治運動。難能可貴的是，她始終在以一位優秀女性史學家的特有方式進行“介入”，即以系統扎實、新意迭出的史學成果作為“理解時世的工具和現實介入的手段”。如果說佩羅早年對工人運動史，后來對婦女史的研究均屬此列，那么，晚年的她被“房間這個小宇宙”及其具有的政治維度強烈吸引，又何嘗不是如此？

《私人生活空間史》，上海文化出版社即將出版

溫情洋溢，不啻佩羅在《私人生活空間史》字里行間給人帶來的強烈感受。歷史學歸根結底是關于“人”的學問，當堅持以人為中心，并以關心人，特別是蕓蕓眾生過往和當下的命運為要務。在這點上，佩羅的表現一貫出色。更觸動我的是，佩羅的家境實際上向來不錯，而且據她自己在《以女歷史學家的身份介入》中的說法，她在家中或工作中與之相處的大多數男性對她也都相當好，但就是這樣一位史學家，卻一直對普羅大眾，尤其是對作為弱勢群體的工人和婦女充滿關切、具有溫情。為此，她年輕時就投身于研究19世紀法國工人狀況、第三共和國前期的工人罷工；人到中年后又轉向拓展婦女史的研究。即便于年屆八旬出版的本書中，佩羅也依然“癡心不改”，給予女性包括女工諸多篇幅，同時賦予她們豐富而獨特的地位。

2024年2月，佩羅《以女歷史學家的身份介入》新書發布會在巴黎舉行。在巴黎的學友為我代買此書并幫我獲得佩羅的題贈與簽名后，第一時間把新書送到我手里。此書確實只是本小冊子，篇幅不大卻內容頗豐。讀完堪稱“自我史學”典范之作的此書后，我對這位屬于我父母輩、至今仍活力四射的資深學者更是充滿敬意。同時，對佩羅撰寫“房間史”的良苦用心非但有了更多“同情理解”，還進一步認識到佩羅等人終其一生的“介入”，其實不過屬于力求以自身獨特方式，讓包括“房間”在內的各種“生命存在的舞臺”，在可能的情況下盡量呈現出各自該有的，即更符合人性多種需求的樣貌。當然，在讀過佩羅晚年出版的相關著作后，對當代法國史學名家長期保持活力的原因，本人亦有了更全面深入的體認，在盛極而衰的年鑒—新史學派于20世紀90年代迎來“批判轉向”后，這些史學家堅持讓法國“歷史知識的生產與傳播”日益凸顯其反思性、包容性、創新性、現實性、公眾性。

凡此種種，本人雖不能至，卻心向往之。感慨之余，本人不由得想起了我的法國“貴人”給我的見面禮——一盒磁帶。這盒磁帶在他人眼里確實毫不起眼，但對正研習法國人民陣線運動史的我來說卻彌足珍貴。因為，它是1986年法國紀念人民陣線運動50周年時，維拉爾教授作為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史權威參與的訪談節目錄音。一想到這里，我的耳畔就會響起一個法語單詞——Carrefour。誠然，Carrefour時下更多是以“家樂福”為我們知曉，但在節目錄音中作為訪談欄目名稱，由渾厚的男中音伴隨富有沖擊力的背景音樂反復念出的這個單詞，其本義卻主要還是“十字路口”。我不免還想到，如果說人民陣線運動事關法國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道路選擇，那么，面臨“百年未有之變局”的當下，人類又何嘗不是在該往何處去這個問題上面臨著重大抉擇。

當今之世，讓人難以理解的現象和令人擔憂的趨勢越來越多地出現。因而，年鑒學派兩大創始人之一布洛赫的忠告，“對現實的不理解，必然肇始于對過去的無知”，似乎更該被我們銘記在心。同時，要想讓每個人以各自方式置身其上的“生命存在的舞臺”，也即各種各樣的“房間”都具有（抑或可望具有）本應有的更符合人性需求的樣貌，人們就確實沒有任何理由完全“躺平”。至少就我個人而言，在閱讀、翻譯本書的過程中，的確日益感覺到，既然有耄耋之年的佩羅及其近著擺在面前，本人雖年屆花甲，也仍當繼續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適時移譯佩羅這樣具有良知和擔當的優秀史家的佳作亦是如此。

（本文系呂一民教授為即將出版的《私人生活空間史》所撰寫的“譯后記”，授權澎湃新聞首發，發布時有部分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