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這本書在微信讀書上，有一句話被2.4萬人劃線——

恰恰是實現夢想的可能性，才使生活變得有趣。

多么積極，多么令人欣喜。這本書自誕生起就在不斷地給人以更積極的心態，去面對命運的戲弄與磨練。

但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它的作者保羅·柯艾略在年輕時，曾三次被送進精神病院，甚至還有過三次牢獄之災；抑郁、叛逆、瘋狂，是他那時候的關鍵詞。

他在與自我斗爭的那段時期，也曾質疑“發瘋”的緣由與意義，并由此寫成一部深刻的虛構小說——《維羅妮卡決定去死》。

24歲的維羅妮卡的人生是一條既定軌道：少年時代，她覺得選擇為時過早；現在是青年，她又覺得改變為時過晚；她就要死了，卻什么都沒經歷過。

人們從她的故事中讀到的，是堅持自己的生活有多重要，真正的健全其實是保有內心的瘋狂。

我們東奔西走，找到了保羅·柯艾略在《維羅妮卡決定去死》意大利語版出版時寫下的序言并翻譯了出來，他在其中講述了自己徹底發瘋的那段日子——

“你看，我無法在現實中生存，我找不到工作，也實現不了夢想，你說得對，我是個瘋子，我想回到精神病院去！”

我走進一個由瓷磚鋪成的小隔間。床上鋪著橡膠床單，床邊有一臺裝置，上面帶有把手。

“你要給我做電休克治療？”我問本杰明·加斯帕·戈麥斯醫生。

“別擔心。相比真正經歷治療過程，看別人接受治療反而更讓人感到創傷。對你來說，一點都不會痛。”

我躺下，男護士把一根細管塞進我嘴里，以防我的舌頭回縮。然后，他在我的頭兩側貼上了兩個電極，就像電話聽筒的兩端。

我看著天花板上剝落的油漆，聽到把手被扭動的聲音。下一刻，仿佛一層簾幕落在我眼前，我的視線迅速變得模糊，最后只剩下一道光點，一切歸于黑暗。

醫生說得沒錯，一點也不痛。

這個場景并非出自我的小說《維羅妮卡決定去死》，而是我的日記。我是在第二次住進精神病院期間寫下這段文字的，那是1966年，正值巴西軍事獨裁（1964-1989年）最黑暗的開端。

那時，社會機制帶來某種自然反應——外在的壓抑逐漸內化。中產家庭無法接受子女或孫輩想成為“藝術家”，因為在當時的巴西，藝術家幾乎等同于同性戀者、共產主義者、癮君子或游手好閑的人。

18歲時，我相信我的世界和父母的世界可以和平共存。我努力學習，爭取在就讀的耶穌會學校里取得好成績。我下午學習，晚上則夢想成為藝術家。不記得從何開始，我加入了一個業余劇團。雖然并不想做專業的表演，但我至少能置身于一群讓我感到親近的人之中。

不幸的是，父母并不認同我的觀點，他們認為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無法和平共存。一天晚上，我醉醺醺地回了家，第二天早上，被兩個身材魁梧的男護士叫醒。

“跟我們走吧。”其中一人說。

母親在哭，父親則在盡力隱藏所有感情。

“這是為了你好。”他說，“我們只是想給你做些檢查。”

就這樣，我開始了穿梭于各類精神病院的旅程。我被收治，接受各種各樣的治療。

一有機會我就逃走，四處游歷，直到難以承受，最后回到父母家。我們度過了一段蜜月般的短暫時光，但不久之后，我又進入家人所謂的“壞圈子”，然后護士們再次出現。

生活中有些戰斗只有兩種可能的結果：要么摧毀我們，要么讓我們變得強大。

精神病院就是這樣一場戰斗。

一天晚上，我對另一個病人說：“你知道嗎？我覺得幾乎每個人都會在人生中某個時刻，夢想著成為共和國的總統。但你我不可能實現這個夢想，因為我們的醫療記錄不允許。”

“那我們就沒什么可失去的了，”另一個人說，“我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在我看來他是對的。

我發現自己所處的境況是如此奇怪，如此極端，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東西：完全的自由。家人努力想讓我變得和其他人一樣，結果卻適得其反：我現在和同齡的年輕人完全不同了。

就在那個晚上，我思考了我的未來。

一個選擇是成為一名作家，另一種似乎更可行，那就是徹底發瘋。我將得到國家的資助，永遠不必工作或承擔任何責任。

當然，我必須在精神病院待上很長一段時間，但根據我的經驗，那里的病人并不像在好萊塢電影中看到的瘋子那樣。除了少數緊張癥或精神分裂癥的病理性病例外，其他病人都能夠正常談論生活，并在這個話題上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們不時會感到恐慌、抑郁，或有攻擊性的行為，但這些都不會持續太久。

我在醫院面臨的最大風險，不是失去成為總統的所有希望，也并非感到被家人忽視或不公正對待，因為我心里知道，他們把我送進醫院，是他們出于愛和過度保護而做出的絕望之舉。

我面臨的最大風險，是我會將這種境況視為正常。

我第三次出院時——在經歷了逃離醫院/四處游歷/回家/享受與家人共度的一段“蜜月期”/再次進入“壞圈子”/被送到醫院這一如常的循環之后——我快20歲了，而且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節奏。然而這一次，似乎有什么發生了改變。

雖然我又回到了“壞圈子”，但父母越來越不想將我送回醫院。我不知道的是，他們已經認定我沒有了希望，并愿意讓我留在身邊，給予我以后生活上的支持。

我的行為愈發偏激，甚至開始變得具有攻擊性，但父母仍沒有提出送我去醫院的事。我經歷了一段非常愉悅的時光，因為我正嘗試執行我所謂的自由，為最終過上“藝術家的生活”。

我辭去了父母給我找的新工作，也不再繼續學業，全身心投入戲劇，還經常去知識分子喜歡的酒吧。漫長的一整年，我完全隨心所欲，但后來戲劇團被警察解散，酒吧也被間諜滲透。

我寄給每個出版社的故事都被退稿，我認識的女孩都不想和我出去，因為我是個沒有前途、沒有自己的事業、沒有上過大學的年輕人。

于是，有一天，我決定砸毀我的臥室。這是一次無聲的表達：你看，我無法在現實中生存，我找不到工作，也實現不了夢想，你說得對，我是個瘋子，我想回到精神病院去！

命運總是這么諷刺。我把房間弄得一團糟之后，看到父母給精神病院打電話，我松了口氣。然而，平時負責處理我病情的那位醫生當天正在休假。

護士們帶來一位年輕醫生。他看到我坐在那里，周圍是被撕碎的書、折斷的唱片和扯破的窗簾，便讓我父母和護士們先出去了。

“怎么回事？”他問。

我沒有回答。一個瘋子應該總是表現得仿佛不屬于這個世界。

“別再胡鬧了。”他說，“我看過你的病歷，你根本沒瘋，我不會收你入院。”

他離開了房間，開了一張鎮靜劑的處方，并告訴我父母我得了“允許入院綜合征”（我后來才知道）——

正常人在某些異常情況下，如抑郁、恐慌等，偶爾會把生病當作逃避生活的一種方式。也就是說，他們選擇生病，因為保持“正常”太難。我父母聽從了他的建議，沒再把我送進精神病院。

從那以后，我再也無法在瘋狂中尋求慰藉。我必須獨自舔舐傷口，必須經歷一些失敗又取得另一些勝利，我常常不得不放棄那遙不可及的夢想，轉而在辦公室工作。

直到有一天，我第n次徹底放棄，然后踏上了前往圣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的朝圣之路。在那里，我意識到自己不能再繼續逃避面對“成為一名藝術家”的命運了，對我而言，這意味著成為一名作家。

于是，在38歲時，我決定寫我的第一本書，并冒險投入一場戰斗，一場我潛意識里一直都害怕的戰斗：為夢想而戰。

我找到一家出版社，第一本書（《朝圣》，講述我在前往圣地亞哥時，一路上的經歷）指引我創作了《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這本書又促使我寫下其他作品，進而被翻譯成其他語言，最終讓我能夠在全球各地舉辦講座和研討會。

盡管我一直推遲實現自己的夢想，但我意識到自己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因為宇宙總是會眷顧那些為自己所追求的目標而努力奮斗的人。

1997年，在經歷了跨越三大洲的艱苦宣傳之旅后，我注意到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那天，我把自己的臥室弄得一團糟時所想要的東西，似乎也是許多其他人所渴望的。

人們更愿意生活在一個巨大的精神病院里，虔誠地遵循那些不知出自誰的規定，而不是去爭取與眾不同的權利。

在一次飛往東京的航班上，我在報紙上看到了下面這段話：

據加拿大統計局的數據：15至34歲的人群中，有40%的人患有某種精神疾病；35至54歲的人群中有33%；55至64歲的人群中則有20%。也可以認為，每五個人中就有一人患有某種精神疾病。

我想，加拿大從來沒有實行過軍事獨裁，而且還被譽為世界上生活質量最好的國家之一，那為什么那里還會有這么多瘋子呢？他們為什么沒有被送進精神病院呢？

這個問題又讓我產生了另一個疑問：到底什么是瘋狂？

我找到了答案。首先，人們不會被送進精神病院，是因為他們仍能保持社會生產力。

如果你能夠在早上9點去上班，并一直工作到下午5點整，那么社會就會認為你具備正常的行為能力。

從下午5點01分到早上8點59分，你木然地坐在電視機前，沉迷于網上最變態的性幻想之中，凝視墻壁，責怪這個世界的一切，感到備受壓迫，害怕上街，講究衛生或不講究衛生，陷入抑郁又忍不住哭泣，在這段時間里，你怎么樣都沒關系。

只要你能按時上班，為社會盡一份微薄之力，你就不會構成威脅。

只有當再也承受不了，你手持機關槍走上街頭，像一個兒童卡通中的角色那樣，射殺15個孩子，以此來警告世界 《貓和老鼠》的有害影響時，你才被視為威脅。在你做出那樣的行為之前，你都被認為是正常的。

而瘋狂呢？瘋狂是無法進行交流。

正常與瘋狂基本是一回事，在二者之間存在一個中間階段，這個階段被稱為“與眾不同”。人們越來越害怕“與眾不同”。

我在日本仔細思考了剛剛讀到的統計數據后，決定根據自己的經歷寫一本書。我以第三人稱視角和女性的自我意識創作了《維羅妮卡決定去死》，因為我知道要探討的重要主題并非我個人在精神病院的經歷，而是我們因“與眾不同”所面臨的風險，以及我們對于“和別人一樣”所產生的恐懼。

寫完后，我和父親談了談。當我艱難地度過青春期和早期的青年時期之后，父母從未原諒他們自己對我做的一切。

我總是告訴他們那其實并沒什么，監獄（因為我因政治原因被關押了三次）給我留下的傷痛更深遠。但父母并不相信我，此后他們一直都在自責中度日。

“我寫了一本關于精神病院的書。”我對85歲的父親說，“這是一部虛構作品。但有幾頁是以我的口吻敘述的，這意味著公開我進過精神病院。”

父親看著我，問道：“你確定這不會對你造成任何傷害嗎？”

“是的，我確定。”

“那就繼續吧。我已經厭倦那些秘密了。”

《維羅妮卡決定去死》于1998年8月在巴西出版。到9月時，我已經收到了超過 1200 封講述著相同經歷的郵件和來信。

10月的一場研討會上，討論了書中提及的關于抑郁、恐慌發作、自殺等主題，這場研討會也在巴西國內具有著一定影響力。

1999年1月22日，參議員埃多亞諾·蘇普利西向其他參議員朗讀了書中的部分內容，最終通過了相關法律。在過去的10年里，他們一直試圖讓該法在巴西國會通過——

禁止隨意將人送進精神病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