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28日夜，黑龍江省呼蘭縣公檢法家屬樓。當晚，有52人慘死家中，均一刀致命。其中，27人為公檢法的工作人員，其余25人是其家屬(包括老人、婦女和兒童)。兇手，用匕首，在死者家的墻上，留下名號——“呼蘭大俠”。

一個平靜的小縣城，這起案件的概念和效果，可想而知。縣公安局，迅速勘察、封鎖現場，并立即向上級通報。

同年，4月2日，328專案組正式成立，共計672人(其中包括，北京派來的專家組，省廳的骨干力量，以及全國各地的精英)。

經過兩年多(確切地說，是兩年六個月二十三天)的調查、取證、研究、分析、排查、走訪，專案組沒有得到任何有價值的線索，案情毫無進展。此后，該案永久封存，停止一切調查。

1986年4月6日夜(也就是專案組成立的第4天)，北京方面派來的痕跡鑒定專家趙某、王某，在呼蘭縣公安局招待所被殺。縣公安局副局長鄭某及其刑警隊的3個刑警，慘死家中，連帶家屬4人。另，兩個專案組成員(職務不詳)，在住所被殺。案發現場，墻壁上，四個字——“呼蘭大俠”。(與328案件相同，兇手為一人作案。刀法純熟，一刀致命。)11人

同年4月7日至9月15日期間，呼蘭、哈爾濱、阿城三地，先后有人遇害。其中，民警37人、刑警12人、及其家屬56人。與前次案件不同，部分死者并非死于家中，而是在下班回家的途中，被兇手從身后偷襲，一刀刺穿頸部，而后，兇手持刀在死者的背部留下名號。經刀痕比對、鑒定，多次兇案的兇器為同一把匕首，也就是說……115人

一時間，整個黑龍江省的警察，沒人敢穿警服上班。在這段危險時期，公安干警給老百姓一種很“休閑”的感覺(都穿便裝)。

呼蘭縣公安局某退休領導，曾揚言，“別說抓到兇手。誰能提供兇器(那把匕首)的線索，我個人，懸賞10萬元!”同年9月26日，這位領導慘死家中。兇手，用匕首，在墻上留下一行字，然后，將匕首扎進墻里，“楊局長，你太令我失望了。這把刀，還是留給你們作紀念吧!” 1人

從此，呼蘭大俠，銷聲匿跡，棄刀歸隱！

再也不會有人知道那個男人是誰了。最后一次槍響過后，他干凈利索地從上千個搜捕的警察視野里消失掉，所有的線索突然中斷。從北京來的專案組，曾把整座小城像個破布口袋一樣里外翻了幾遍，取了每個成年男子的指印和血樣，便衣們日夜在街上布控蹲守。但那個人仍以不緊不慢的速度，像解開一個繩扣，像設計一個棋局，像打一局斯諾克，不緊不慢地取走了一個個警察的性命。

在江那邊的省城里，警方的聲譽喪失殆盡，強硬和魯莽曾經是他們最可標榜的美德，如今他們變為被某個人捕獵的對象，竟然在白天都不敢穿著警服。當這場瘟疫一樣的連環謀殺戛然而止時，他們被長久地羞辱著：不再有新的發案，也就無法將那人現行抓獲，他們被徹底打敗了。只有漫長的時間，能讓這件事慢慢褪色，讓人們不再眉飛色舞地講述這個年頭……

二十年后，我遇到的所有呼蘭人都聲稱直接或間接地認識某個被害人，他們的講述或者離奇到隨意的程度，或者自相矛盾，可確定的情節極其有限。

呼蘭是從哈爾濱北面走的一個縣，如今被劃作了一個區，哪里和絕大多數縣城一樣，凋敝，陰冷，街道破落得毫無尊嚴，那里的人給人的印象是坦率而懶散，像街區一樣自暴自棄，他們對“法律”知之甚少，也不期待正義。這樣的地方有兩類惡棍：開著豪華汽車，三五成群地控制某種產業的中年人，或者是在街上游蕩的少年，隨時可能掏出尖刀，像群禿鷲一樣地撲向某個僅僅望了他們一眼的陌生人。

你知道，有這樣歹徒的地方，警察會是什么樣。二十年前，他們的權力無拘無束，縱橫于鄉野，把人塞進摩托車的斗里帶回所隊，他們哪兒有一整套逼供招數，能用被塑料袋里的辣椒把人嗆成肺炎，或者在十幾秒里用電棍把一個男人徹底變成廢人。

第一個被殺的是于鋪鄉派出所的所長。“那家伙早先橫行鄉里，嚴打時老牛逼了，”小董在省城的生意發展得很成功，雖然從不返鄉，但為了土地還保留著農村戶籍，案發時還是個少年，他說，“派出所后面是大野地，尸體是第二天發現的，就一槍，把腦蓋兒周掉一塊兒。死尸上放張紙兒，寫著：‘呼蘭大俠’。我那時候正看《水滸傳》呢，我尋思，這不就是武松么？！”

我的一個呼蘭籍大學同學斷然否定了他的記憶：“不對。第一個被殺的是派出所所長，可不是一個，是全家。連老婆和兒子都殺了，就留了女孩兒一條命。用的是攮子（匕首），那時候‘呼蘭大俠’沒有槍，槍是這回殺完人才搶的。”據他的講述，警察趕到現場時，看到的是這樣的景象：一條狗和幾只大鵝被鎖在屋里，在血泊里相互追逐，吵成一團，它們踩在三具尸體上，現場被弄得亂七八糟，難以勘查。“呼蘭大俠”四個字是寫在墻上的。

“我就是呼蘭人。我們學校一個女生她爸就是89年被‘呼蘭大俠’殺的，后來還算是烈士了呢還，高考加分。我告訴你，呼蘭大俠沒有滅過門，他不殺女人和孩子，殺得都是警察，而且是該死的警察。他的槍是從縣公安局偷的，用的一直都是同一把五四，要不怎么確定是他干的不是別人模仿呢。在這之前，我爸的槍都放在家里，那支槍響了之后，他們的槍都被收上去統一鎖起來，晚上巡邏蹲坑的時候才發。都緊張得不行。”

對于幾個月后的另兩起警察被殺案，警察和官員更加恐慌，他們遇到了一個說到做到的瘋子。縣領導出入身邊都有幾個從武警支隊借來的戰士，天一擦黑，就鉆進辦公樓前的豐田大吉普，飛快地朝江橋開，駛回省城的家里。

有人說自己見過“呼蘭大俠”，身高體壯，在三電廠的高墻上跑過去的；有人說“呼蘭大俠”是小個子，在小酒館兒和他面對面說過話：說警察別想抓到他，他殺夠一百個就會自殺。他們被省公安廳找去后，都承認是因為興奮而胡說八道。警察對全縣人口進行排查，老師要小學生見到可疑生人就向學校舉報，那些注意力渙散的孩子等到下課鈴一響，就開始拍著手唱道：“呼蘭大俠，走遍天涯，為民除害，專殺警察。”

自1987年發案后的幾年里，最邪乎的說法是，在這座三十萬人的小城里，被槍殺的人多達三十多個，死者包括公檢法和糧食、交通系統的干部，都是在夜間被從十幾米外的暗處一槍斃命，傷口大多在腦部。殺人者沒有留下過多蹤跡，又與死者沒有私仇，加之對地形十分熟悉，開完槍后立刻隱遁，是最疑難和危險的兇殺，確實很難調查。

多數人公認的版本是：被殺的警察是十一個，平均半年左右做一次案。被殺者多數四五十歲，都在文革后開始發跡，所以傳說呼蘭大俠的真實身份就是個警察。其時，公安部的精英和“專業隊”已經進駐呼蘭，從當地接過了案子的管轄權，調查取證豈止是挖地三尺，內部人能夠藏身的可能應該是沒有的。也抓過幾個嫌疑人，但新的案子很快又出來了，最后一起案子發案后，那個專案組的頭頭終于怒不可遏，擎著兩支手槍站在鎮政府大門口，沖著四處喊叫，要“呼蘭大俠”出來和他單挑。

幾年前，有家外地電視臺曾經想要采訪此案，但沒有成功，當年的公安由于顧慮和紀律，不愿意提及，而且物是人非，很多經辦人或者退休或者入獄。呼蘭經過發泄和震顫，早已回復了昔日模樣，喪失了對草莽英雄的緬懷，人們爭相用對時下的憤恨演繹這段舊案，任意漫漶真實。

那位女記者曾見過一張據說是“呼蘭大俠”的模糊照片，但她并不太相信它。她不止一次地設想過這樣的場景：某個下崗工人模樣的老頭兒，每天傍晚時候出來遛彎，在公園歪著脖子看人下棋，走在這塊二十年前叱咤過的地方，濃密粘稠的血色淡了，世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誰——她覺得這真是有一點兒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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