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全軍授銜。各大戰區政治部主任幾乎悉數上榜，唯獨張際春，缺席其中。

如今提到二野，很少有人提及張際春。

他是許多開國將領的“老師”。

政工、統戰、教育、宣傳，他樣樣在行。

1955年9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大規模授銜。

東北野戰軍的譚政、華北軍區的羅瑞卿，西北的甘泗洪、華東的唐亮，都被授予了將銜。

唯獨，中原野戰軍的政治部主任張際春，榜上無名。

這是為什么呢？

1922年，他在湖南第三師范求學時，親耳聆聽毛主席講課，心有所感，從此走上革命道路。

1926年入黨，1928年參加湘南起義，隨后隨朱德、陳毅部上井岡山，主導整編地方武裝，是我軍最早的政治工作領導干部之一。

長征他走全程，抗戰他奔前線。

1937年起，張際春在抗日軍政大學工作六年，幾乎貫穿了抗大全部主干歷史。

從教育科長到政治委員，他是培養干部的中堅，見證并參與了七期總校的全部教學，留下厚重一筆。

要知道，抗大不是普通學校，它是黨的“軍官爐”。

許多后來的大將、上將，都是他親自教過的人。

后來許多的開國將軍見到他，都會自覺稱“學生”。

解放戰爭期間，張際春先后擔任晉冀魯豫軍區、野戰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二野“劉鄧大軍”的核心一環。

1947年底，為了應對國民黨對大別山的圍剿，劉、鄧決定分兵作戰。

外線由劉伯承與張際春率部北渡淮河，內線由小平同志、李先念留守大別山。

他們負責開辟淮西戰場、建立根據地，壓力巨大。

那段時間，年過半百的劉伯承幾乎徹夜難眠。

左眼愈發紅腫，休息極少。

張際春和參謀們見狀，主動分擔一切能分擔的事務。

凡非中央指定、必須由伯承親自批示的公文，他一概攔下。

張際春一句話：“司令員坐言，我負責起行。”于是，一個負責“謀定”，一個負責“行之”。

這對組合堅持作戰至1948年春天，撐起整個外線戰局。

1948年2月，小平同志率部北渡淮河，與張際春部會師臨泉縣。

甫一見面，劉伯承第一句話就是：“際春功勞很大！”

那么張際春后來為什么沒有被授予軍銜？

1949年全國解放后，張際春出任西南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同時擔任重慶市軍管會主任、西南局副書記。

在這里，他迎來了馬人生涯中最繁忙、也最深刻的一段時期。

西南新解放，百廢待興。

他參與了幾乎所有關鍵決策：進軍西藏，接管城市，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清匪肅特，改編90萬起義部隊，剿滅110萬土匪武裝，乃至“三反五反”運動……沒有一項輕松，沒有一戰僥幸。

他是劉、鄧等人的左膀右臂，是穩定西南政局不可或缺的一枚關鍵齒輪。

然而，就在工作如火如荼之際，1954年，中央突然調令下達。

張際春將赴任中宣部副部長，徹底轉崗地方。

此事非同小可。對他而言，這是一次徹底的身份轉變。

毛主席親自找他談話，張際春坦言：“對地方宣傳工作，我并不熟悉。”

毛主席答得干脆：“正是要把部隊政治工作的好經驗，帶到地方去嘛！”

話已至此，他沒有遲疑。沒有“軍銜怎么辦”的顧慮，沒有向軍委開口提及“評銜”一事。

而是立刻著手交接：事務一項項理清，干部一個個囑托。

他還特意留下關于大西南建設的總體設想，算是對這片土地的一次深情告別。

當時，軍委總政治部已開始籌備評銜。

其實他的職務、資歷，完全可以授予上將甚至更高軍銜。

但他走得毫無留戀，不帶一絲猶豫。

1955年，軍銜名單正式公布。他的名字沒有出現。

這一沉默，日后被人傳為佳話。

有人說，那是一種“無聲的莊重”。

的確。真正的老革命家，從來不計較過往的功勞。

他們的事業，不在于胸前掛多少星，而在于國家需要他們做什么。

轉任中宣部后，張際春迅速投入新戰場。

他還兼任國務院文教辦公室主任，為新中國的宣傳和教育體制建設奔走操勞，成績斐然。

1968年，張際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