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喜歡羅曼·波蘭斯基導演的電影《鋼琴師》。這部電影根據波蘭著名鋼琴家瓦拉迪斯勞·斯皮爾曼的回憶錄改編,講述了納粹德國占領波蘭期間,對猶太人展開滅絕性屠殺,斯皮爾曼父母和兄弟妹妹都遭到殺害,他孤身一人,像一只老鼠一樣在廢墟里東躲西藏,最終活了下來。
斯皮爾曼最艱難的時候,當他離開藏身的閣樓尋找食物時,撞上一個德國國防軍的軍官。
斯皮爾曼以為他這次死定了,沒想到那位德國軍官讓他彈奏了一首樂曲后,把他保護下來,按時給他送食物,鼓勵他堅持到戰爭結束。
德國軍官給斯皮爾曼送來食物(劇照)
斯皮爾曼回憶說,但他感到絕望的時候,德國軍官安慰他說:“既然您和我都已經經歷了五年地獄般的生活,還依然站在這里,那么顯然是神的旨意讓我們活下來。您要堅信這一點。”
戰后,斯皮爾曼重返波蘭電臺,擔任首席演奏師,而這位德國軍官維爾姆.霍森菲爾德被蘇軍俘虜,關在戰俘營里。當斯皮爾曼得知救命恩人的遭遇后,為其奔波求救。1952年,霍森菲爾德死于蘇聯設在西伯利亞的戰俘營。
在以斯皮爾曼為主角的電影中,這個德國軍官霍森菲爾德僅占據了很少鏡頭,但他的正直勇敢形象卻深深印在我的腦海里。一直想知道他更多的故事,但除了這部電影和斯皮爾曼的回憶錄以外,沒有找到其他任何資料。
前不久,在網上買到德國作家赫爾曼.芬克撰寫的《維爾姆.霍森菲爾德傳》,才知道這名納粹軍官保護斯皮爾曼并不是偶然之舉。在駐守柏林期間,他向不少猶太人和波蘭人伸出援助之手。
在那個極其黑暗的時代,霍森菲爾德一直保持著寫日記的習慣,并給自己在德國鄉下的妻子兒女寫了800多封信。
他在給妻子的一封信中寫道:“我盡力拯救每一個可以救下的人。”
霍森菲爾德與家人
1895年5月2日,霍森菲爾德出生于一個擁有虔誠信仰的家庭。他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二戰開始后,他參加了納粹黨和國防軍,隨軍隊開赴波蘭。
在波蘭期間,他先是負責建設并管理一所波蘭戰俘營,之后又被任命管理國防軍體育學校和職業培訓學校。
駐守波蘭六年的時間里,霍森菲爾德目睹了納粹對波蘭人和猶太人的迫害和殺戮,這種對無辜者的屠殺行徑與他內心深植的信仰產生了激烈的沖突。他從希特勒的擁護者轉變為嚴厲的批評者,同時屢屢突破禁令,對受迫害者提供救援和保護。
剛到波蘭管理戰俘營的時候,霍森菲爾德對納粹的殘暴還沒有足夠的認識,但其虔敬的信仰,讓他對波蘭人有一種最樸素的同情和關切。
有一次,兩名波蘭婦女請求他讓她們進入戰俘營,看能不能在里面找到丈夫,霍森菲爾德不顧規定,讓她們從側門溜進去。雖然她們沒有找到自己的丈夫,還是由衷地感激他的幫助。
另有一名波蘭婦女找到霍森菲爾德,講了家里的種種難處,懇求將她的丈夫從戰俘營中釋放出來。霍森菲爾德告訴她三天后再來,把自己的丈夫領回家。
不僅如此,霍森菲爾德還向自己的上級求情,說服上級釋放更多的波蘭戰俘。有一位女士為了向霍森菲爾德表示感謝,拿出香水瓶,把滿瓶香水噴在他的身上。
盡管德國國防部對每個軍人都下達了“親善禁令”,禁止用友善態度接觸敵方,但這并沒有妨礙霍森菲爾德親近波蘭人。他去波蘭教堂做禮拜,與波蘭人一起跪在圣餐臺前,“我們用不同的語言默念‘主,我愿意為你而活’”。
當霍森菲爾德目睹納粹在波蘭的種族滅絕行動之后,對這場戰爭開始深刻反思---
自從看到黨衛軍的暴行后,我確信我們一定不會贏得這場戰爭,因為我們缺乏道義力量。如果野蠻最終取得勝利,那么以后一旦我們國家內部出現任何反對的聲音,也會被相同的暴力鎮壓的......其實我們都是同謀的共犯,我們都被欺騙參與了犯罪。一種深深的負罪感烙印在我的靈魂中。
1943年,霍森菲爾德對自己提了一個要求,無論自己是否參與了行為上的罪惡,都要在心中承認德軍身份帶來的同謀之罪。這與漢娜.阿倫特所批評的那種平庸之惡----戰后許多德國人以執行上司的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責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他在當年7月6日的日記中寫道---
我們從來都是這樣,常常指責別人,而不是從自己身上找原因......當納粹上臺時,我們沒有做過任何事情來阻止它,也沒有采取過任何措施把事情向著積極的方向引導。我們背叛了自己的理想、我們的民主制度‘我們的宗教自由。工人被輿論帶著跑,教會也袖手旁觀,資產階級太懦弱了,知識階層也是如此。是我們默許了工會被粉碎,信仰被壓制,新聞和廣播失去言論自由。最后,是我們自己把自己趕入了戰爭。
這種深刻反思并沒有僅僅停留在霍森菲爾德的大腦里,而是轉變為實際行動---幫助那些受壓迫的人。
逐漸地,霍森菲爾德被華沙波蘭人視為一個隱秘的救護所。如果誰的親屬或者好友落入秘密警察的魔掌并向他求助,他在了解詳細情況后就會伸手相助。
一位波蘭婦女向他尋求幫助,她的丈夫被秘密警察逮捕了。為了幫助這名女士,霍森菲爾德動用自己的關系,四處奔波;他還曾受托攔住一輛開往刑場的汽車,說現在緊急需要一名勞工,從車上救下一個波蘭人;還有一次,他把一位退役的波蘭軍官從秘密警察關押中解救出來。
一個名叫諾維茨基的波蘭人請求霍森菲爾德救出他囚禁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弟弟,他的弟弟只因與一名疑似走私者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就被納粹警察抓走了。霍森菲爾德兩次拜訪黨衛軍二級突擊隊大隊長恩斯特后,那個年輕人從集中營釋放出來。
當霍森菲爾德管理國防軍體育學校的時候,利用手中的權力雇傭了數十名波蘭人,在這里為他們提供了避難所,其中不僅有兩名猶太人,還有一名遭秘密警察追捕的波蘭地下軍的牧師。他給這位牧師起了個假名字,辦了假證件,雇傭他為波蘭語教師。
霍森菲爾德救出的波蘭地下軍牧師
正如赫爾曼.芬克在霍森菲爾德傳記中所說的那樣,在迫害和暴力的汪洋中,他以一己之力創造了一個人道主義島嶼。
1944年8月,波蘭地下軍領導的華沙起義爆發了,而德國占領軍動用飛機、坦克、大炮等重武器,對起義軍進行了殘酷鎮壓,整個華沙幾乎淪為一片廢墟。
華沙起義期間,霍森菲爾德被緊急抽調,審訊被俘獲的波蘭起義軍成員。
在審訊過程中,霍森菲爾德承受著良心的煎熬。對這些爭取民族自由的年輕人,他的心里充滿敬意,而自己卻要板著面孔審問他們。他在給家人的信中說:“起義當然有理由,這一點毋庸置疑......任何一個民族都應該為自由而戰。”
暗暗地,霍森菲爾德變成了波蘭地下軍的辯護人。黨衛軍全國總指揮希姆萊下達命令,把地下軍成員直接定性為“土匪和叛徒”,毫不留情地予以消滅。但霍森菲爾德卻數次找華沙指揮官游說,闡明把起義軍成員當成普通戰俘對待的理由。只要列為普通戰俘,這些年輕人就能活下來。
在霍森菲爾德的堅持下,華沙指揮官斯塔赫爾將軍同意把波蘭地下軍成員歸類為普通戰俘,他們被安置在戰俘營里,受傷的起義軍成員也得到醫療和護理。
1944年11月中旬,霍森菲爾德在一棟建筑里遇到躲藏在這里的猶太鋼琴家斯皮爾曼,暗暗地把他保護起來。對霍森菲爾德來說,這應該是一次最大膽、最危險的行動。因為斯皮爾曼藏身之處正在華沙要塞司令部旁邊。從藏身之處,斯皮爾曼能看到司令部的士兵從樓里進進出出。霍森菲爾德保護猶太人的行為如果被發現,必然會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在這兩個月的時間,霍森菲爾德的幫助對斯皮爾曼活下來起到至為重要的作用,他不僅給斯皮爾曼活下來所需要的食物,更給了他活下來的信心和希望。
1945年1月16日晚,當蘇聯紅軍對華沙形成合圍之際,駐華沙德軍不顧希特勒的禁令,撤離陣地,向西突圍。第二天,霍森菲爾德所在的連隊在距離華沙以西30公里處被包圍,霍森菲爾德和大部分士兵選擇投降,被關進了蘇軍戰俘營。
霍森菲爾德在蘇軍戰俘營被關押了7年,1950年,蘇聯軍事法庭判處霍森菲爾德死刑,后改為25年監禁。
得知霍森菲爾德被蘇軍關押的消息,曾經被他救助的波蘭人紛紛采取行動,聯名寫信呼吁釋放他。被霍森菲爾德營救的波蘭地下軍牧師安東尼.切喬拉向蘇聯出具證明說----
在我親人的請求下,霍森菲爾德上尉無私地幫助了我,他在華沙找到了我,憑借自己國防軍體育學校負責人的身份雇用我為辦公室文員。為了幫我擺脫秘密警察的抓捕,他冒著風險為我辦理了身份證和工作證,兩次救我于性命危難之際。霍森菲爾德上尉對波蘭百姓和藹有禮,每個人的命運他都放在心上。他的義舉獲得波蘭人民的真誠信任。
然而,在鐵石心腸的蘇聯人面前,這份誠懇的證明卻如同石沉大海,沒有激起任何波瀾。
波蘭鋼琴家斯皮爾曼獲知霍森菲爾德的消息后,非常震驚。憑借音樂家的身份和聲譽,他聯系上了波蘭安全局局長雅庫布.貝爾曼。他告訴貝爾曼:“霍森菲爾德不僅救了我,還救了許多猶太兒童。許多人能夠在戰爭中活下來,其實都要歸功于這個德國人。”
貝爾曼答應會盡力而為,但幾天后卻打來電話說:“如果這個德國人還在波蘭,我們可以想辦法釋放他,但現在蘇聯方面不愿意釋放他。如果他的身份是東德人,那其實也容易辦,只可惜他的家鄉在西德境內。”
1952年8月13日晚,在關押期間飽受中風折磨的霍森菲爾德因病情突然惡化而去世,享年57歲。霍森菲爾德的獄友說,對上帝的虔誠、回家的希望和對家人的愛,是他在囚禁中的重要支柱。
在寫給妻子的信中,霍森菲爾德囑咐她一定要教育孩子敬畏神,“如果沒有信仰,一切都只是建立在沙子上,被風一吹就散”。
在戰俘營里,霍森菲爾德盼望著回家的那一天,他總是看著天上的白云凝神。他沒能回到地上的家鄉,直接去了天上那最美的家鄉。
鋼琴家瓦迪斯瓦夫.斯皮爾曼于2000年7月6日去世,活到88歲。在他的兒子安杰伊.斯皮爾曼的努力下,2008年,霍森菲爾德被以色人猶太大屠殺紀念館列入“國際義人”之列。
霍森菲爾德雖然被判重刑,孤獨死于蘇聯集中營,但隨著歲月的流逝,他的名字卻如黑暗時代的星,越來越散發出明亮的光輝。
正如作曲家迪特里希.洛夫在獻給霍森菲爾德的樂譜上所寫的那樣---有些人死后仍然熠熠生輝,在我們的心中閃耀。我們需要他們來提醒我們,愛和勇氣是真實存在的最美好的品格。決定他們的生死和壽命是上帝的事,但讓他們不要消失在我們的記憶里,則是每個人應盡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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