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與中華傳統文化

徐亞豪

李大釗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也是近代中國由民主主義者轉向馬克思主義者的第一人。中華傳統文化在其人生成長和思想轉變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李大釗堅持以科學理性的態度看待傳統文化，并結合時代環境和實際條件努力推動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為20世紀中國的思想文化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在傳統文化的浸潤中成長

李大釗出生于清光緒年間的河北樂亭縣大黑坨村，傳統文化熏陶下的優良家風塑造了其高尚的精神品格。李大釗父母早亡，“在襁褓中即失怙恃”，由其年邁的祖父李如珍撫育成人，祖父嚴格的家教使李大釗自幼便樹立起律己奮進、仁義忠信的道德追求。李大釗7歲入私塾，接受了系統的儒學教育，先后在單子鰲、趙輝斗和黃寶林三位塾師門下學習，他博聞強記、手不釋卷，潛心攻讀四書經史，銳意科舉之業，成為一名品學兼優的傳統學子。儒家學說標榜的大同政治理想和道德心性之學，賦予了少年李大釗悲憫仁厚、關注民生的愛國情懷及社會責任感。

1905年，16歲的李大釗“府試中”，因清廷取消科舉制度，轉而進入永平府中學堂接觸新學。這一時期的中國，正面臨著列強環伺、內憂外患的處境，李大釗深感“國勢之危迫”，慨然興起研讀政理以挽救民族的遠大志向。因此，在永平府中學堂畢業時，李大釗決然放棄了北洋軍醫學校和長蘆銀行專修所的入學機會，進入北洋法政專門學堂（校），開啟了他為期六年的法政生涯。李大釗關于人生道路的抉擇，深深受到傳統文化教育中愛國精神和憂患意識的影響。

北洋法政專門學堂（校）時期的李大釗，已經成長為一名學問廣博、筆鋒銳利的學者。他擔任北洋法政學會的編輯部長，負責《言治》刊物的編輯出版工作，并借此陸續發表了《隱憂篇》《大哀篇》《暗殺與群德》《原殺》《文豪》等一系列憂國憂民的政論文章。李大釗運用成熟老練的文言體，引述古代先賢的德行功業來抨擊現實、抒發政見，體現出非凡的傳統文化素養和強烈的愛國救亡意識。同在《言治》編輯部工作的好友郁疑，曾評價李大釗的詩文“造意樹義，一以民生為念，闡發先哲貽德為急”。在這些文章中，李大釗基于儒家性善論的立場，認為“民德”與“良知”的興衰決定著國家民族的治亂，改造社會的方法便是通過“新民”的方式培育人心，他感慨道：“俾人人良心上皆愛平和，則平和自現，人人良心上皆惡暴力，則暴力自隱……是在吾人心自造之耳。”

1913年，李大釗于北洋法政學堂畢業，遠渡東洋繼續尋求救國真理，進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學習。在此期間，他連續發表《國情》《警告全國父老書》《國民之薪膽》《厭世心與自覺心》等雄文，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和袁世凱政府的賣國行徑，并號召國人發揚臥薪嘗膽的精神以奮發自救：“基于良知一念之微明，則曹沫雪辱，勾踐復仇，會有其時。……光明緝熙之運，惟待吾民之意志造之。”此外，李大釗還呼吁領袖人物能夠作為“群樞”引領朝野風俗，澄清人心之弊，從而達到改良社會的目標。

李大釗在此時已經形成了其早期思想的基本框架。他以改造社會、救國救民為理想，結合傳統儒家的良知學說和培育新民的方法，融入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實現了向民主主義思想的轉變。

二、批判性繼承傳統文化

中華傳統文化博大宏豐、內涵精深，它既包含超越時代的美德倫理，但也有附著于封建制度之上的綱常名教及思想禁錮。因此，如何理性對待傳統文化，掃除其中的糟粕內容，使之適應于時代的發展，便成為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發展變革的主基調。面對袁世凱復辟稱帝的逆流，李大釗痛心于民主憲政的失敗，在未完成學業的情況下便從日本歸國，積極投身“再造中華”的社會革命運動。在《民彝與政治》一文中，李大釗指出袁世凱敢于復辟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國民長期抱有一種“崇賴神武人物之心理”，而袁世凱又利用這種心理蒙蔽民眾，把儒家綱常及孔子學說作為稱帝的護身符。既然孔子創立的政治儀軌被尊奉為天經地義，民眾只有“日惟鞠躬盡禮、局促趨承于敗宇荒墟、殘骸枯骨之前……不復知尚有國民之使命也”，李大釗對此感嘆“吾華之有孔子，吾華之幸，亦吾華之不幸也”。

1916年，袁世凱復辟失敗，黎元洪就任民國大總統，重新啟動憲法制定議程，試圖恢復“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的規定。對此，李大釗發表多篇文章，闡明孔子“不當存于憲法”的道理。李大釗指出，一方面，孔子作為“數千年之殘骸枯骨”，已經不能適應于時代精神，其勢力“遲早必歸于消滅”，且孔子學說中的言辭大多含混不清，與立憲政治追求的確證原則不相符合；另一方面，孔子是被野心家利用的帝王專制的偶像，把孔子之道納入憲法，完全背離了現代國民追求自由平等的社會理想。

李大釗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對傳統禮教進行了深刻批判，但他并未像陳獨秀那樣全盤否定傳統文化，而是始終保持一種理性的態度。在《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一文中，他坦言“余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倘若孔子生于今日社會，“或更創一新學說以適應今之社會，亦未可知”。由此可見，李大釗所集中批判的，乃是民眾長久以來甘愿匍匐在圣哲腳下而不自覺的社會心理，他呼吁國人應當繼承孔孟的真血脈，“但學其有我，遵其自重之精神，以行己立身、問學從政而已足”。通過這種批判繼承的理性方式，李大釗進一步厘清了傳統文化的復雜面向，促使他在思想發展的過程中能夠繼續吸納傳統文化的積極因素。

三、轉向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文化根基

李大釗由民主主義者到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有其思想演進過程中的邏輯性與必然性。從傳統文化中創造性轉化而來的“民彝史觀”，是實現這一轉變的重要橋梁。“民彝”一詞出自于《詩經》和《尚書》，它作為儒家性善論的基礎，指的是人類固有的光明本性。李大釗把這一古老的概念賦予了民主政治的現代意義，“民彝”成為人民的自由意志和政治權利的象征，它像古代祭祀的神器一般神圣不可侵犯，是民眾照察事物之理、辨別是非曲直的根據。政治之優劣的判斷標準就在于“民彝”是否能夠不加束縛地彰顯出來。李大釗繼而認為，民彝可以創造歷史，歷史不可以抹殺“民彝”，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并不在于王侯將相和英雄人物，而是歸結于廣大民眾的意志匯聚所形成的巨大力量，他說：“是故離于眾庶則無英雄，離于眾意總積則英雄無勢力焉。”李大釗期望國民都能夠自覺發揚“民彝”，按照“民彝”的指引開展社會活動，從而共同塑造出理想中的立憲政治。

在《民彝與政治》之后，李大釗又發表了《青春》一文，在這篇文35章中闡述了他再造青春中華的理想。李大釗將國家民族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的精神自覺上，他呼喚道：“青年銳進之子……以宇宙之生涯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為自我之青春。宇宙無盡，即青春無盡，即自我無盡。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很顯然，這里所說“青春”即是“民彝”在民眾身上的覺醒與發揚，是由“民彝”思想延伸而來的重塑“人心”的主張。而青春中華的文明方向到底是什么樣子呢？李大釗認為東方文明偏于靜止，西方文明偏于物質，兩者互有長短優劣，應當在調和中西文明的基礎上創造新的“第三文明”。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李大釗認識到十月革命的性質是一種“新文明”，并預感到這場革命也將在中國引發歷史的大變動，它可以幫助古老衰微的中國實現青春中華的創造。李大釗從“民彝史觀”注重人民本位的立場出發，成為與十月革命發生強烈精神共鳴的第一人。1918年，他先后撰寫《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三篇文章，熱烈歡呼十月革命的勝利。此時的李大釗還并未真正轉向馬克思主義，他在分析十月革命的成因時仍然從“民本”“民彝”和“人心”的角度來理解，將歷史發展的動力歸結為人心的覺醒，并多次強調：“歷史者，普遍心理表現之紀錄也。……俄羅斯之革命，非獨俄羅斯人心變動之顯兆，實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之顯兆。”盡管如此，作為強調人民歷史正位的“民彝史觀”與“唯物史觀”卻有著理論上的相通之處，這直接構成了李大釗轉向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橋梁。

四、運用唯物史觀剖析并改造傳統文化

發表于1919年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標志著李大釗成長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此之后，他相繼寫就《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中國古代經濟思想之特點》等系列文章，從唯物史觀的角度深刻剖析了孔子學說的性質和來源。他指出“凡一時代，經濟上若發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發生變動”。中國自古以農業立國，由家族團體結合而成的大家族制度是中國在農業經濟上的必然要求，而大家族制度則是儒家倫理綱常產生的組織基礎。孔子學說之所以能夠支配中國人兩千余年，是因為它適應了中國兩千余年未曾改變的農業經濟組織。“現在經濟上生了變動，他的學說，就根本動搖，因為他不能適應中國現代的生活、現代的社會”，因此孔子的學說“并不是永久不變的真理”。不得不說，李大釗對于孔子的評析是科學的，徹底揭示出儒家學說產生和存在的經濟根源。

1924年，李大釗的《史學要論》一書出版，系統闡述了他在轉向唯物史觀以后所形成的史學思想。他以孔子的形象為例進行分析，認為孔子至少可以分為“實在的孔子”和“歷史的孔子”兩種，“實在的孔子死了，不能復生了，他的生涯、境遇、行為，絲毫不能變動了，可是那歷史的孔子，自從實在的孔子死去的那一天，便已活現于吾人的想像中，潛藏于吾人記憶中，今尚生存于人類歷史中，將經萬劫而不滅。漢唐時代人們想像中的孔子，與宋明時代人們想像中的孔子，已竟不同了；宋明時代人們想像中的孔子，與現代人們想像中的孔子，又不同了。”這說明，歷史是對過去發生的事實的解釋，我們對孔子的認識也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產生改變。李大釗認為應當運用唯物史觀的分析方法，得出關于孔子的科學認識。

李大釗在轉向馬克思主義后，從唯物史觀的視角對“民彝史觀”和“青春思想”進行了修正，指出歷史發展的動因在于“物的勢力”而非“心的勢力”。那么，作為李大釗早期思想主要內容的“民彝”和“人心”觀念，是否喪失了其理論意義呢？事實上，李大釗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并非是照搬照抄的，而是始終堅持從時代條件和中國的實際出發，他說：“我們現在固然不可以拿一個時代、一種環境造成的學說……就那樣整個拿來，應用于我們生存的社會。”因此，社會主義者“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著他的實境。”在此基礎上，李大釗主張“以人道主義改造人類精神，同時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組織”，提出“物心兩面”的社會改造理論。他在《“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文章中對這一理論進行了深入闡釋，指出“精神改造的運動，就是本著人道主義的精神，宣傳互助、博愛的道理，改造現代墮落的人心”。從思想演進的邏輯來看，“物心兩面”改造理論的提出，離不開“民彝”和“人心”等傳統文化觀念對李大釗思想的影響，而“心的改造”理論也助推了儒家思想的現代轉化，為新時代的中國文化建設提供了重要啟示。

作者為北京大學哲學博士，馬克思主義學院博雅博士后。

來源：唐山勞動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