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豐富多彩、兼容并包。中國文化講究融合，只有不斷融合才能不斷發展。在國內，各種民族民間文化互相學習、互相尊重。同時，注重吸收外來的各種文化。中國文化有強大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像中國的炒菜那樣，把各種材料、佐料放在一起炒出一道菜。

中國文化中有一種非常樸素的辯證思維方式，它不是僵化的、絕對化的。中國人從太極圖里看到了事物之間的復雜關系，事物不是簡單對立的。世界是一個圓的整體，黑的部分里面有白，白的部分有黑。這說明什么？我離不開你，你離不開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這是符合客觀規律的。

我常說，中國文化有四個特點：第一個是源遠流長，幾千年的文明現在還延續不斷。世界上別的古老文明都中斷了，但中國文化沒有中斷過。第二個是多元包容，這也是世界上少有的。第三個是博大精深。有人說中國古人沒有科學思維，沒有科學理論。什么叫科學？一定要通過理性的數量的分析才算科學嗎？比如說董仲舒，這位2000多年前的歷史人物提到一個概念——“凡物必有合”，即有上必有下、有前必有后、有左必有右、有內必有外，任何事物都是幾個方面合在一起才能成為一個完整的事物。用簡單的語言說明事物的真相，難道不是科學嗎？第四個是豐富多彩，因為中國文化是一種包容的文化。那么多的民族，那么多的創造，那么多的地方文化，怎能不豐富多彩？

下面，想重點談談中國文化的多元包容。

在中國歷史上，西周以前學在官府，東周以后學術逐步走向民間，春秋后期進一步出現頗具社會影響的儒家、墨家等不同學派，至戰國中期則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學派紛呈，學說豐富多彩，為中國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寬廣的基礎。

司馬遷在《史記》中引述其父司馬談對學術流派的見解，把先秦以來的學派歸納為“六家”，即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司馬談引用《周易》“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的說法，認為“六家”學說都是為了安邦治國，各有所見，也各有所偏。

由于當時社會上崇尚黃老之學，故司馬談也標榜以道家學說統攝各家。他認為，道家“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所以能“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

班固在《漢書》中則把先秦以來的學派歸納為“十家”，即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接著他又說，“十家”中“可觀者九家而已”（除去小說家），且各家都“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由于當時社會以儒學為上，所以班固推崇儒家，認為儒學“于道最為高”。

不同的觀點，反映了不同時代的學術風尚和個人不同的學術師承背景。但從學術發展的內在規律分析，正反映了儒道二家的思想在諸子百家中是最為豐富的。不僅如此，儒道二家還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和自我發展、不斷更新的內在機制，所以逐漸成為諸子百家的代表。

事實上，自戰國中期以來，中國學術界就呈現出一種紛繁復雜的情況：一方面，各學派內部大分化；另一方面，各學派之間相互滲透、彼此融合。中國文化就是在諸子百家的學派分合之中不斷發展和豐富起來的。兩漢時期就是儒道二家廣泛吸收諸子百家，充分發展自己、豐富自己，并成為中國文化代表學派的時期。

舉個例子，漢初儒家受荀子學說影響很大，“六經”之學中的易、詩、禮、樂等學都有荀學的傳承，荀子禮法兼用的思想亦普遍為漢儒所接受。西漢大儒董仲舒建議武帝“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為以后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所本。然而，從董仲舒本身的思想來說，它早已不是原始儒學了。董仲舒不僅大力倡導禮法、德刑并用的理論，還大量吸收墨家的“兼愛”“尚同”理論。

經由董仲舒發展而建立起來的漢代儒學，如同漢初的道家黃老之學一樣，也是廣采陰陽、墨、名、法、道各家之長的。也正是因為這種容納、吸收和融會的精神，使儒家學說不僅成為當時社會的指導思想，還進一步成為整個中國文化精神的集中代表之一。

力圖把儒道二家思想融通為一，且獲得相當大進展的，是魏晉時代的玄學。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具有強烈現實性和實踐性的文化。中國傳統哲學所討論的理論問題，主要是那些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的實踐原則。即便像被人們稱為“清談”“玄遠”的玄學，也不例外。人們所熟知的有無、本末、一多、動靜等抽象理論問題，其實無一不與解決名教與自然的關系這一現實的社會、人生問題有關。

所謂名教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即社會規范與人的本性的關系問題。任何一個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經濟、政治、人際等關系之中的，要受到職業、地位、法律、道德等制約。所以，人都是社會的人。但同時，每一個人又有各自的性格，有各自的精神世界和意志追求，故又都是個體的人。這種兩重性，構成了現實生活中社會和個人之間復雜的矛盾關系。

個人與社會的矛盾關系，是古今中外思想家、哲學家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在中國傳統哲學中，這一問題尤受關注，甚至可以說是一個中心議題。儒家認為，社會的人重于個體的人。所謂名教，即用倫理規范和法律制度規定每一個人在社會上的名分地位，以及與之相應的應盡的社會責任和義務，然后以此去要求和檢驗社會每一個成員的行為，進而達到協調人際關系、安定社會秩序的目的。

儒家的名教理論產生于封建時代，主要是為維護封建統治秩序服務的。所以，在近代反封建的革命中受到激烈抨擊是不奇怪的。僅就調動每個人的道德自覺性這一點而言，儒家比任何其他學派都重視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和意志力。

道家尤其是莊子學派認為個體的人高于社會的人，主張順自然而因物性。也就是說，應當由著個人的自然本性自由發展，而不應以社會禮法等種種規范去干預和束縛個人的行為。這里可以關注的一點，是其包含了一種原始素樸的反對“異化”思想。老子希望人們克服和阻止“異化”，以期達到返璞歸真、復其自然。

莊子教給人們“齊物論”——相對主義的方法，從認識上去擺脫一切由于分別善惡、是非、利害等而帶來的種種糾葛和苦惱，然后借以獲得主觀精神上的自我滿足。道家的自然理論在重視個人性格和意志方面有其合理性和積極意義，但過分夸大個人意志與社會規范之間的矛盾對立，想把個人從社會中脫離出來，則顯然又走向了另一個片面。

玄學在理論上的任務，就是把名教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和諧地統一起來。儒家名教理論沿襲至漢末流弊叢生，不僅成為統治者壓迫、鉗制人民的手段，使人們的個性、意志受到摧殘，還成為某些人沽名釣譽、欺世盜名的工具，使社會風氣遭到極大腐蝕。

玄學承漢末名教之弊而起，先肯定人的自然本性的根本性、合理性，贊揚和提倡道家的自然理論，又努力調和自然本性與名教規范之間的矛盾，使之協調統一起來。

玄學的開創人之一王弼認為，喜怒哀樂是人人都有的自然本性。從根本上說，人的道德行為是人的真實感情的自然流露，如“自然親愛為孝”。社會的名教規范都應當體現人的自然本性，以人的自然本性為根本，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他批評那種離開人的自然本性而一味追逐表面道德名聲的社會腐敗風氣。

以融合儒、道兩家思想為基本特征的玄學理論，對于中國傳統哲學乃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某些基本性格與精神形成有著重要的作用。這是治中國哲學或中國文化者不可不知的。

一方面，由玄學發展起來的“自然合理”論，確立了中國傳統哲學的基本理論形態之一，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注重自然法則、人文理性的基本性格。

另一方面，玄學認知方法上的“忘象（言）得意”論，構成了中國傳統哲學中最主要的思維方式之一，成為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主要特點和根本精神。

儒、道之外，再透過佛教本土化看看外來文化與中國文化融合的經驗。

過去，一些人討論這個問題時常常會說，佛教中國化是被儒化或者被道化。這個說法并不是很確切。佛教傳入中國后，確實跟儒、道發生了許許多多的交涉，但里面也有很多共同的東西。佛教跟中國本土的文化，特別是與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有很多內在性的相通之處，這是佛教傳入后適應中國本土文化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

“化”的問題，一定要注意。儒釋道之間，“你影響我，我影響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是沒問題的。同時，又是“你是你，我是我”。這是中國文化非常重要的特點——中國文化從來就是包容、多元、相互尊重的，到現在為止也是如此。“化”并不是徹底地“化”掉，而是適應環境。不管是保留理論特色還是實踐特色，都是允許的。

在實踐上，佛教要出家，這跟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不同。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沖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中國人才理解佛教徒出家的含義。特別是東晉慧遠提出，佛教徒出家是為了實現更大的孝和忠，是為了救世濟民，中國人才開始慢慢接受。

在理論上，佛教常常把一個人看作一個個體生命，也落腳在個體生命。這和中國傳統文化把生命看作一個“連續性的群體生命”的生命觀不同，所以一開始爭論很多。在這個方面，佛教為了適應中國文化作出一個自我調整，我將其稱為“自我適應”。

佛教的緣起理論與中國以道家為主的自然觀、自然論也存在某種沖突。佛教的緣起理論強調因果之間的必然聯系，中國道家的自然觀則強調因果之間的偶然關系，這個問題到唐代得以解決。

在唐代《神會語錄》中，有人問：道家講自然，佛家講因緣，二者之間為什么有沖突？只講因緣，不講自然，這是“愚圣”；只講自然，不講因緣，這是“愚道”。把哲學的大問題——必然與偶然——統一起來，一切必然都是通過偶然呈現的，一切偶然的后面都可以尋求它的必然，就把道家自然論與佛教緣起論結合得很好。因此，不一定要彼此否定，把它結合得更好才是“化”之所向。

佛教在本土化過程中，呈現出文化交流的兩個根本規律：一個是外來文化的自適性，一個是本土文化的包容性。要把二者處理好，歷程是相當復雜的。以佛經翻譯為例，最初是“格義”，牽強附會；然后是“得意”，把內在含義翻譯出來；再后來又要“求實”，把原文原原本本地翻譯出來。三者都有好處，也各有缺失。很多東西都是在實踐中逐步完善起來的。

歸根結底，要鼓勵不同文化在中國文化環境下創新、發展，使之超越地區性文化背景下的各種局限。其實，中國的文化環境是很好的。不同流派像兄弟一樣親密地在一起，沒有什么沖突。這就是中國文化，一種能夠構建和諧、讓多方和睦相處的文化。

（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樓宇烈）

原標題：《學林隨筆｜樓宇烈：多元包容讓中國文化博大精深》

欄目主編：王珍 題圖來源：上觀題圖 圖片編輯：蘇唯

來源：作者：樓宇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