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一批出身江浙的金融家、實業家，因其在經濟、政治、社會領域的巨大影響，而被冠以“江浙財團”（或稱“江浙財閥”）之名。“江浙財團”曾經被認為是長于斂財、不顧國家和百姓利益、投機政治的一個群體，其領袖人物包括了張嘉璈、陳光甫、李銘、錢新之、宋漢章等金融、工商界巨子。

近年來整理出版的一批文獻史料，則幫助我們重新認識“江浙財團”。這些文獻，包括了人物史料（如《虞洽卿往來函電集》《上海銀行家書信集》《陳光甫日記言論集》《錢新之往來函電集》）以及機構檔案（如《大陸銀行》《近代天津中國銀行檔案選編》）等，尤其是其中的書信函電，不少內容屬于機密要事，不僅能夠佐證一些重要歷史事件，揭示其中不為人知的一面，而且能見證諸多“江浙財團”代表人物的人格特質與心路歷程。

《虞洽卿往來函電集》，楊碩培、史洪智 編，上海辭書出版社2024年出版

助力工商還是破壞生產？——銀行家的商業觀

國民政府成立前，中國銀行業就已經飽受各界指責，罪名包括了“支持軍閥內戰”“過分投資公債”“不輔助工商業”等。新中國成立初期，有學者在評價民國時期的銀行業時，更是痛斥銀行“給國民經濟帶來了破壞”“是國民黨政府反動政權的支柱”“是屠殺人民劊子手的幫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這類觀點都占據著上風。

而隨著新史料的面世，“江浙財團”開始被人們重新認識，對中國近代銀行業的看法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糾偏。事實上，在北洋時期，國家銀行如中、交兩行，的確曾被政治裹挾，在一段時間內成為了袁世凱的“帝制幫兇”，但這畢竟不是銀行家的本意；而商業銀行則因為社會狀況的限制，在幫扶工商業方面常有力不從心之感。

在《上海銀行家書信集》中，有浙江實業銀行總經理李銘闡述營業方針的一封信，其中就提到他考察1923年社會經濟情況后的感受：“言政治則大局不定，處處危機，言社會則風紀日壞，道德淪亡，言法律則保障不嚴，無從倚靠，而各種工業商業均在風雨飄搖之中，一有失敗，銀行首先受累。”并且，整個社會“投機日盛，商業道德愈趨愈下”，導致銀行不得不調整營業方針，“只有調查其內容及限小數目之一法”。在堅硬的現實面前，通過限制對工商業的放款以確保自身的安全，也是當時銀行業的無奈之舉。

《上海銀行家書信集》，邢建榕、何 品、彭曉亮 編注，上海遠東出版社2021年出版

但是，銀行家們十分清楚，工商業的繁榮發展乃是銀行業務興盛的基礎。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看來，銀行最重要的就是“服務社會”，這也是他創設銀行之旨歸。1928年7月，陳光甫應蔣介石之召赴京，在談到銀行的作用時，即勸告蔣“須為民眾謀利益，不可專為政府籌款之用”，代表了銀行家對北洋時期銀行淪為財政附庸的沉痛反思。陳光甫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之初，張嘉璈、李銘等竭力協助，因為他們都有著“服務社會、發展國民經濟之職志”。1928年10月20日，陳光甫在致楊介眉的信中，強調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即便在混亂艱難的市況下也仍要“實現輔助工商業之責任”；他還在各類信函、演講中反復闡述，經營銀行的宗旨應當是“注重于全國經濟”“純為服務性質而不在于牟利”“幫助中國人多創造生利的機會”。曾創辦四明銀行、上海通惠商業銀行、中華勸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虞洽卿，也深悉銀行與工商業之間的堂奧，一手經營銀行，一手發展航運，成為“海上聞人”。

1927年開始，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一個“黃金十年”。從《上海銀行家書信集》中可以看出，對工商業的貸款成為各大銀行關注的重點。以榮氏的申新紡織公司為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等各大銀行所提供的貸款，幾乎占據了其總資產的半壁江山，在申新遇到困難時，各大銀行也及時提供資金，多次助其渡過難關。從陳光甫、張嘉璈、錢新之、李銘、虞洽卿等的書信、日記中，能夠清晰地看到，“江浙財團”的代表人物對于服務社會、輔助工商業、救濟農村經濟實有著孜孜不倦的努力，而這些努力，有效推動了工商業的發展，也擴充了銀行的市場基礎，讓銀行業同樣迎來了“黃金時代”。

貪婪斂財還是克己奉公？——銀行家的財富觀

在普通民眾心目中，民國時期銀行家歷來都是高收入群體的代表，并且他們還善于利用各種機會攫取和積累財富。迄今為止，似乎沒有什么材料能夠證明民國時期的銀行家到底有多么富有，但卻有不少材料可以證明，他們并不是人們想象的那樣貪婪斂財。

張嘉璈任職中國銀行副總裁時，月支正薪800元，公費500元；任總經理后，月支正薪1000元，工費1000元。他的一切個人領用、家庭開支，純就所入支付。由于日常交際費用不菲，1935年離任時，累計虧空達到六七萬元。董事會為了酬報其服務中行24年的勞績，決議致送“退職贈與金”，才彌補了其虧空。后來嘉定紡織公司董事會鑒于桑梓情誼，一再要求張嘉璈加入股份二萬元，這也成為他一生中僅有的企業投資。

談荔孫是大陸銀行主要創始人之一，長期擔任董事長、總經理。從1919年創立大陸銀行，到1933年因病逝世，談荔孫一直苦心經營規劃，讓該行業務“有日新月異之勢，發展之速，獲利之厚，有非始料所及”，并躋身“北四行”。但談荔孫本人的收入卻很有限。《大陸銀行》的史料顯示，1930年時，他的月薪是400元，這在大陸銀行已經是頂薪，但在銀行家中卻顯得頗低（同期中、交兩行分行經理月薪約800元）。談荔孫在大陸銀行服務十多年，始終克己奉公，即使在病假中仍對重要事件“隨時商洽核辦”，去世后也沒有給家人留下什么遺產，以至于董事會議決要贈予其家人十余萬元贍養費。

《大陸銀行》， 何 品 編注，上海遠東出版社2024年出版

陳光甫被時人譽為“中國的摩根”，卻并不富裕。1915年，他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時，實收資本五萬元，其中他個人投資的五千元還有不少是借來的。在陳光甫的經營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很快成為業界翹楚，但他本人所持股份一直很少。透過《陳光甫日記言論集》（上海遠東出版社2016年出版）可知，他本人對于銀行管理、金融創新有著恒久的決心和努力，而對于收入的多寡卻不甚在意。他在各種場合的演講中、在與行員的聚餐談話時、在管理層的會議上，最經常提到的是如何做好服務、如何讀書精進、如何輔助社會，而從未提及如何增進財富。他的身上所凸顯的，完全是一位新式銀行家、職業經理人的修養與氣度。

當然，銀行家中也并非沒有嗜財之人。曾協助陳光甫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并出任總行副經理兼漢行經理的唐壽民，所支月薪達到8000余元，遠高于同時期的銀行家，但他并不知足，到達漢口后便“急急要東做生意，西做生意”；而且，他還有著“好恭維、要做鎮江幫領袖之毛病”，“拼命地要將行中之錢拿去做面子”，結果讓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漢口分行屢屢折本。唐壽民的所為，不僅遭到了陳光甫的非議，也在業內落下了欠佳的聲名。

總體而言，包括陳光甫、張嘉璈、錢新之、徐新六、宋漢章、胡祖同、周作民、談荔孫等在內的重要銀行家都有著較好的職業操守，其主要收入來源于所服務銀行的工資和獎金，而他們得以在銀行業內成就卓著、聲名鵲起，憑借的是他們的專業知識和領導能力，而不是斂財手段或財富數量。

服務社會還是入仕救國？——銀行家的家國觀

國人向有“學而優則仕”“商而優則仕”的傳統。民國時期有不少“江浙財團”的代表人物“棄商從政”或“亦商亦官”，往往被解讀為是受傳統“官本位”思想影響。而從近年來披露的大量史料來看，事實恐非如此簡單。

“江浙財團”的成員，受到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大多有著較強的民族主義思想。他們從事于銀行業，更多的是出于“為國為民”的初衷。陳光甫經常對行員說：每一個人都要抱定“銀行是我，我是銀行”的決心，跟著銀行為社會、國家服務，不負自己，不負國家。他之所以創辦銀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上海之金融勢力，實無華人立足之地位”，“均仰鼻息于外國銀行，而外國銀行及其買辦之驕人氣焰，實難向邇”。在張嘉璈、李銘、貝祖貽、錢新之等人的通信中，也隨處可見“效忠于國家，無愧于我中華民族”“以維持全國金融命脈自任，設有外侮，自當共同抵御”“保全人民血脈，安定全國金融”“報國最好是辦實業”之類的措辭，可以說，民族主義思想至少是他們從事于銀行業的動機之一。

盡管銀行家們都努力與政府官員維持良好的關系，卻并沒有太多從政的渴望。周作民曾在北洋政府任職，但他有心通過發展金融以振興經濟，舍棄官職轉而投身銀行。1928年，聽說錢新之將要赴任浙江省財政廳長后，鹽業銀行總理吳鼎昌即數次去函勸告“希堅卻為是”，因為“太犯不著”，“人將疑為太喜做官”。陳光甫傾全力于服務工商業，并多次拒絕了國民政府的任職邀請。張嘉璈、李銘等人也一直游離于政府之外。

然而，隨著日本侵華形勢的日益嚴峻，尤其是在全面抗戰爆發后，大部分銀行家都應政府之請，入仕以救國。1933—1935年間，吳鼎昌痛感“時局危險已超過談論商約之上”，毅然“入閣”，在國民政府中先后擔任多個要職。1936年，被褫奪了中國銀行總經理職位后的張嘉璈，雖心緒難平，仍然“以國難當頭，毫不遲疑，選擇鐵道部”，出任部長，“一則可以貫徹在中行時代所抱輔助鐵道建設之志愿，二則希望實行中山先生建筑十萬里鐵路之大計劃”，其報國之心躍然紙上。1940年，錢新之在擔任交通銀行董事長的同時，長期代表政府與日方斡旋，參與了包括代號為“錢永銘工作”在內的多項外交任務。李銘受命在“孤島”主持金融全局，因拒絕出任偽職而被汪偽列為第一號通緝對象，不得不通過美使館秘密赴美。此外，銀行家胡筆江、徐新六，如果沒有在日軍的轟炸中遇難，大概率也會出任政府要職，為抗戰作出貢獻。

《近代天津中國銀行檔案選編》，天津市檔案館 等 編，天津古籍出版社2020年出版

國難當頭，抗戰救國幾乎是銀行界的共識。《近代天津中國銀行選編》中，包含大量偽華北臨時政府時期的中、交兩行的往來函電，從中可以看到，即便是1937年后在傀儡政權的統治之下，中國銀行津行經理卞白眉、交通銀行津行經理徐柏園都一面照常經營，“力持鎮靜且常維持法幣”，一面堅持與敵周旋，拒絕合作，彰顯出銀行家的錚錚鐵骨。卞、徐二人后來都轉赴后方，擘畫戰時金融財政，貢獻卓著，成為江浙籍銀行家的代表。上海淪陷后，金融格局巨變，國家行局被日軍接管，大陸銀行、中南銀行等大量私營銀行在滬機構為求生存而勉力維持，并對日偽統治進行“堅忍掙扎”和“消極抵抗”。周作民曾被日軍拘禁，斷然拒絕了出任偽職的要求。誠如錢新之所言，抗戰乃是“舉國同仇，萬矢一的”，“金融界同人夙負時名，類多優秀分子，愛國愛種之心寧肯后人？”

“史料為史之細胞”。金融檔案史料的陸續出版，為我們深入了解民國時期的銀行業創造了條件。在“江浙財團”代表人物身上所表現出來的企業家精神、民族主義思想、經營管理策略以及社會責任擔當，也值得當今中國金融領域的從業者借鑒，從而助力走好中國特色金融之路。

原標題：《檔案文獻中“江浙財團”的真實面相》

欄目主編：朱自奮 文字編輯：蔣楚婷

來源：作者：毛志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