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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不再公開以前的經歷，我們愿意援助你2萬美元，另外還有......”

2006年2月，生活在廣東湛江的袁竹林老人接到這樣一個神秘的電話。

袁竹林不等對方說完，便無比憤怒地呵斥道：

“我的苦不是你們日本人拿錢能補償的，我就是餓死也不會拿這樣的封口費！”

袁竹林掛掉電話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她頭痛欲裂、忍不住哀嚎起來。

養女程菲聞訊而來，她熟練地取出止痛藥，安撫母親吃下就寢。

深夜時分，袁竹林恍惚中又夢見十幾個面目猙獰、赤身裸體的日本兵向其撲來，她驚恐大叫，拳打腳踢，醒來已是渾身大汗。

面對急匆匆跑來查看情況的程菲，袁竹林不禁悲從中來，母女二人抱頭痛哭。

那么為什么人會出2萬美元讓袁竹林不再舊事重提？

在這個被噩夢纏身的老人身上又發生過哪些悲慘故事？

世紀大審判

這一切還得從那場世紀大審判說起。

20世紀90年代，在一批有良知的學者和婦女團體幫助下，“慰安婦”問題的真相逐漸浮現于世人眼前。

當韓國、朝鮮各路團體及熱心人士開始為所有被日本軍侵害的婦女收集證據，討回公道之時，因為各種原因，在我們國家許多人對這個詞語還是諱莫如深，其中便有袁竹林老人。

袁竹林晚年

而袁竹林之所以對此避之不及，只因其曾做過慰安婦。

1998年10月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員幾經輾轉找到了袁竹林，在得知對方想要詢問自己在慰安所的詳細情況時，袁竹林面露懼色、連連擺手，十分抗拒。

幸好在養女程菲的百般勸說下，袁竹林這才平靜下心緒，將過去經歷的一切慢慢吐露出來。

悲慘經歷

袁竹林1922年出生，武漢人士，她15歲時因家境貧寒，被父母送給同村的王家做了童養媳。但是袁竹林和第一任丈夫王國東婚后沒多久，日寇的炮火就燒到了武漢。

王國東一人去了重慶，只留下年邁的老母親和新婚妻子袁竹林，在那個缺吃少穿的年代，為了給家里省些口糧，王家老太強行把袁竹林改嫁他人。

幸好袁竹林這一次得遇良人，身為廚師的丈夫劉望海脾氣溫和，生活雖不富裕倒也足以溫飽，特別在兩人的女兒蓉仙出生后，更是給這個小家庭增添了不少樂趣。

然而隨著時局越來越嚴峻，劉望海的工作也不穩定了，一家人常常是吃了上頓愁下頓。

袁朱林為了能給女兒換口吃的，即便是再苦再累的活都肯干，但日寇鐵騎橫行，到處都是蕭條之景，哪有那么多打工的機會。

袁竹林

就在袁竹林抱著餓得嗷嗷直哭的女兒，心痛如刀絞之時，改變她一生命運的人出現了。

1941年8月的一天，袁竹林一如往常，哄著焦躁不安的女兒，站在大門口等候丈夫歸來。

一個衣著光鮮身材矮小的中年婦女走了過來，一臉關切道“娃娃怎么哭得這么厲害？”

“餓的了，沒吃飽。”“你沒活干嗎？”“沒”此時的袁竹林才19歲，也不過是個“大孩子”，自然沒有戒心。

女人閃著賊光的眼睛，不露痕跡地上下打量袁竹林一番后說：“我是來村里探遠親的，叫張秀英，我家在鄂城開工廠，招女工，你去嗎？”

聽說能有活干，袁竹林慌不迭應了下來。她把孩子轉交給母親照看后，便跟隨張秀英坐上了漢口的輪船。

輪船里還有十多個跟袁竹林一樣被張秀英選去做工的姑娘，幾個小時船程后，袁竹林一行人懷揣著對未來美好生活的無限憧憬，跟隨張秀英來到了鄂城大東門的一處院落。

然而當那扇沉重的院門打開后，迎接她們的并不是想象里的工廠，而是活生生的人間地獄。

袁竹林越往里走，越覺得不對勁，院內高墻聳立，上面還掛著密密麻麻的鐵絲網，更讓她感到毛骨悚然的是院子里進進出出的日本兵。

不祥的預感瞬間浮上她的心頭，袁竹林緊緊抓住張秀英的手喊道：“我不打工了，我要回家……”

話還沒說完，袁竹林便被狠狠甩了一耳光，張秀英一改往日和善，露出猙獰嘴臉道：“想出去，等下輩子吧，就在這好好伺候日本太君。”

聽聞此言，女孩們猶如五雷轟頂、亂作一團。這時走來了一個身著和服、上了年紀的日本女人，她沖張秀英使了個眼色，張秀英頓時點頭哈腰，退了下去。

接著四五個挺著刺刀的日本兵，便逼著女人們進了大堂，接受“健康檢查”。

袁竹林抽泣著，被人強行剝去衣物，扔在病床上，一個穿著白大褂的日本醫生，一邊嘰里呱啦說著話，一邊用各種醫療器械擺弄著她的肢體。

就這樣檢查結果合格后的袁竹林被分配到一間小木屋里，屋子里只有一張床，和一個化妝桌。后來袁竹林才知道，那個上了年紀的日本女人，是這間慰安所的老板。

女老板要求女人們每天都必須身著和服，畫上濃妝，如有違逆者，輕則餓肚子，重則招致一頓毒打。

不僅如此女老板還給每個人起了日本名字，袁竹林叫“馬沙果”，在慰安所里，她們不能交談過去的事情，只能以“新身份”過活，很快刻有“新名字”的木牌上，便被掛在每間屋子的大門上。

袁竹林清晰地記著“第一天工作”的情景，面對沖進來的日本兵，袁竹林跪倒在地，哐哐磕頭，乞求對方能放過她。

哪成想那個日本兵怒叫著，直接抓起她的頭發，惡狠狠向墻壁砸去 ，一下兩下，直至她昏死過去，不省人事……

與此同時，其他房間里亦傳出此起彼伏的女人痛哭聲，尖叫聲和日本兵的淫笑。在那之后的日子里，袁竹林根本不記得自己一天要面對多少個日本兵，記不清自己要挨多少次毒打。

漸漸地她的哭聲小了，哀求聲也沒了，因為袁竹林知道，怕是沒用的，求也沒有，反抗也無濟于事，只能不斷忍受著非人的凌辱，除此之外她無路可逃。

有時夜深人靜之時，袁竹林不是沒想過輕生，但女老板們為了防止慰安婦自殘或是傷害光顧的日本兵，不但每天早起、晚睡前會對她們搜身，房間里更是空蕩蕩的。

更重要的是袁竹林放不下年幼的女兒和家人，她一直在咬牙堅持著，渴望某天可以與親人重聚。

袁竹林是這么描述自己在慰安所的日子：“日本兵就是兩條腿的野獸”。

她受到極其嚴重的摧殘，一天結束下來，身體像被刀割開一樣疼痛、連睜開眼皮的力氣都沒有了，即便是正常的生理期，也不能停止工作。

本身慰安所發放的有計生用品，但這些用品的數量是遠遠比不上前來的日本兵。女人們沒有辦法，只能將舊的清洗后，用夾子掛在門上，遠遠的每間小屋門上，都懸著一排排流著水的計生用品，這樣的景象既令人憤怒又無比心酸。

每一間小小的屋子里，都埋葬著一個慰安婦的血和淚，她們毫無做人的尊嚴，特別是像袁竹林一樣的“中國籍慰安婦”。

日常她們不僅吃不飽，動輒遭受日本老板斥責打罵，工作時的遭遇也最慘。日本兵把自己在戰場，被中國軍人擊敗的沮喪，對中國軍人的恐懼、仇恨，全一股腦地發泄在她們身上。

女人們被煙頭燙、被皮帶打、被木棍桶……躺在血泊里，奄奄一息。當袁竹林在這樣生不如死的日子里，漸漸失去了求生欲望時，一個名叫藤村的日本軍官來了。

五十幾歲的藤村是袁竹林的常客，這天他來到慰安所拿出重金，點名要包下“馬沙果”。正所謂有錢能使鬼推磨，女老板連忙給袁竹林包了兩件半舊不新的和服，連夜將她送到了藤村的身邊。

1942年春天，藤村接到袁竹林后，就將她安置在鄂城南門外的一間日式餐廳做服務員。袁竹林在那里做工，不僅沒有一分錢，晚上還要陪藤村喝酒、過夜。

藤村每次喝到醉醺醺時，便開始耍酒瘋，袁朱林只能瑟縮在桌椅板凳里，唯恐自己被發現。縱然比起在慰安所里的日子要輕松些，可她過同樣是沒有尊嚴，奴隸一般的日子。

半年后，藤村工作出現變動即將調離鄂城，就在其準備將袁竹林送回慰安所時，他的下屬錫山找到了藤村，請求將袁竹林送給自己。

錫山是個年輕的日本兵，對比其他窮兇極惡的野獸來說，錫山心中尚存一絲未被泯滅的人性。

他每每見到袁竹林被藤村酒后施暴，第二天總會給這個可憐的姑娘偷偷塞些傷藥。

而袁竹林對于藤村來說，不過是個泄欲的工具，因此藤村想也沒想，隨手就把她送給了錫山。當忐忑不安的袁竹林來到錫山身邊時，沒想到錫山卻告訴她：“你回老家找親人吧，我給你自由。”

袁竹林驚喜萬分，她千恩萬謝，便踏上了回家的路，只可惜回去時才得知，自己的丈夫和女兒早已死在戰亂中，家中僅剩下老母親。

在那個朝不保夕的年代、萬般無奈之下，袁竹林只能回到鄂城與錫山走到了一起。

1945年日本戰敗，作為日本兵的錫山肯定是不能留在中國的，他臨走前曾經希望袁竹林跟他一起回日本，但被袁竹林斷然拒絕。

錫山并沒有多作勉強，他這一走，便下落不明。對于錫山，袁竹林的感情是復雜的，畢竟比起其他日本兵，他還殘存些許良知。

可日本侵略者在中華大地上，四處屠殺劫掠、傷害婦孺的事實不能被抹去，身為受害者的袁竹林自然更不能忘。

戰后創傷

錫山離開后，袁竹林便帶著母親來到家鄉旁邊的一個小山村定居，她靠著給人洗衣做飯打零工維持生計。

1946年袁竹林與廖斌相識，廖斌了解到袁竹林過去的悲慘經歷，也知道她的身體因受到過度摧殘，而無法再孕。

可這個善良的男人還是毅然決然與袁竹林結了婚，二人婚后便從朋友那里抱養了一個七十多天的女嬰，并給她起名為程菲。

可溫馨的家庭生活并沒有沖淡曾經的陰影，袁竹林經常半夜被噩夢驚醒，內心的屈辱和悲痛讓她再無睡意，一人淚流滿面，靜坐到天亮。

50年代時，在憶苦思甜大會上，單純的袁竹林母親無意中講出女兒曾在慰安所的經歷

自此袁竹林一家人的生活便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小孩子會追在她身后扔泥巴，女兒程菲也被人背后竊竊私語道“日本鬼子的小孩。”

憶苦思甜大會

1958年袁竹林的戶口被調到黑龍江北大荒，她在那里的米山建設兵團呆了整整17年，這期間由于多種歷史因素影響，廖斌也離開了她，二人斷了聯系。

1975年袁竹林只身帶著程菲回到武漢謀生，在那之后，母女二人相依為命，過起了平靜的日子。

而慰安所的經歷，也被袁竹林深埋心底，她實在是不愿意觸碰那段痛苦的回憶，直到1998年10月的那天。

在研究中心工作人員和女兒的耐心勸說下，袁竹林終于選擇勇敢面對，她決定站出來，為自己討回公道。

2000年東京女性國際戰犯法庭在日本東京九段會館模擬開庭，開始了對日本軍人暴行的世紀大審判。

在這場審判中袁竹林作為中國“慰安婦”受害者，提供了證詞，痛斥了日軍的罪行，她想要為所有同自己一樣，被日寇殘害的姐妹們討回公道。

然而日本政府始終拒絕向這些幸存的受害婦女作出正式道歉，賠償并否認相關的法律責任。

不僅如此，他們的一些企業部門還設立所謂的基金會，企圖以“捐助”的方式來為“慰安婦”進行補償，以達到三緘其口的目的，于是便發生了本文開頭的一幕。

最后

2006年3月29日袁竹林老人去世，只可惜她生前仍未能等得日本政府的道歉，最終滿懷遺憾離世。

參考資料：

1.記憶·歷史”線上分享會 | 程菲、彭梓芳發言概要
2.新聞晨報 《女子講述養母遭遇：一天被十日本兵蹂躪 拒日方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