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倫要點

以美國國家安全為核心的出口限制，既會限制企業在海外市場的機會，也會觸及那些非公司核心業務的問題。

作者｜ 賈斯汀·舍曼（Justin Sherman）

編輯｜孫騁

在貿易和安全政策上做出重大轉向之際，特朗普廢除了其前任所謂的“人工智能擴散規則”。該規則原定于上周實施，由拜登在任期最后幾天簽署，旨在對中國、伊朗等國家的集成電路和人工智能模型出口實施管控——但對德國等與美國友好的國家則有大量豁免。一些美國人工智能和芯片公司對這一政策逆轉表示歡迎，他們目前的觀點與商務部一位發言人一致：拜登的人工智能規則“過于復雜、過于官僚，會阻礙美國的創新?！?/p>

從表面上看，主要行業參與者和美國政府似乎步調一致：企業希望在全球范圍內制造和銷售芯片及人工智能產品，美國政府則希望美國工業蓬勃發展。雙方都擔憂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能力以及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說法一致，目標一致。

但許多芯片和人工智能公司關于國家安全和中國的言論，歸根結底大多只是說說而已。對于一些企業來說，談論中國和國家安全，只是為了用當前高層決策者喜歡的方式，描述他們自身的訴求，比如放寬出口管制或建設數據中心。看起來，把拜登的擴散規則說成對企業負擔過重、因此不利于國家安全，這種說法確實奏效了。

然而，真正到了關鍵時刻，人工智能和芯片公司可能并不喜歡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強硬立場，而美國政府方面也未必認同企業在美國國家安全問題上的真實看法。無論未來用什么政策取代AI擴散規則，這些關鍵矛盾都將被暴露出來。

這些商業人工智能和國家安全方面的問題已經在暗中醞釀了數月。到了2024年，許多人工智能公司試圖表現出自己在對華問題上與拜登政府步調一致。然而，拜登政府在可信人工智能領域的國內政策確實引發了行業不滿——尤其是那些急于擺脫監管約束的企業。部分勢力甚至開始暗中削弱國家安全敘事的公信力。

2024年7月，Meta首席執行官馬克·扎克伯格公開表示，若美國對華封鎖人工智能系統將鑄成大錯，因為美國的競爭優勢恰恰源于技術開放性與低監管壁壘。這番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包裝的反監管論調，實則指向更深層的政策焦慮——中國。隨后，OpenAI迅速向美國政府提交大規模數據中心建設方案，同樣將其包裝為地緣政治競爭的關鍵籌碼。此類渲染"AI競賽"中"落后恐懼"的言論，在華盛頓政策圈引發強烈共鳴。拜登政府隨即啟動關于數據中心的行政令，將基礎設施布局上升至戰略高度。

然而，政府與商業芯片及人工智能公司的表面一致，隨著一紙政令而發生了變化。當拜登團隊于1月13日發布AI擴散規則時，那些此前還在支持總統國家安全理由的公司，立刻對新規表示強烈反對。

英偉達當天發表聲明，稱該規定是一項被誤導的、史無前例的舉措，“威脅到全球的創新和經濟增長”，并且會“浪費美國辛苦取得的技術優勢”。聲明指出，這項規定“披著‘反華’措施的外衣”，但“對提升美國安全毫無幫助”。

這種言論顯然對新政府有效，投資者也很快從中受益。特朗普否決擴散規則的第二天，英偉達股價上漲了4.4%，AMD股價上漲了3.4%。不過，廢除拜登的命令只是暫時緩和了商業利益與國家安全之間的矛盾，等到特朗普政府推出替代規定時，這種平衡很可能會被打破。

替代性管制方案或將呈現雙重態勢：一方面放寬對阿聯酋、沙特等特朗普陣營"友好國家"的芯片及AI模型技術出口限制；另一方面大幅升級對華技術封鎖力度。此舉恐引發半導體行業雙重焦慮——既擔憂失去中國市場銷售份額，又難以維系在華關鍵供應鏈節點。另一種可能路徑是設定算力或模型性能閾值，適度放寬低端技術出口，但通過嚴控高端技術外流，系統性沖擊特定產業領域的商業生態。

總體而言，以美國國家安全為核心的出口限制，既會限制企業在海外市場的機會，也會觸及那些非公司核心業務的問題。正如一些投資公司對進出口投資審查持懷疑態度一樣，對于對華出口所涉及的國家安全問題的范圍和嚴重程度，部分領先的芯片與人工智能企業恐怕不會真正認可。

因此，美國政府官員——尤其是那些對中國持最強硬立場的人——可能會與那些希望繼續向中國買家銷售高端芯片的芯片、人工智能公司發生直接沖突。政府擔心人工智能技術通過第三國擴散到中國，這一擔憂也可能與一些公司的看法相沖突，因為這些公司認為，即使是與中國關系密切的國家，也并非中國，因此并不構成風險。官員們甚至可能在推行比拜登政府更寬松的出口管制規則時，遭遇與前者同樣多的阻力和批評。畢竟，心理慣性會起作用，即便是更溫和的規定，也會提高監管門檻，要求企業承擔更高的合規成本，并影響其利潤。

這并不是說所有芯片和人工智能公司都在打著“國家安全”的旗號，為了引起政策制定者的關注。實際上，許多芯片和人工智能公司確實完全或主要為國家安全領域開發技術。一些主要的人工智能廠商，比如Anthropic，也支持對人工智能擴散規則進行微調。上個月，Anthropic表示，加強對芯片的出口控制對于保持對中國的競爭優勢是必要的。

在全球貿易和地緣政治環境動蕩的當下，商業企業在地緣政治和國家安全問題上持有多元觀點，是一種正常的現象。

但隨著美國政府真正開始討論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對中國的優勢，這些潛在的矛盾還會再次浮現。企業將不得不在更多的不確定性和新的國家安全準則之間謹慎周旋。而政策制定者也可能不得不正面應對政府與企業之間在對華問題上的不同意見。

關于作者：賈斯汀·舍曼（Justin Sherman）是全球網絡戰略公司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這是一家研究與咨詢公司，同時他也是大西洋理事會的非常駐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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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Barron's原創文章。

未經許可，不得轉載。英文版見2025年5月20日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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