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遠處的霸權通常喜歡讓地區大國來制衡熱衷于追逐霸權的國家，它們則坐山觀虎斗。但有時這種推卸責任的策略并不可行，遙遠的霸權國家不得不插手以平衡崛起中的國家。

——米爾斯海默

勢力均衡或者說均勢是國際政治中最令人熟悉的語詞之一。兩位知名的國際關系學者甚至寫道，沒有其他某個關于國際政治的命題比均勢吸引了更多的學術關注，它在當代思想中可能如同在啟蒙時代以來的任何時期那樣，依然處于中心位置。

2001年，美國學者米爾斯海默在著作《大國政治中的悲劇》中接受了“離岸平衡”概念，并將其 傳播開來。

何為均勢？對此迄今有多種不盡相同但相互多有聯系的認知視角。比如，它可特指不存在霸權，或者說相對“均衡”的國家間權力分布狀態，也可泛指該狀態的任何一種實現或未實現的程度，也可指旨在維護上述均衡的政策，也可指與該政策相關的國家間政治的動態過程，又可指“現狀”或“和平”。

本書中的均勢概念主要采用的是第一種即最常見的理解：國際體系中不存在一個發揮支配性作用的霸權力量，它通常是一個國家，但也可能是一個國家集群或聯盟。該概念內涵如下：在不存在超國家的“世界政府”的“無政府”狀態下，上述霸權的存在可能嚴重威脅到其他國家的根本權利，阻止其出現和存續因而成為多數國家的天然追求，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圍繞維護均勢或謀求霸權的斗爭才會成為國際政治中重大的體系性內容。

這幅漫畫通過描繪威廉·皮特和拿破侖瓜分世界， 展現了英法的帝國野心。

當然，其中的一些概念比如“霸權”和“支配”難免具有模糊性和主觀性，或仍須得到進一步定義。圍繞該均勢概念的國際政治理論建構隨處可見，其中現實主義理論更是旨在解釋國際政治為何是圍繞均勢的競爭與合作；國際關系史的教科書仍主要記述國家間戰爭與和平的歷史，這類歷史也可被理解為打破、維護和重建均勢的歷史。

雖然“均勢”一詞的產生被認為是在中世紀晚期的歐洲，但對均勢的追求在兩千多年前比如歐洲的古希臘時期和中國的戰國時代就已存在。只是，在從中世紀晚期起的歐洲，隨著區域性（比如在列國林立的意大利和德意志）或跨區域性（比如在法國、西班牙、奧地利、英國、荷蘭、瑞典之間）的國家間互動的不斷密切，歐洲世界愈發成為一個自成一體的國際體系，其中的“均勢政治”有著令人矚目的活躍度。

加之在勒內·笛卡爾和艾薩克·牛頓等人所發展的機械主義自然觀的影響下，國際實踐中的均勢觀念也有了空前的自覺性，國際體系被廣泛視為像自然界那樣受制于機械性的運行法則并趨于達至均勢。一個標志性的事件是，結束西班牙繼承戰爭的 1713 年《烏得勒支條約》明確提及了“均勢”一詞及其對和平的意義，這是均勢原則在國際條約中首次得到強調。

《烏得勒支和約》是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交戰國于1713年4月至1715年2月在荷蘭烏得勒支簽署的一系列和平條約， 為基于均勢的歐洲體系奠定了基礎。

但在此前的國際條約中，均勢理念其實已不乏間接體現。現代意義上的國際關系通常被認為始于歐洲，這也含有對于圍繞均勢的國際政治在該時期歐洲的典型性的承認。

英國當然是上述進程的主角。談起 17 世紀末至 20 世紀上半葉的英國對外政策或戰略的核心目標或原則，當代國際關系學人最容易想到的關鍵詞想必是“均勢”或“歐洲均勢”。本書導論中也有引文強調了“英國是歐洲均勢維護者”這一“公理性”認識的存在。這一時期，沒有某個霸權主導歐洲是英國人對“歐洲均勢”的通行理解。

比如，在1906至1910年間任英國常務副外交大臣的查爾斯·哈丁（Charles Hardinge）如此解釋英國對歐洲均勢的維護：反對某個大國或大國集團主宰歐洲，并阻止較弱的歐洲各國被吞并。

但要強調的是，該時期英國人眼中的“歐洲均勢”，以及學術著述中基于英國視角的“歐陸均勢”，其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英國與歐洲大陸之間的海洋阻隔，令英國人長期以來對歐洲大陸有公認的若即若離心態，將自身視為相對于歐陸的某種程度上的“局外人”和“旁觀者”，認為英國與歐陸是兩個多少相互獨立的世界。

多佛白崖（ White Cliffs of Dover）守望著 英吉利海峽，仿佛不列顛的“ 絕境長城”。

第二，18至19世紀英國相比于歐陸國家在憲制、穩定、商業和殖民等方面的重要差異包括“優越性”，也強化了英國人對于歐陸的上述心態。

第三，英國人常將歐陸稱為“歐洲”，這種將英國排除在外的歐洲概念，既可折射他們與（海峽對岸的）“歐洲人”的上述心理切割，也表明“歐洲”在其心中往往即指“歐陸”。

第四，中世紀的英格蘭王朝曾積極謀求在歐陸的領地，尤其是在英法百年戰爭期間，但16世紀后的英國人大體放棄了這一追求（其原因包括法國和西班牙的強大，以及英國更多轉向在歐洲之外的商業和殖民事業等）；由此，加之除英國外并無其他歐洲重要國家是島國，在英國人看來，謀求歐洲霸權的國家只可能來自歐陸，而對歐洲均勢的破壞必然首先是對歐陸均勢的破壞。

第五，假如英國人眼中的歐洲均勢是針對包括英國的全歐洲而言，則必然可推導出：即便某方在歐陸擁有優勢地位，但只要在計入英國的力量后的全歐洲仍處于均勢，英國人會愿意接受該局面。但歷史現實顯然并非如此，某方在歐陸占據優勢會令英國人不安，即歐陸自身的均勢是他們所關切的。

第六，假如英國人眼中的歐洲均勢是針對全歐洲而言，這也意味著，英國權勢的高低也應服從歐洲均勢的需要；可是，未曾見到英國人主張本國為了歐洲均勢或不引起他國擔心而應限制自身力量的上升，這種將英國“豁免”于外的歐洲均勢概念因而是針對歐陸而言。

第七，與前一點相關，英國人通常只是樂見某大國在歐陸的陸上優勢受到制約，但并不認為英國在歐洲海域或更廣闊范圍內的海軍或海洋優勢也應受到制約，即便不少歐陸國家有此愿望，或指責英國人的“雙重標準”。

第八，對于英國在歐洲國際政治中的角色常有如下頗具畫面感的描述：英國時刻關注其他歐洲國家之間力量天平的變化，并適時將自己置于該天平的弱勢方以制衡更強者；這也是將英國與歐陸的均勢狀況視為主客體關系，將英國視為對后者的外部干預力量的體現。

第九，英國人包括官員們關于歐洲均勢問題的大量言論、學術著述中基于英國視角對歐洲均勢問題的論述其實都是主要針對歐陸而言。比如，時任首相威廉·皮特在 1791 年曾說，像我們這樣的國家的總體利益就是阻止其他大國之間相對地位的實質性變化。這里的“其他大國之間”顯然是指歐陸各大國之間。

第十，英國維護歐洲均勢如今常被稱為推行“離岸平衡”（ offshore balancing ），該詞指某國對于海洋之外大陸地區的均勢的維護，也意味著該大陸地區被視為一個獨立客體。 因此，為準確起見，本書將英國追求的歐洲均勢通常稱為歐陸均勢。在本書所述時期，歐陸均勢的存在被很多英國人視為對英國具有關鍵意義的首要原因是：均勢在歐陸的缺失或者霸權在歐陸的存在，將對身為歐陸邊緣島國的英國構成重大甚至致命的挑戰。

這種挑戰被認為主要體現為：

第一，歐陸霸權能夠排斥或有力左右英國在歐陸的利益，包括英國在歐陸的經濟利益和在低地的利益；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是，歐陸霸權在歐陸既能掌控大量資源，又可不受或少受羈絆，進而就能對英國造成如下強力威脅：打造一支可能比英國海軍還強大的海軍，并依托之而有力威脅英國的本土安全及其在歐陸之外的經濟與殖民利益和海上交通安全等利益，而海軍的強勢地位、本土安全和歐陸之外的相關利益可謂英國的命脈所在。

本土安全直接關系到英國的存亡；歐陸之外豐厚的經濟和殖民利益以及海上交通安全則直接關系到英國的繁榮，同時它們對于英國的戰略意義也比英國在歐陸的經濟利益更為重大；海軍強勢則直接關系到英國對歐陸之外的利益及本土安全的保障。若將上述利益統稱為英國的“海洋利益”，那么這種利益無疑是英國的世界地位的體現和基礎；同時在本書涉及的絕大多數時間里，英國也是最多“海洋利益”或“海洋優勢”的擁有者。歐陸霸權的存在因而將對英國的最核心利益構成強力威脅。鑒于此，無論是在歷史上的英國人中間，還是在后世學者中間，如下認識是廣泛的：歐陸均勢的存在是英國“海洋優勢”得以存在的前提，歐陸霸權的存在則可能意味著英國“海洋霸權”的喪失。

對此， 18 世紀 40 至 50 年代英國主要決策者之一紐卡斯爾公爵的如下言論堪為注腳：“在沒有歐陸力量支持的情況下，海軍無甚用處；法國若在陸地上無所畏懼，就會在海洋上超越英國；英國在歐陸的盟國牽制了法國的開支，這才使英國得以保持海上優勢。”

當然，歐陸均勢局面下仍可能存在對英國上述利益的有力挑戰。比如，法國在不少時間里在歐陸并不擁有明顯優勢，但仍是英國在海洋空間中利益的首要挑戰者。

但與存在歐陸霸權時的情況相比，均勢局面下歐陸大國的實力可能更有限，在歐陸受到的掣肘也可能更大，英國此時受到的挑戰也就可能更少，擁有的機會也就可能更多。

如紐卡斯爾公爵的言論所示，英國人在談論歐陸均勢對本國的意義時最常提及的便是歐陸對手受到的牽制。按英國人所稱，維護歐陸均勢不僅符合英國的利益，也符合道義和多數國家的利益。

比如，他們認為：維護均勢可阻止謀求霸權的國家無視并侵奪他國的正當權利；國際政治中通過制衡強權以維護他國的權利，就如同在國內政治中限制君主的權威那樣合理；國際體系像自然界那樣受制于機械性的運行法則，而均勢是在其支配下達到的平衡與和諧。

宗教因素對于這種心態的形成也發揮了影響，尤其是在新教與天主教的對立最明顯的 16 至 18 世紀。該時期兩大天主教大國西班牙和法國曾先后成為歐洲的超級強權，這在英國的很多新教徒看來也印證了如下“道理”：專制的天主教強權天然具有擴張傾向，追求的是統御廣大地區的“普世君主制”（universal monarchy），維護均勢因而是新教徒抵御天主教暴政和維護信仰自由的正義事業。

英國總是打著捍衛自由的旗號干涉歐陸事務。

英國不謀求歐陸領土卻致力于阻止歐陸霸權的存在，被視為凸顯了英國對歐陸政策的“公益性”。即便英國維持均勢也著眼于自身利益，很多英國人仍慣于將相關自身利益視為具有普世價值。

比如：當歐陸出現國家或民族間的侵略和壓迫時，或當歐陸盛行專制或威權政體時，維護英國的利益被描述成有助于自由事業；當歐洲大國中新教國家偏少且英國是其中最強者時，維護英國的利益被描述成有助于新教事業；當英國成為首個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并選擇自由貿易時，維護英國的利益被描述成有助于經濟繁榮；當英國握有海軍霸權時，維護英國的利益被描述成有助于海洋的開放和安全；當英國身為頭號殖民大國時，維護英國的利益被描述成有助于歐洲先進文明的異域傳播。

總之，英國的利益總是被一個光環籠罩：英國是最進步乃至最具道德感的力量。英國官員們有大量此類評論。比如，時任外交大臣格蘭維爾勛爵在 1852 年指出，英國的責任和利益在于鼓勵各個國家在道義、智識和物質上的進步。又如，1907年《克勞備忘錄》的作者艾爾·克勞（Eyre Crow）也在該文件中寫道，英國的政策旨在與所有人類的普遍愿望和理想相協調，尤其是與多數國家的首要利益相吻合。

艾爾·克勞是一位英國外交官，有一半德國血統， 他曾于1907年發出警告：德國的擴張主義源于對英國的敵意，應促使英法之間建立更緊密的“協約”。

無論英國人的上述觀點是發自內心還是為了宣傳，與其相悖的例證在歷史中比比皆是。比如，如前所述，支持境外的憲制和民族事業雖也屬英國對外目標所在，但英方給予的相應支持是有限和機會主義的。英國人中也不乏對本國對外政策的道義性多有質疑者，例如多次出任首相的格萊斯頓便對英國對外行為的自利和強權政治色彩多有批評，不過持這種立場者在曾任首相和內閣大臣的人士中仍屬少見。撇開利益之爭不談，英國以外的人士從道義角度對英國對外政策的批評更常見。結合這些觀點，若對英國的均勢政策進行道義批評，至少可從以下角度出發。

第一，英國人鼓吹在歐陸保持均勢，但并不主張在英國擁有海軍優勢和經濟及殖民利益優勢的海洋空間保持均勢；他們反對他國的歐陸霸權，但要維護本國的海洋優勢或霸權；他們維護歐陸均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阻止在歐陸出現足以挑戰英國海洋優勢的對手。

因此，可以說英國的均勢政策折射出的是虛偽的雙重標準。這種批評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比如在拿破侖戰爭結束后的國際秩序即維也納體系的建立過程中：當時，令其他戰勝國感到不滿的是，英方在積極推動重建歐陸均勢的同時，卻拒絕將英國倚仗強大海軍搜查非交戰國船只甚至截奪其貨物的“海上權利”列入談判議題。

第二，對于因前述重大利益而關注歐陸均勢的英國人而言，如下兩種局面都非其樂見：

一、歐陸各國之間存在均勢但又和諧相處；二、歐陸多數大國通過和平協作而形成聯盟甚至走向某種一體化。

在第一種情形下，某大國因在歐陸少受羈絆而能將較多精力用于海洋方向；在第二種情形下，這樣的一個“歐洲聯合力量”自然也可能在海洋方向上多有發力。

至少從七年戰爭發生之際開始，英國人就擔心法奧俄西形成某種聯合——這四國在七年戰爭中先后都是英國及其盟國普魯士的對手；英國人對該聯合的擔心在戰后依然若隱若現地長期存在，時任首相小皮特甚至在法國大革命發生一年多后仍表示，存在奧俄與法西聯手反對英國、普魯士和荷蘭的風險。自1900年前后至日俄戰爭期間，也存在德法俄等國結成“大陸同盟”的可能，英國人擔心他們將抑制各自在歐洲的相互沖突并促進在歐洲之外的合作。因此，即便歐陸不存在征服者式的霸權，自身利益所需也令英國人未必支持歐陸和平的增進，其均勢政策自然也體現了這一點。

第三，與上述相關，英國人所樂見的其實更多是歐陸各國相互猜忌、對立進而相互牽制的均勢；他們希望，這種均勢下的內斗既可妨礙歐陸大國將較多精力投向海洋方向，又可防止“一家獨大”局面的出現。

他們并非期望上述內斗升級為大戰，因為這種終極對決可能令難免卷入其中的英國也付出重大代價，并可能令歐陸某方因獲勝或得利而大增其在歐陸的權勢。該方在戰時即便是英國同情或合作的對象，也可能在戰后變為英方眼中歐陸霸權的擁有者或覬覦者。比如，17世紀西班牙和法國作為對手而卷入的三十年戰爭以及在它結束后仍延續的法西戰爭，標志著西班牙的真正衰落和法國的崛起，但在法西之爭中原先傾向于前者的英國人很快感知到了路易十四法國的如日中天；再如，隨著拿破侖帝國的垮臺，英國的盟國俄國也依靠在反法戰爭中的突出貢獻、首屈一指的陸軍實力和對波蘭大部分地區的控制，成為了最令英國人忌憚的強權。

因此，英國人樂見的是歐陸各國間“斗而不破”的均勢，這正是他們期待的歐洲“和平”的實質，而這難言不是損人利己的。

從1905年底起任英國外交大臣十余年的愛德華·格雷（Edward Grey）在議會中提及了英國人對均勢的如下廣泛理解：要利用相互對立的各大國之間的摩擦在歐洲（歐陸）造成的任何困難。基辛格的點評——除非其他國家相互間的分歧大于他們與制衡者的共同分歧，否則制衡者難以履行其功能，將英國排除在外的歐陸和平是英國人的噩夢——也與此相符。

作者: 梅然

出版年: 2025-5

第四，在 18 至 19 世紀初的多次歐洲大戰中，英國的行為呈現出了如下特點：將大量資源用于在海洋方向上打擊敵人并擴張本方的權勢，同時對歐陸戰事的資源投入則往往較為有限或低于歐陸盟國的期望，并常常傾向于向盟國提供財政資助，而非派遣大量地面部隊作為軍援。

這里暫不論述其中原因，但應看到，這種做法會招致對英國均勢政策的如下道義質疑（在英國的歐陸盟國中也可見到）。一方面，這表明英國人最熱衷的仍是維護其海洋利益，為此他們不想見到某方主導歐陸，還樂見歐陸各國相互纏斗，并要借他們交戰之機擴張本方的海洋利益，甚至可能期望歐陸戰爭拖得更久并令參戰各方更加疲弱。

另一方面，英方吝于向歐陸投入地面部隊也表明，他們要將人力資源優先用于更看重的海洋方向；他們向歐陸盟國提供金錢，則相當于從事用金錢購買盟國士兵生命的可鄙交易，而且也可被解讀為一種以鄰為壑的做法，即把從海洋擴張中所獲利潤的一部分作為投資投向歐陸戰場，以維持均勢和令歐陸各國筋疲力衰的纏斗，從而進一步擴張英國的海洋利益。

第五，也如前一點所示，英國人傾向于看到歐陸存在各國相互牽制的均勢，其著眼點不僅局限于維護本國的海洋權勢，更旨在擴大這一權勢；就此而言，英國維護歐陸均勢的動機不單是防御性的，也帶有進攻性，其自利和在海陸之間持“雙重標準”的性質也由此更為凸顯。

英國的均勢政策事實上是一種“進攻性現實主義”。

第六，鑒于歐洲國際政治呈現出強權政治的特征、英國的均勢政策趨于首先從“權力”而非“權利”視角看待歐陸各個政治力量之間的邊界、該政策的宗旨在于阻止歐陸某大國“脫穎而出”即追求歐陸各大國之間的勢力均衡和相互牽制、英國所需要的在歐陸的盟國也主要是歐陸大國等因素，均勢政策的推行必然導致一些國家和民族（尤其那些弱小者）的合法權利被忽視或破壞，令其淪為大國權力天平的砝碼。這突出表現為：某些國家的“合法”領土或某些民族的“合法”居住地被分割和分配，或某民族獲得獨立和統一的權利被損害，以便限制某大國或者補償或加強某一方（尤其是身為英國盟國的某大國）；而由此產生或加劇的不滿、怨恨和矛盾，自然也是歐洲日后動蕩的根源。

也應強調，在本書所述時期的英國，雖然維持歐陸均勢被廣泛地視為一個重要乃至關鍵的對外目標，但它遠非一個強大的全民共識。（《不列顛大戰略的神話》，商務印書館2025年版） /

圖書簡介：對于17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英國，學術界一直存在一個近乎公理性的認識：維護歐陸均勢或防止歐陸霸權的出現，既是當時英國對外政策的基石，也是英國崛起和強盛的國際政治保障。本書對這一傳統認知提出了挑戰，認為近現代英國的“歐洲均勢積極維護者”的形象是一個不符合歷史現實的神話。在書中，作者一方面援引該時期英國對外事務的大量著述和一手資料，歸納了包括維護均勢在內的英國對外政策的十一個重要目標，并以均勢問題為著眼點，評析了這些目標的相互關系，論述了英國對外政策的重要指導觀念及具體實踐過程，從而顛覆上述神話；另一方面探討了該神話為何得以存續，以及助推了哪些關于當時英國對外關系和國際影響的認知偏差。本書堪稱一部關于近代英國對外政策史的宏觀研究力作，為審視英國整體面貌和歷史進程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洞見。

作者簡介：梅然，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安全與戰略問題、軍事和戰略史，講授“英國政治、經濟與外交” “國際戰略分析” “國際關系專題研究” “國際安全與戰略研究”課程，主要專著有 《德意志帝國的大戰略：德國與大戰的來臨》《戰爭、帝國與國際政治變遷》，譯著有《海權論》《美國政府與政治》《軍事學說的起源：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法國、英國與德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