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雯/漫畫

要點提示

●我們僅憑手機截圖很難確定“開盒者”是誰,實施暴力的又是誰,這也給追究“開盒者”的法律責任帶來一定辦案挑戰。

●取證時,截圖最好包含能體現其犯罪情節的內容,如發布內容、發布時間、發布者信息等,同時也要著重留存體現危害后果的關鍵信息,如閱讀量、點擊量等。

●“開盒掛人”的行為人因侵犯他人隱私權、名譽權、個人信息權等民事權利,大多會被追究民事責任。一旦“開盒掛人”行為人涉嫌侮辱罪、誹謗罪等,將面臨刑事處罰。

●依據相關法律規定,行為人凡參與轉發、評論或擴散相關信息的,也需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作為網暴發生地的網絡社交平臺,可以通過完善實名制與內容審核、屏蔽暴力言論、設置未成年人保護模式等具體措施加強監管。

當你突然在網上看到一串再熟悉不過的數字,那是你的手機號,旁邊還附上了你的真實姓名、家庭住址等個人信息,甚至還有你最近的行動軌跡。很不幸,你被“開盒”了。

這不是諜戰片里的情節,而是真實發生在我們身邊的網絡暴力。“開盒掛人”即不法分子利用非法技術手段搜集個人隱私信息,并在網絡平臺公開發布。在檢察機關辦理的相關案件中,境外的一個小群組竟公然“開盒”3000人,不僅公布了照片、電話號碼等個人信息,甚至還“開”出了幾點幾分到達醫院、選擇哪個科室就診等私人蹤跡。由此可見,“開盒掛人”已逐步從線上虛擬空間的隱私圍剿蔓延至線下真實空間的生活困擾。

遭遇被“開盒”,普通人該如何應對?“盒子”被“打開”的背后隱藏著哪些問題?“關上”隱私的“盒子”又需要采取哪些舉措?日前,記者采訪了相關專家和司法人員。

追蹤虛擬身份面臨技術挑戰

如果遭遇被“開盒”,我們第一時間想的便是“截圖取證”。然而僅咔嚓一聲截圖,卻未必能揪出背后真正的“開盒”元兇。

“網絡平臺信息不易捕捉,加上‘開盒’行為技術含量高,且犯罪行為人常利用境外社交網站和虛擬賬號實施‘開盒’行為,我們僅憑手機截圖很難確定‘開盒者’是誰,實施暴力的又是誰,這也給追究‘開盒者’的法律責任帶來一定辦案挑戰。”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檢察官張文秀回憶起曾辦理的一起“開盒掛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在那起案件的辦理中,犯罪嫌疑人說他是受‘老板’的指示去獲取公民個人信息,再發給‘老板’。但這個‘老板’是誰?沒名沒姓,還未找到。”張文秀說。

“因為線上與線下這一‘虛’一‘實’之間的斷裂,難以確認不法分子與‘開盒者’的身份,打擊‘開盒掛人’上下游完整產業鏈仍面臨不小的工作難度。”張文秀告訴記者,“目前,我們利用遠程勘驗、電子數據提取等技術偵查手段獲取基礎證據,并委托專業人員進行技術協作,協助審查證據”。

面對取證難,被“開盒”的人該如何應對?“被‘開盒’后,應第一時間采取更有針對性的取證行為。截圖最好包含能體現其犯罪情節的內容,如發布內容、發布時間、發布者信息等,同時也要著重留存體現危害后果的關鍵信息,如閱讀量、點擊量等。遭遇線下騷擾時,首先要將與對方的通話記錄、短信記錄等予以保存。”張文秀說。

“開盒掛人”不僅要承擔民事責任,甚至可能承擔刑事責任

在以往的司法實踐中,“開盒掛人”的行為人因侵犯他人隱私權、名譽權、個人信息權等民事權利,大多會被追究民事責任。受害人可要求行為人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并主張精神損害賠償。不過,一旦“開盒掛人”行為人涉嫌侮辱罪、誹謗罪等,將面臨刑事處罰。

“單純泄露信息可能涉嫌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而如果有組織地攻擊‘開盒’對象可能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若疊加名譽損害,可能涉嫌侮辱罪、誹謗罪。如果引發公共秩序混亂,則可能升級為尋釁滋事罪。在司法實踐中,具體罪名需結合案件實際情況綜合考慮。”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吉冠浩告訴記者。

當遭遇“開盒掛人”時,如何具體判斷施暴者觸犯了哪些罪名?張文秀結合檢察機關最近辦理的一起案件向記者解釋,“兩名不法分子伙同境外人員,設立用于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通訊群組,發布有關違法犯罪的信息,群組成員賬號數累計達到3萬以上,最終二人被判處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設立用于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網站、通訊群組,情節嚴重的,即可構成該罪。兩名犯罪嫌疑人設立的社交群組中的人數早已超過了《解釋》規定的人數,因此被判定為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張文秀說。

除了“開盒者”之外,還有一些人正在利用二手“開盒”信息進行網暴造謠,如參與轉發、評論或擴散相關信息。對于這些人,法律又該如何規制?“依據相關法律規定,行為人凡參與轉發、評論或擴散相關信息的,也需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即便未直接實施侵害行為,其擴大不法信息傳播范圍的行為也可能涉嫌違法。”吉冠浩表示,認定這些人的相關罪名,要考量包括信息點擊量、傳播范圍、社會影響等多方面因素。“以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行為為例,相關司法解釋明確規定,滿足入罪標準的情形之一,便是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轉發次數達500次以上。”吉冠浩說。

“開盒掛人”背后的個人信息保護困境

近日,一名13歲未成年人“開盒”一位孕婦的事件,讓“開盒掛人”“人肉搜索”等問題再次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記者搜索“開盒掛人”類相關案件時發現,不少參與者是未成年人。“許多參與網暴的未成年人最初因為在虛擬世界中與他人沖突而被‘開盒’,但因為沒有選擇合法的維權方式,逐漸演變為主動‘開’他人。這背后既有家庭教育缺失、未成年人心理發育不成熟的原因,更有網絡平臺監管不足的問題。”在吉冠浩看來,作為網暴發生地的網絡社交平臺,可以通過完善實名制與內容審核、屏蔽暴力言論、設置未成年人保護模式等具體措施加強監管。

“開盒掛人”行為背后體現的是個人信息保護脆弱的問題。“盡管當前預防數據泄露的技術手段已日趨成熟,但要從根源上杜絕信息泄露仍面臨諸多現實困境。”張文秀說,在日常生活中,從移動支付到政務辦理,從社交娛樂到消費記錄,互聯網使用的每個環節都伴隨著數據留存。

吉冠浩建議,在日常生活中,個人可以從以下5個方面入手做好預防工作:首先,要增強自身隱私保護意識,了解網絡環境中存在的隱私泄露風險,避免過度分享個人敏感信息;第二,個人可以通過設置強密碼、安裝正規安全軟件等方式加強網絡安全防護,收到可疑信息時,要通過官方渠道核實;第三,個人要注意合理設置隱私權限,在社交平臺中仔細檢查并謹慎設置隱私權限,限制個人信息的公開范圍;第四,避免參與網絡暴力、人肉搜索等不良網絡行為,培養良好的網絡行為習慣,減少因言語不當引發的網絡暴力風險,降低被“開盒”的風險;第五,要做到及時處理個人信息泄露風險,定期檢查賬戶安全,如有異常及時修改密碼并聯系平臺客服。一旦發現個人信息被泄露或被惡意利用,選擇及時報警和維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