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秋收起義失利率隊上井岡山，面對蔣介石數十萬精兵強將的圍剿，屢屢上演以多勝少、以弱勝強的軍事奇跡；到四渡赤水，面對重重包圍、眾將一籌莫展，不知如何退敵，他振臂一呼，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于將傾，拯救中國革命、紅軍于水深火熱之中；

從抗日戰爭面對蔣介石、日本人、閻錫山三方勢力的虎視眈眈，紅軍該如何在全面抗戰的同時既打擊敵人又發展壯大自己，提出“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策略，將局部行動的游擊戰提升為全局的戰略行動，于敵后戰場另辟蹊徑，創建敵后根據地，為整個抗戰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從不顧眾人反對，毅然做出出兵朝鮮的決定，和當時軍事實力第一的美國打的有來有回，最終將他打到談判桌，乖乖簽訂停戰協定，為我們贏得70年的和平發展機遇。

毛主席的軍事能力、戰略目光，無人能與之比擬，可為何在平型關大捷，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之后，毛主席會對著戰斗報告眉頭緊鎖，說“這樣的勝仗不宜再打了？這樣的話語，這其中有何深意，帶著這些疑問，讓我們一同走進今天的文章。

首先要明確一點，平型關戰役和平型關大捷是兩碼事。

平型關戰役，是指1937年9月21日到10月2日，閻錫山在第二戰區策劃的聲勢浩大的作戰計劃，參戰部隊有國民黨中央軍、晉綏軍、八路軍，總共參戰部隊約12萬人左右，最終以失敗而終。

平型關大捷是，是平型關戰役的一部分，是指八路軍115師在9月25日，在平型關與日軍的戰斗。

簡單來說，平型關大捷是八路軍在平型關戰役中取得的一個局部戰爭的勝利。

咱們閑言少敘，先從當時八路軍面臨的復雜局勢說起。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件爆發，抗日戰爭正式拉開序幕。

蔣介石將所有主力全部投入到上海戰場，從8月13日伊始，就投入了大量的精兵強將，抗戰之初，全國萬眾一心，各路軍閥也都信心滿滿，紛紛將自己的主力派往上海戰場，士兵也英勇無畏，不懼犧牲，打得十分有血性。

但戰場實際卻事與愿違，可以說是遠遠低于預期。

實打實的說，最先加入戰場的這批侵華日軍的，不論是從單兵素質、戰術體系還是從武器裝備而言，的確是裝備良莠不齊的中央軍和地方雜牌軍不能與之相比的。

激烈的戰斗持續到9月中旬，面對日軍的絡繹不絕的增援，損失慘重的中國軍隊無奈由進攻轉入防守，打得異常艱苦。

若淞滬會戰只是頹勢的開始，那華北戰場的魚潰鳥離則更讓人萬念俱灰。

盧溝橋事變后，29軍鎮守的北平和天津兵不血刃落于敵手，日軍三路大軍由津浦鐵路、平漢鐵路、平綏鐵路疾馳向華北急進，直指華北五省，即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五省。

提及華北五省大家肯定耳熟能詳，早在盧溝橋事變之前，日本就開始謀劃華北五省自治，找了當時很多頗具威望的人物，例如閻錫山、宋哲元、韓復榘等雄踞一方的大佬，甚至連早就退隱江湖的吳佩孚、曹錕、孫傳芳等北洋大佬都成了拉攏對象。

奈何這些大佬們實在是頭鐵，對內打得頭破血流，難解難分，但你讓我舍棄民族大義，背叛祖宗，把槍口對準中國人？那你就是癡人說夢。

如果說此前的政治策反一敗涂地，此刻的軍事入侵就是戰果輝煌，中國軍隊面對日軍的凜冽攻勢只能且戰且退。

中國軍隊的不斷潰退既不是戰士們畏縮不前，也絕非裝備原因，歸根結底是這些軍閥各懷鬼胎，很難做到令行禁止，無法擰成一股繩。

你說這仗還有得打嗎？

華北戰場分為第一、第二兩個戰區，參戰部隊有中央軍、晉軍、西北軍以及各路雜牌軍，都恪守“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原則，友軍有難，按兵不動，壓根就沒有一個能站出來振臂一呼的人物，仗打成這樣也就不足為奇了。

有人反問了蔣介石難道不行嗎？問題的根源就出現在蔣介石身上，軍閥混戰時他就費盡心思，用盡手段削弱各部的實力，要么中央軍強勢鎮壓，要么就等你人力、財力消耗殆盡時，直接不發軍餉，取而代之。

這些軍閥那個不是死人堆里殺了七進七出的人精，又豈能不知兔死狗烹的道理。

這也是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蔣介石一直無法將內部整合到一起，形成合力的關鍵因素，北平淪陷后，蔣介石派湯恩伯率中央軍去防御南口這個北平通往大西北的戰略要地，時任察哈爾省主席、西北軍將領劉汝明無論如何都不讓湯恩伯借道張家口，無奈之下還是西北軍元老鐘麟出馬，才同意借道，這來回之間的拉扯就耽誤了4天時間。

你說劉汝明不曉得民族大義嗎？顯然不是，歸根到底還是害怕蔣介石讓湯恩伯守衛南口時，順帶把他的地盤占了。

對于各軍閥而言，軍隊就是腰桿子、地盤就是命根子。

此前的盧溝橋，29軍的宋哲元，張自忠他們皆是因此擔心而一再退讓，從而錯失了先機，被日本人打了個“措手不及”。

山西的閻錫山更直言不諱：“我不亡于共，亦要亡于蔣”。

由此不難看出，蔣介石雖作為領袖，但其過去的一言一行實在讓人心有余悸，地方軍閥和他始終是面和心不和，抗戰伊始大家都基于民族大義積極作戰，后來大家明白了，一旦部隊拼光了，就成了蔣介石粘板上的肉，隨他拿捏了，這是抗戰后期絕大多數軍閥的想法。

搞明白這些，也就能明白國民政府領導的抗戰為什么如此不堪一擊，以至于在1944年盟軍都在戰略反攻時，國軍卻打出了令人瞠目結舌的豫桂湘大潰敗。

書歸正傳，南口淪陷，駐防華北的數十萬法軍迅速潰敗，推進如此迅猛就連日本人都感到意外。

隨著河北保定、石家莊、山東德州等地的失守，國軍一瀉千里，誠如之后國民政府監察院對潰敗負有主要責任的第二集團總司令劉峙的彈劾所言：“喪師之地未有如是之速者矣”。

劉峙位列國民黨軍“五虎上將”之列，有著“福將”的美譽，如此美譽就不難看出其真實的軍事水平到底如何了，讓人氣憤的是，蔣介石并沒有對劉峙的失責做出應由的處罰。

這更導致了各個派系之間的義憤填膺：偏向自己人是人之常情，但也不能如此偏袒。

隨著淞滬戰場的潰敗，華北戰場的一退千里，“亡國論”的聲音在充斥著華夏大地，國內的抗戰氣氛跌到了冰點。

廣大同胞都有這樣的疑問：我們真的能戰勝日本人嗎？

然而就在眾人愁云密布之時，第二戰區山西戰場突然傳來捷報，在一個名叫平型關的長城隘口，中國軍隊對日作戰取得勝利，而參戰部隊，正是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

復雜的形勢來，打出令人振奮的勝利

自張學良、楊虎城兵諫西安后，蔣介石無奈對外宣布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戰略決策，國共雙方達成共同抗戰協議，但對于紅軍如何改變始終沒有蓋棺定論。

不過隨著盧溝橋事變，全面抗戰的爆發，在民族危難之際，雙方各退一步，迅速發成了改編方案。

從1937年8月22日，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之后又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但一直采用八路軍名稱。

八路軍下轄3個師，林彪的115師、賀龍的120師，劉伯承的129師，共計46000人。

雙方根據協議，八路軍劃歸閻錫山的第二戰區，即在山西地區展開對日作戰。

八路軍可以披掛上戰場，讓蔣介石、閻錫山、日本人都心緒不寧。

蔣介石自不用過多敘述，自4.12舉起反革命屠刀以來，他就一直將共產黨領導隊伍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幾度想將紅軍除而后快之。

而今，他迫于壓力不得不停止剿共，但其“亡我之心”不死，心里早就盤算著將八路軍送到前線和日本人拼命，來個“借刀殺人”，一勞永逸除掉這個強敵。

閻錫山在山西雄霸多年，其態度可想而知。

紅軍在陜北與山西僅一河（黃河）之隔，起初迫于生計，毛主席還下令搞過一次東征，這讓視山西為己用的閻錫山機警萬分，從而構筑起密不透風的“防共”網，對共產黨的勢力可謂嚴防死守。

隨著中央軍的連續敗北，閻錫山由一改往日之態度，同樣盤算著借助共產黨的力量為自己所用，畢竟紅軍的戰斗力他是領教過的。

對于日本人而言，共產黨領導的隊伍太過有韌性，這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九一八事變后，東三省迅速淪陷，堅持在東北的抗日武裝力量，基本是歸于共產黨領導，最讓人耳熟能詳的便是楊靖宇領導的東北抗聯，屢屢給予日本人重創。

日本人對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的認知是：數量不多但戰斗力驚人，裝備不精但意志品質驚人，斗志旺盛。

用北平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的話來說，于日本人而言，“中國共產黨才是日本人的終極對手?！?/p>

綜上所述，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還未走向戰場，就引來各方大佬的虎視眈眈，面對的是稍有不慎，就全軍覆沒的復雜局勢。

面對正面戰場節節敗退的頹勢，面對自身的復雜局勢，我們太需要一場勝利來證明自己和提振全國軍民的士氣了。

這場戰斗的勝利對整個抗戰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僅讓全國軍民士氣大陣，更讓整個國際社會看到了中國軍隊反擊侵略者的決心。

當毛主席看到戰斗報告后，卻格外的沉默。

他并未像眾人期待的那樣開心，看完傷亡報告后，他眉頭緊鎖：“這樣的勝仗，不能再打了。”

這場看似大捷的戰斗，實則喜憂參半，八路軍的傷亡情況遠遠超出預期，殲敵1000余人，自己卻傷亡600余人。

600人，對于中央軍和個地方大佬而言也許不足掛齒，但對于毛主席來說婉如心在滴血，這600人可都是跟著他過草地、爬雪山一路走來的精銳，一場戰役就犧牲了這么多人，實在讓人心痛。

在當時的戰斗環境中，如此重大的傷亡，令毛主席充滿擔憂，他一再提醒大家，雖然是大捷，但這種犧牲是無法持續的。

需要強調的是，毛主席并非否定平型關大捷的意義，而是想要大家明白，戰爭不單單是消滅敵人那么簡單，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在消滅敵人的同時，盡可能的去保存和發展自身的力量。

戰爭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他比拼的是穩定的抗戰能力和源源不斷的戰爭動力，要從全局去著眼每一場戰斗，而不是一味的去冒險。

在此后，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八路軍堅定不移的執行“自力更生的山地游擊戰”，即將局部的戰爭行動提升為全局的戰略行動，在敵后戰場另辟蹊徑，創建敵后根據地。

這種戰略思維的轉變，對八路軍的整體作戰影響深遠。

平型關大捷的意義，并不在于殲滅多少敵人，而是面對當時正面戰場上國軍的節節敗退，日本勇猛的攻勢，全國人心惶惶，意志消沉之際，中國太需要一場勝利來提振士氣，鼓舞人心了。

平型關大捷最大的意義，就是它刺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對于那些“亡國論”，“恐日病”是有力的回擊，他對于提振全國的抗戰信心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