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對于中國來說，是個極其重要的年份。國家剛剛進入市場經(jīng)濟的大門，改革開放的紅利開始釋放，經(jīng)濟呼嘯向前，基礎設施建設被提上了新高度。

那年春天，一份被層層保密的“國家重點工程同意書”靜靜地放在了中國水利、水文、地質、生態(tài)、文物等多個領域的權威專家桌上。那是關于“三峽工程”最終決議的一紙文件，誰簽字，誰就站隊。

那份文件上，九個名字最終沒有出現(xiàn)。他們是：郭來喜、李玉光、廖文權、侯學煜、何格高、伍宏中、覃修典、方宗岱、黃元鎮(zhèn)。

這九位專家，有的來自中國科學院，有的在水利部工作多年，有的研究了大半輩子的生態(tài)系統(tǒng)。他們做了一個并不輕松的決定：拒絕在同意書上簽字。

“我們不是反對建設，而是對風險保持清醒。”這是其中一位專家私下的原話。

他們反對的核心并不復雜，就兩點：

第一，泥沙淤積問題將嚴重影響壩區(qū)安全與航道通行；

第二，三峽作為關鍵基礎設施，在戰(zhàn)爭或沖突中可能成為戰(zhàn)略打擊目標。

這兩點意見，今天回過頭來看，也許沒有完全應驗。但在當時，站在那樣一個節(jié)點上，這些專家的擔心并非空穴來風。

三峽大壩的設想并不是90年代才開始的，最早可追溯至1919年孫中山的《建國方略》。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1956年曾親自題詞“高峽出平湖”，意圖非常明確。

但真正被納入國家優(yōu)先級規(guī)劃，卻是到了鄧小平時代，80年代中期才逐步提上議程。

工程體量極大，設計涉及洪水調度、水文預測、地質穩(wěn)定、電力調配、生態(tài)影響、移民安置等等，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失誤，后果都可能是災難性的。

1992年4月，全國人大通過《關于興建三峽工程的決議》。贊成票1767票，反對177票，棄權664票。這是中國全國人大歷史上罕見的高比例“非贊成票”。

但工程終究是啟動了。1994年12月14日，三峽大壩正式開工。

而拒絕簽字的那九位專家，就在這場國家機器已經(jīng)滾滾向前的背景下，成了“異類”。

他們有沒有后悔？也許從未。

郭來喜：一個工程師的孤獨堅持

郭來喜，是當時水利系統(tǒng)里極少數(shù)對三峽工程持明確保留態(tài)度的高級工程師。他的擔憂很現(xiàn)實：泥沙淤積將導致發(fā)電能力下降甚至危及工程結構。

他說，“我在長江邊工作了三十多年，我了解它的脾氣。你擋住它，它未必會聽你的。”

他在會上多次提出設想：是否可以先建下游梯級電站，逐步引導、觀測，而不是一錘子下去。

工程推進如同戰(zhàn)車，回旋余地不多。他只能把意見寫入報告，“不簽字”，然后退場。

“我知道我會被孤立。” 郭來喜多年后接受采訪時說，“但我不能對我的判斷撒謊。”

“反對不是為了不干事，而是為了讓這事干得穩(wěn)當些。”

簽字名單缺席的還有侯學煜，一位老生態(tài)學家。他的研究重點是長江水系中的生物鏈演化，對中華鱘、白鱘、江豚等物種的遷徙路徑有著系統(tǒng)研究。

他的焦慮是生態(tài)滅失。

“中華鱘每年要從東海游回金沙江上游繁殖，這是自然給它設定的路徑。大壩擋住這條路，就等于堵住了它們的命。”

三峽大壩建成之后，中華鱘數(shù)量銳減，白鱘已被國際自然保護聯(lián)盟宣布功能性滅絕。

“我們不是非要做環(huán)保主義者，”侯學煜說，“但你總不能拿國家工程的成功，去換一個物種的永別吧？”

這句話當年沒有傳開。但今天被寫進了研究紀要，被一代代年輕科研者讀到了。

核打擊目標的顧慮：杞人憂天還是戰(zhàn)略冷靜？

黃元鎮(zhèn)提出的意見在當時被許多人譏諷為“多慮”——他擔心三峽大壩在戰(zhàn)爭中將成為被敵方鎖定的關鍵目標。

他的依據(jù)并不空泛。他參考了冷戰(zhàn)時期蘇聯(lián)和美國的工程打擊模型，提出：“三峽一旦被摧毀，將帶來無法估量的洪水災害，幾十座城市將受災。”

為此，大壩在結構設計中確實加入了“防攻擊”考量。工程核心設計加深了壩基，材料配比也特別強化，能抵御一定強度的爆破和撞擊。

今天看來，這種極端情況下的考量或許過于悲觀，但正因為有人提出了這個最壞打算，工程師才得以“有所準備”。

1997年，三峽初步蓄水；2003年，第一批機組開始發(fā)電；2009年，大壩全面竣工。

現(xiàn)實比想象中更復雜也更沉穩(wěn)。

泥沙淤積確實存在，但通過上游植被恢復和庫區(qū)調控，得以緩解。中華鱘等生物確實受到了巨大影響，但也促使國家生態(tài)保護體系更早建立。核打擊風險并沒有出現(xiàn)，卻在設計中留下了一道“底線安全”。

而那九個專家的反對意見，沒有被抹去，也沒有被遺忘。它們被完整保存在中國國家博物館檔案中。

這份保存，本身就說明：國家尊重不同意見，也承認歷史選擇并非毫無瑕疵。

今天再問那句話：他們后悔了嗎？

他們當然看到了三峽工程的成就：年發(fā)電量超過1000億度。

長江中下游連續(xù)多年避免嚴重洪水。

成為世界上最大規(guī)模的水利樞紐工程。

但也看到生態(tài)的代價、文物的沉沒、部分地區(qū)的庫區(qū)水污染問題。

所以，如果再回到1994年，再給他們一次簽字的機會——他們很可能還是不會簽字。

因為那一筆，不是對工程本身說“不”，而是對“盲目肯定”說“不”。

這份堅持，是那個時代的理性，也是今天我們反思大工程決策時，值得珍惜的一種聲音。

三峽工程不是完美的，但它成了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一個巨大符號。那九位專家的“拒絕”，也不是錯誤，而是對國家和人民更深的負責。

他們教會我們一件事：技術的發(fā)展不能凌駕于良知之上；工程的成功不應抹殺異見者的價值。

如今再看，這九位專家的名字，或許沒有出現(xiàn)在紀功名單上，但他們站在1994年那個沉重的節(jié)點上，做出“我不同意”的選擇，是一種樸素而深遠的擔當。

他們值得被記住。哪怕只是因為，他們曾用沉默的“不簽字”，在為三峽工程增加一道防線。

《三峽工程建設研究紀實》，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

全國人大會議記錄（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