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3年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周恩來副主席雖身兼多職，也屬于三人團成員，但是當時大權基本被博古、李德把持，周副主席所負責的主要事情只是負責督促軍事計劃的實行，所以很多時候從電文中看到周副主席盡力補救的內容。

到1934年10月，這一年周副主席36歲，紅軍面臨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正準備進行戰略轉移，后來將這次戰略轉移稱為長征。整個長征過程中，徹底改變了中國革命的道路，尤其是遵義會議后，確定了毛主席的領導地位，后續過程中，毛主席也帶領紅軍，向死而生，走向勝利。

當人民談論起毛主席挽救紅軍的時候，往往忽視了周副主席在這個過程起到的作用，可以說這位36歲的黨的高級領導者，在整個長征過程中，也多次挽救紅軍。

周副主席第一次挽救紅軍——堅持帶著毛主席進行戰略轉移。當中央決定戰略轉移的時候，博古最初的計劃中，是想讓毛主席留在蘇區，但是周副主席的一句“中國革命離不開毛澤東同志”，迫使博古不得不帶上毛主席長征。試想一下，若毛主席沒有參加長征，就不會有后來的轉道貴州、遵義會議、四渡赤水等過程，紅軍很有可能面臨不可預料的后果。

周副主席第二次挽救紅軍——長征前夕安排潘漢年、何長工與陳濟棠談判，達成了停火、解封、共情、建醫院及借道等五個協議，這為日后我軍轉移打開了通道，使紅軍能順利的突破第一道封鎖線。

周副主席第三次挽救紅軍——通道會議全力支持毛主席轉道貴州的建議；紅軍最初的戰略轉移方向是到湘鄂西與紅二六軍團匯合，但是這個意圖被蔣介石識破，并于紅軍前進道路上設計了數道封鎖，如湘江戰役，我軍就損失慘重。但是李德、博古等人并沒有因此而進行反思，依舊堅持前往湘西。在12月份召開的通道會議上，毛主席建議轉道貴州，但博古和李德堅決反對，還是在周副主席的大力支持下，中央紅軍才轉向貴州，避免了落入敵人的圈套。后來隨著大軍進入貴州，在渡過烏江前，博古和李德依然反對渡過烏江，而是堅持去與二六軍團匯合，可見在通道會議上他們兩個對于毛主席意見的反對之聲，若沒有周副主席的大力支持，紅軍可怕真的要北上進入國民黨的圈套了。

周副主席第四次挽救紅軍——遵義會議自我檢討，奠定了會議方向；遵義會議上博古做主報告，周副主席做副報告。博古的報告中，過分強調了國民黨的強大，而周副主席強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的錯誤”，并且主動承擔了責任。周副主席的坦誠，使得遵義會議后續的方向更加明確，這次會議成為了紅軍的轉折點。遵義會議后雖然周副主席成為軍隊最后下決心者，但周副主席非常清楚毛主席的軍事造詣，戰略、戰術的部署，基本聽取毛主席的建議。

周副主席第五次挽救紅軍——連夜說服中央各為領導，取消打鼓新場的作戰計劃；1935年3月林彪向中央建議攻打鼓新場計劃，得到了中央的絕大部分同志的贊同，只有毛主席不贊同。但是當時多數服從少數，毛主席即使以辭職相威脅都不能挽回。這時周副主席又選擇相信毛主席，并于晚上，逐一說服了中央的領導，最終取消了打鼓新場的計劃。后來正如毛主席所預料的那樣，若我軍攻打鼓新場得不償失，還會暴露行蹤，陷入危險的境地，而是周副主席的逐一勸說，才避免了這次危險的發生。

周副主席第六次挽救紅軍——為顧全大局，主動辭去總政委的職位。當紅一方面與紅四方面匯合后，張國燾依仗人多槍多，主動向中央要權，周副主席為了顧全大局，主動辭去了紅軍總政委一職，而讓給張國燾。在當時政委的具有最后下決定的權力，所以擔任紅軍總政委的張國燾便成為了中央軍委的總負責者。但是周副主席并沒有因為自己的得失而考量，為了維護一四方面軍合作的大局，個人做出犧牲。不過可惜的是，周副主席做出的犧牲，張國燾依舊不滿意，最后走向分裂的道路。

周副主席長期擔任我黨、我軍的高級領導，但是在長征過程中，他提前鋪橋搭路，親力親為；為紅軍生死和革命的發展，他不從不計較個人的得失，只為中華之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