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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孟京輝去洛杉磯講學。課不多，一周一次，于是他有了大把的閑暇時光。洛杉磯和北京有15個小時的時差，他在洛杉磯的早晨醒過來，沒什么事急著要辦，于是看看書，畫畫，寫點東西，喝杯咖啡，看加州的藍天白云。那地方偏僻，異常安靜，連手機都沒有一點響動，沒有來自北京的微信和電話，因為北京在夜里，在睡覺。他突然有一種感覺——我是他們的一個夢。就像他睡覺的時候，北京的世界一片繁忙，人們在送孩子上學、約人談事情、打游戲什么的，那是另一個世界，在他的夢里有序或無序地運行。

著火了！北京人手機里的新聞“加州突發山火”，此刻是他的真實處境。那山和他的住處只隔著一條高速公路，眼看著火就要燒過來了，手機里反復響起西班牙語和英語的緊急提示“請立即撤離”。轉眼間，藍天白云變成了火海濃煙，變成了燒焦的枯樹林，天氣也變了，狂風停了，山火熄滅之后，連著下了好幾天的雨。

這一切特別直觀地讓孟京輝意識到，這個世界不再是自己成長時所熟悉的那個世界了，它不像八十年代，不像九十年代，這個時代也許是一個新的游戲關卡，它對每一個人說：歡迎來到新世界。

在這個新世界里，我們該如何生活，如何留下自己的生長痕跡？

幸運兒的起飛

北京的蜂巢劇場，逐漸成了孟京輝想要的樣子，有了自然生長的質感。各種各樣的道具、沙發在反復使用后顯出殘舊來，樓梯被人們十幾年的上下樓磨損了，排練場也像是上了點年紀，倒更有熟悉和親切感了，不用看，聽聲音就知道演員們在里面忙著。孟京輝覺得，挺好，能有這么一個劇場，仍然能感受到做戲劇的過程的美妙，也像是一個時不時的提醒：你是一個幸運兒。

他早就意識到了自己的幸運。從中央戲劇學院畢業的人，大約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能從事戲劇工作，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里，有從事影視的，有從商的，有做金融的，五花八門。孟京輝是這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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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時候，他一心想證明自己和別人不一樣，有能力創造一個更加有想象力的世界。在中央戲劇學院，他不是一個聽話的學生，天天各種不服，什么事情都要鬧騰一番，說話還特別橫，哪個老師見了都頭疼。畢業以后，他沒地方可去，也不知道該怎么辦。就在這時候，他碰見了當時的中央實驗話劇院院長趙有亮。

在中國實驗話劇院（中國國家話劇院的前身），孟京輝有了自己的舞臺。那時候，他做了一個戲劇叫《盜版浮士德》，覺得特帶勁。當時是九十年代，盜版錄像帶、盜版磁帶、盜版圖書特別猖狂，社會上對盜版一片喊打，孟京輝有點擔心，劇名帶有“盜版”兩個字，行不行啊？趙院長說：你們這個“盜版”很復雜，包含了很多含義，挺好。之后，他排的《戀愛的犀牛》《唐吉訶德》《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等等很多戲，都得到了趙院長放羊式的支持，總能聽到一句“你們做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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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一個叫丹羽文夫的老頭來到中國，看了孟京輝導演的話劇《思凡》，覺得這小伙子有潛力，就對孟京輝說：你可以申請一個日本文化基金，到日本去進修戲劇。這個文化基金有半年，有一年的，你愿不愿意去？孟京輝說，有一個月的嗎，我就當去采風。沒有，丹羽文夫說，一個月也學不到什么。

孟京輝算了算，半年，在這6個月里，中國可能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我可不能錯過，去日本干嘛呀？不去。

到了1997年，他覺得大概也沒什么事情發生了，這才去了日本，待了半年。他就住在丹羽文夫家里，每天晚上去看日本的戲劇，好的、壞的，各種各樣的，看了將近二百多出戲。丹羽文夫是一名戲劇制作人，在東京有一個很小的劇場，只有80個座位。這些經歷讓他覺得，有些觀念可以被打破，還可以不斷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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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本回來的前一天，丹羽文夫說，這半年，日本文化基金每天給你一百多美元生活費，我都幫你存到銀行里了，加上利息，大約還有二三十萬日元，相當于人民幣八萬元。

去日本之前，孟京輝每月工資一百多塊錢，生活都拮據。有人找到他，愿意出一千塊錢，讓他排一個商業話劇，要不干脆，拍個廣告。在那個年代，對他來說，一千塊是很大一筆錢。

他跟著丹羽文夫到銀行把錢全部取出來，怕被打劫，一萬一張的日元卷成卷，塞到褲腰縫和屁股兜里，就這樣帶著二三十萬日元上了飛機。回到北京，他把錢往桌子上一放，說：去你的，居然還有人用商業來誘惑我，還有人讓我拍廣告，開玩笑，老子現在有八萬塊錢，我是富翁，我才不聽你們的呢，我要搞話劇！

他感覺自己從那一刻開始起飛了，有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底氣，可以挺起腰桿來，做自己想做的戲劇。當然，這些錢很快就花光了。但是，經歷過這一步，人會變得不一樣。

在關鍵的時間點，遇到了關鍵的人，孟京輝很清楚，那時候命運垂青了自己。后來的這么多年，他一直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排過的每一個戲都是自己想排的。有幾個創作者能擁有這樣的幸運呢，還有什么不滿足的呢。

一邊失重一邊享受

戲劇人的一天往往是以晚上為重心的。每天晚上，孟京輝會出現在蜂巢劇場，這個建于2008年的劇場是他的自留地。下午，他多半是在家畫畫，今天是周一，他把家里沒熬過冬天的植物清退了，還活著的拿到外邊來見見春光。今晚沒有演出，他要去找陳明昊，阿那亞戲劇節的這兩位藝術總監將一起討論今年的各項安排。

每年6月，阿那亞戲劇節在秦皇島的海邊開場，10月，烏鎮戲劇節在水鄉上演。因為邀約演出的劇團來自全球各國，時間必須留出余量，一個戲劇節的工作斷斷續續總有半年以上，這個還沒忙完，那邊的工作又開始了。不到5月，烏鎮戲劇節的三分之一的展演戲劇已經開始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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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孟京輝往戲劇節投入的精力越來越多。在他看來，戲劇節是一個為戲劇行業去做土壤建設和環境培育的好機會。對行業來說，戲劇節可以為從業者提供一個學習、交流和自我展現的平臺，對觀眾來說，在歡聚的氣氛中沉浸式地體驗各種各樣的戲劇，慢慢喚起一些“好像這戲跟我有關”的感受，至于有什么關系、跟我們的生活的哪部分有關系，也許每個人有不同的解讀視角和介入方式，總之，戲劇節能愉快并有效地把大家串聯起來。

最近兩三年，他明顯感受到，整個戲劇市場的票房都在急劇下滑。讓他失望的是，觀眾越來越吝于送上掌聲了，一場話劇演出結束，掌聲稀稀拉拉。他想不明白，在這么糟糕的當下，你走進劇場，欣賞自己選的話劇，我們在這里相聚，兩個小時里，我在跟你對話，然而到了劇終謝幕的時候，怎么會不鼓掌？如果有人把自己當成一個高高在上的評委，帶著審視的心態來看一場演出，看完以后忙著在網上發表評論，戲劇似乎變成了大家用來炫耀的一個工具，到這樣的地步，就不好玩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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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試圖從時代環境和當下的文化狀況去理解這些現象，消化過后還是相信，一直延展的和他人對話的必要性仍然存在，在這世界上總還能找到跟自己的心同步往前跳動的人。所以，2018年他把經典劇作《茶館》進行解構重組，做出了一出新戲。這出戲成為了首個受法國阿維尼翁IN戲劇節邀請演出的中國大陸戲劇，但在北京，這出戲遭遇了部分觀眾要求退票的風波。孟京輝打算，過兩年再做一版《茶館》。近些年，市場上對老舍作品的新解讀不多，用戲劇和老舍對話，是他對老舍先生致敬的方式。

他想過了，在這個時代，只能特別誠實地把自己的成長表達出來。也許，這樣的創作不一定能影響那么多人，他有時候覺得能深刻地跟一些人合上也值了，有時候又還是不甘心。無論如何，最重要的是人還要成長。十幾歲到二十幾歲，人的變化很大，但其實四十幾歲到五十幾歲也是不一樣的。他提醒自己，別忽視這個變化，別忽視這個世界對自己的重新教育和重新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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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跌宕起伏的職業生涯中，以前的孟京輝展現的是一種奮進的姿態，憑著一腔熱血和勇氣，按照自己的美學和內在動力，總想做一些更加狂放的作品。現在，他希望自己和同行的伙伴們更多地享受過程。這并不容易。過程中時常有特別艱難的階段，更多的時候是失重的，沒有理性支持，甚至沒有情感的愉悅。但這就是人生啊，他這么想，它可能是比較豐富的，如果你愿意，矛盾也可以成為一種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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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孟京輝在飛機上睡著了。飛機開始降落的時候，他醒了過來，坐在旁邊的女孩對他說：你好，我想謝謝你。女孩從事設計工作，有一段時間，她的狀態非常糟糕，老板和同事發現她做什么事情都是恍恍惚惚的，她自己也不知道該怎么辦。之后有一天，她去了阿那亞戲劇節，待了一天離開了，沒多久又再一次來到阿那亞，一直看戲到清晨，陳明昊導演的《海邊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演到結尾，演員說“那就是東方，朱麗葉就是太陽”，此時正是日出時分，朝陽在海平線上升起，那一刻，她覺得自己對生活又有信心了。孟京輝說，你別謝我，你應該謝謝那個太陽，是太陽點燃了你。說到這里，他們乘坐的飛機著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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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他把這個故事講給了陳明昊和同事們。大家聽了后感慨，可能有很多事，看不見，但也在發生，就像這個女孩在海邊的日出時分重新燃起的信心。孟京輝想，如果是這樣，那也挺值的。

Q：一直存在這么一個爭論——戲劇是給所有人看的還是給部分人看的，你認為呢？

A：可以這么說，所有藝術作品都是給部分人看的，不光戲劇，還有電影，都是創作者和觀眾的雙向選擇。

Q：現在在創作新的劇本、排新的劇嗎？

A：根據余華的短篇小說改編的《古典愛情》，最近演出。

Q：你現在也在試圖通過戲劇節或者其他途徑培養戲劇人才吧，效果怎么樣？

A：這事特別重要。戲劇節應該算是有挺大的收獲，我們做北京國際青年戲劇節已經16年了，還有烏鎮的系列青年競演，還有我們在阿那亞戲劇節做未來戲劇showcase、候鳥300，我們工作室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年輕人，一步一步還是培養起來了一些人吧。我這次去美國加州給學生上課，就說到一個戲劇流派，一個美學的傳承，其實需要不斷的探討，不斷的培育，有一個群體來踐行這個思想。我自己也不是從石頭縫里蹦出來的。我最早學的是俄羅斯的表演學派，后來接觸了法國的形體訓練方法，還有日本的一些，比如鈴木忠志訓練體系，各種各樣都吸收過。但是怎么能讓這些源源不斷的營養在未來繼續發揮作用呢，你長成了一個還挺茂盛的植物，怎么培養另外的小植物長成參天大樹，這個不容易啊。

Q：你年輕的時候有這樣的成長環境和行業土壤嗎？

A：我年輕的時候沒有啊，但我希望給現在的年輕人創造各種各樣的土壤。有一次我跟黃磊說，咱們要不然建立一個學校吧，他特興奮，后來時不常地跟我說，這事有戲了，過一陣又說，哎呀，黃了。

Q：想做的事情很多，面臨的困難不少，感覺受打擊嗎？

A：在這個時候，一個戲劇工作者怎么能保有一個好心態，帶著對自己職業的驕傲，在技術上和心性上仍然能繼續成長，跟觀眾互動，跟時代同呼吸，就很不容易了。就像西西弗斯推石頭一樣，告訴你沒戲了，那你還推不推啊？《等待戈多》里有一句話：我們不必說這個時代的壞話，我們也不必說這個時代的好話，我們根本就不必提起它。可能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在整個人類的歷史長河里連一個小小的階段都算不上，那么你就放開了做吧，我現在更多是這樣的心情。

監制：佟宇

策劃：李祺

攝影：李瀟

采訪、撰文：張思雨

服裝助理：盧璐

助理：程軍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