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謝宇弒母案自2016年暴露以來，在坊間引發強烈且持久的反響，案件的每一點進展，如兇手2019年被抓捕歸案、2021年一審被判死刑、2022年原定的二審因故推遲、2023年二審維持原判，都引發一波波的關注和跟蹤。絕大部分輿論都不約而同地有一種獵奇的心態 ： 吳謝宇為什么弒母 ？ 其弒母的直接動因是什么 ？ 他何以從 “宇神”和母親的“小棉襖”蛻變為殘忍的弒母者 ？

在吳謝宇案的所有報道中，《三聯生活周刊》2023年第29期發表的《吳謝宇：人性的深淵》，無疑是最全面、系統和深入的。該報道共計九章，近十萬字。今年5月，該報道單獨成書，又增加了對吳謝宇逃亡期間結識的女友的采訪。本文為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肖瑛圍繞該書撰寫的評論，節選自《人性的深淵：吳謝宇案》，經出版社授權刊發，小標題為編輯所加。

撰文｜肖瑛（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報道吳謝宇案的價值

在有關吳謝宇案的討論中，媒體特別是自媒體各顯神通，充分調動自己的知識儲備，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做出了層出不窮的解釋，其中最流行的是想象空間無窮大的性本能機制，然后是心理學機制，譬如很多報道強調吳謝宇雖然為人很好，但很少跟人“交心”，有的報道甚至將之歸罪于“激情殺人”，譬如一篇后來在網上再也找不到原文的報道的標題就暗示：吳謝宇同其母親的某次口角是其弒母的直接動因。當然，也有從學校教育缺位和原生家庭畸形等角度展開分析的。

但所有上述分析都是猜測。因為從媒體和自媒體披露的信息看，這些分析無一例外地缺失一個促使吳謝宇從大一大二的優秀、陽光男孩轉向大三的逃學、缺考并最終回家弒母的轉折點，也缺乏一個吳謝宇將弒母沖動轉化為將近半年的策劃然后在2015年7月10日決定付諸行動的直接原因。按照常理，大三期間，吳謝宇身上一定發生過對他而言具有根本沖擊性的事件，讓他對大學生活以及未來人生失去信心，抑或讓他將所有問題歸罪于他的母親，抑或如他自己所述的，因愛而弒母，幫助母親脫離苦海。可惜，除部分司法人員有機會同吳謝宇直接接觸外，記者、學者、吳謝宇的親人都沒有機會(或回避)直接與作為殺人犯的吳謝宇深入交流，而其自述和信件的“道德自凈”痕跡太過明顯，讓人不僅難以采信其解釋，反而覺得他是處心積慮地掩蓋弒母的真正緣由。吳謝宇弒母的直接動因，估計要被他永久地帶入墳墓了。

《人性的深淵》這篇報道的作者吳琪和王珊，圍繞家庭、友人、學校、法庭這四個與吳謝宇及其核心家庭最為密切的社會關系網絡，從2019年開始，先后聯系了上百位同吳謝宇有關的人士，對其中愿意接受采訪的人士做了一次甚至多次訪談，獲得了大量一手資料，并借助吳謝宇的獄中自述、書信、法庭供詞等，系統梳理了吳謝宇及其父母的生命軌跡，努力還原吳謝宇走向弒母深淵的過程。由于沒能直接從吳謝宇那里獲得關于其大三生活中發生的根本性地影響其人生態度甚而策劃和實踐弒母的具體原因，所以，兩位記者在報道中沒有以滿足讀者的好奇心為謀為吳謝宇案蓋棺定論。但是，正因為記者的這種自覺，這篇報道的價值一方面根植于吳謝宇案，另一方面遠遠超出該案本身，具有極強的社會學味道和深刻的社會反思意義。

《人性的深淵：吳謝宇案》

作者: 吳琪 / 王珊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

2025年5月

從吳謝宇案本身來看，這篇報道深度揭示了吳謝宇所處原生家庭的特殊性及其形成原因。作者不滿足于僅通過案發時謝天琴、吳謝宇的核心家庭的結構和情感狀況來呈現吳謝宇所處的社會情境，而是引入家譜視角，追溯吳謝宇的祖父輩甚至更前一輩的家庭構成，清晰地呈現了吳家和謝家更為悠長的家族史。報道一方面描摹了吳志堅和謝天琴兩位性格完全不同、家庭條件相異的大學畢業生是如何走到一起結為連理的，細致描寫了這對夫妻各自的性格和彼此關系，給讀者繪制了一幅福州城中一個既普通不過又有其獨特個性的三口之家圖畫；另一方面對吳志堅和謝天琴特別是后者的家庭史探幽析微，時代的政治動蕩落在謝父頭上，意義就不同了，不僅影響了謝父的個人命運和家庭狀況，也可能塑造了謝天琴和她的妹妹、弟弟們的性格。謝父的“右派”身份和謝父謝母雙盲的現實，決定了謝家在當時還是彈丸之地的仙游縣城必然處于社會的底層和邊緣，謝天琴從記事起就可能被同學、鄰居的各種嘲笑和奚落所包圍，雖然嘲笑者和奚落者并不一定帶有惡意，甚至也不明白謝父身上標簽的實際意涵，但他們的欺負肯定在排行老大的謝天琴的心中切割出一道道血痕。她要保護父母，要保護自己的弟弟妹妹，但她沒有能力反抗和回擊。到了上學年齡，她保護自己的方式增加了一層，那就是取得好成績，換來同學和老師的認可。

在這樣憋屈的環境中，謝天琴不由自主地形塑出對外警惕、自我封閉、高度自立和要強的性格，同時可能還潛伏著缺愛的隱痛。到20世紀80年代初，謝父的“右派”身份得以改正，家庭經濟條件好轉，但謝天琴估計已經很難抹平童年的創傷。大學畢業后，謝天琴偶然結識了吳志堅，并在其身上發現了愛情，也找到了依靠，然后全身心地投入(讀到謝天琴時，我不由自主地想到李安電影《飲食男女》中的朱家珍，她們兩個先是不相信愛，但渴望愛，一旦獲得愛，就奮不顧身地去擁抱)。但是，吳志堅的父母家庭以及他的性格和工作，都決定了謝天琴沒法守護好這個小城堡。

電影《飲食男女》劇照。

“苦難的共同體”

雖然“原生家庭說”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但是，當把吳謝宇的家族史和核心家庭以及教育放到顯微鏡下來打量時，我們更多看到的是這個家庭的特殊性和罕見性。但即使是這類家庭，也不必然發生弒母弒父悲劇。從這個角度看，聚焦于原生家庭，雖然可能給解釋吳謝宇案提供一條常識化的線索，但相對于吳謝宇自己的真正心理動機，這個線索仍然是外部的和特殊的。而且，當我們每個人都由此而將自己身上的不幸歸因到原生家庭時，其實可能催生出反家庭的偏見。

由此可見，對吳謝宇案的社會意義上的解讀，或者說對吳琪和王珊兩位記者對吳謝宇案的報道的社會意義上的解讀，還需要有進一步的跳脫。跳脫的機會，存在于《吳謝宇：人性的深淵》的讀者對吳謝宇或謝天琴不由自主滋生的某種“代入感”上，他們在這對母子身上，多多少少發現了自己的影子。從這個角度看，《吳謝宇：人性的深淵》，恰恰在兩位記者高度細致和特殊的描述背后，有意無意地觸碰到了當代中國人在家庭生活中遭遇的普遍困境。吳志堅和謝天琴自己的生活并不寬裕卻必須將很多資源反哺大家庭的無奈感和犧牲感，等等，都可以在現實的飲食男女身上找到或多或少、或濃或淡的痕跡。因之可以說，吳謝宇案是非典型的，因為弒母畢竟是極為罕見的人間慘劇，但吳謝宇和謝天琴甚至吳志堅的困境是普遍的，故而吳謝宇案又是典型的。

這些普遍的“代入感”，不只是源于具體的原生家庭，更可能源于時代變遷對家庭的深刻再造。我們這些在改革開放之前就能記事、在大家庭中出生和長大、在城市中組建自己的核心家庭并為人父為人母的中年人，對家庭結構和家庭生活的前后變化肯定有著諸多的共同記憶。這些變化，與其說是個人奮斗使然，毋寧說是時代鍛造的結果。

我稱傳統農業社會下一些大家庭為“苦難的共同體”。共同體是玫瑰色的，表達的是情感、倫理、生活上的相互理解和支持，相互無功利的關愛和撫慰，唯有守望相助、惺惺相惜的幸福，而無你爭我斗的苦難和欲罷不能的糾結。共同體的理想形態是“家”。但是，現實中的大家庭對生活其中的人來說，并不只是玫瑰色的，而往往與苦難相伴。一方面，每個家庭都有不言而喻的中心，如包括父親和長子在內的男性，有理所當然的目標，如存續和傳承。圍繞家庭的中心和目標，每個人都自覺不自覺地放棄自己的個體性和欲望，作為家庭之“一員”而無聲地任勞任怨。這樣的家庭，其“共同體”面向遮蔽了其“苦難”面向。這類家庭，不能說是消滅了“苦難”，只能說家庭成員的“忍”讓“苦難”潛伏了。另一方面，很少有家庭的所有成員能始終如一地自我克制、自我奉獻，總有成員會“忍不住”暴露一些私欲和個性，總有成員質疑家庭內部的分工和分配的“不平等”。于是，在外人看來只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卻可能讓一個家庭雞犬不寧。此時，“苦難”替代“共同體”成為理解和反觀家庭生活的主要角度。其實，在大家庭中，苦難和共同體是相互依存、互為條件的，是大家庭構成和維系不可或缺的一體兩面：沒有個人依賴共同體而活的內在需求，苦難對他們而言就無法忍受；沒有對壓抑個性和欲望的苦難的忍受，共同體就難以維續。

電影《隱入塵煙》劇照。

如何既降低“苦難”又維續“共同體”？前人的智慧是“分家”和“反饋模式”的相互支持。當然，要同時保全這二者，前提是農業社會。在農業社會下，經濟資源有限，人口流動性較低，故而“分而不離”是“分家”的普遍特征：“分家”后父母的家庭與子女的家庭、兄弟之間的家庭，仍然比鄰而居，低頭不見抬頭見。按照費孝通先生的說法，“社會繼替”目標的實現，在西方主要依靠“接力模式”，每一代長大之后自然地離家出走、成家立業，故而每個家庭都只是接力棒中的一個臨時性節點，但在中國，除了“接力模式”，還有更為重要的“反饋模式”。

如果說“接力模式”要求每一代人在年幼時履行子女職責、成年后履行父母職責，其繼替線索總體上看是單向的、線性的，那么“反饋模式”則是以家為中心的，子女的價值在于“尊祖敬宗和家族綿續”，在親代跟前履行好“子女”的職責，其繼替線索雖然總體上向前綿延，但每個節點都要往返。換言之，在中國，子女不僅要學會長大后“做父母”，同時要學會“做子女”，承擔“為人子女”和“為人父母”的雙重任務，并且“為人子女”角色是“為人父母”角色的題中應有之義。這雙重角色的習得都依賴于現實家庭生活中周而復始的耳濡目染。但是，核心家庭只能為“接力模式”提供學習機會，卻無法實現“反饋模式”的教育與體驗，只有在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中，在同時存在多個三代同堂大家庭的鄰里環境中，才有機會接受如何以“做子女”來踐行“做父母”職責的日用而不知的熏陶。

一句話，“長大之后我就成了你”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不言而喻的，身處其中的人可能無法挖掘和解讀各種家庭角色所蘊含的情感和倫理意涵，但什么時候該做什么事情、扮演什么角色、履行什么職責，卻是水到渠成、不由分說的。這樣，“身教”之下，雖然不一定每個人都能有效克制甚或消除自己的私欲，但一定很難生長出自殺或者弒母弒父的想法和舉動。

在如此尚未充分開化的大家庭中，“社會繼替”的“身教”一定是總體性的，其核心是引導人如何“為人子女”和“為人父母”。支持這兩種家庭角色的基礎只有“孝道”，孝道構成大家庭和整個社會的總體性知識，當然也是其總體性倫理。除此之外，其他的困惑如青春期、性苦惱等，都尚未進入家庭和社會的文化詞典，不可能成為“為人子女”和“為人父母”的內涵，當然也就不可能以這些有關養育的專業知識的掌握情況作為衡量和判斷“為人父母”的好壞和是否合格的標準了。

轉型社會中家庭的“糾結”

改革開放為城市化和流動化注入了強勁動力，中國社會迅速從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從自然社會向知識社會轉型。家庭，在這個過程中無可奈何地承接所有這些變遷帶來的動力和壓力。一方面，農村人通過各種途徑在城里立業、安家；另一方面，雖然傳統家庭的“苦難”因少子化核心家庭中家庭關系的簡化而減弱，但核心家庭的新困境也因此而凸顯。對于在農業社會大家庭氛圍中成長、通過自己的努力在城市組建核心家庭和養育子女的中年人群如吳志堅、謝天琴來說，由此很難不滋生出各種前所未有的“糾結”(ambivalence)來。

首先，核心家庭的自我定位模糊化。如前所述，農業社會中家庭的存在價值和目的是自然而然、不言而喻的，所有家庭都會醉心于自己的維系和綿延，有望族味道的家庭在此之上會添加光宗耀祖、家庭地位提升的目標。但是，現代核心家庭的定位遭遇了普遍挑戰：家族綿延和光宗耀祖肯定屬于“封建”性質；養兒防老的說法很流行，但暴露了父母一輩的自私；是因為愛而生育和養育嗎？似乎有些“言不由衷”；對子女的無條件投入是以人力資本投資來換得父母的自我價值實現感嗎？在資本“殘忍”的語境下，也被涂抹上制造“韭菜”的不正當感。總之，在各種意識形態的挑戰下，“為人父母”本身就成了問題，其正當性基礎搖搖欲墜了。這類質疑，直觀地看是讓父母在子女面前變得無所適從，更深層次地看，其后果也會落在質疑者即子女自己身上，對生命的珍惜，對社會化的接受，對社會繼替責任的承擔，現在都成了他們反思家庭和自我的對象，“社會繼替”在很多家庭中變得難以“繼替”。以吳謝宇為例，雖然他在給親戚和友人的信中口口聲聲傾訴著自己對父母的愛，但其弒母和騙取親戚及父親友人的金錢的舉動，就很難讓人相信他有捍衛家庭正當性的意識。

其次，家庭面對專業知識涌入無所適從。過去四十多年來，無窮無盡的福柯意義上的“人的科學”(humansciences)進入家庭。傳統的“育兒”和“教育”模式不再有效，合格的父母一定是掌握并能熟練運用各種相關專業知識的父母。在專業知識的指揮棒下，很多家庭因為在如何育兒的問題上存在分歧而制造出大量的代際矛盾：一方面，年輕的爸爸媽媽需要依賴上一輩來幫助自己養兒育女，另一方面又對上一輩的養育模式大加撻伐。問題在于，誠心實意地亦步亦趨追隨各種專業知識的家長能否恰當地運用這些知識？答案至少不是完全肯定的，因為在這些知識的使用中，如何做到恰如其分、防止物極必反，就讓一般人倍感躊躇。譬如，對青春期的子女進行性教育，如何既破除生理方面的神秘感，又避免在子女腦海中播下淫穢的種子？愛的教育，如何既讓子女體味父母自然的愛，又防止放縱和溺愛？等等。這些，對于在傳統家庭中成長起來的父母而言，是很難掌握并身體力行的能力，雖然他們可能在某些專業領域掌握了精深的知識和技術。正因為如此，吳志堅沒法向吳謝宇解釋自己電腦中的“小資源”，沒法以此為機會給吳謝宇適當的性教育，也沒法解釋他與另一個女性的關系，他唯一的應對辦法就是像瓦依那樂隊那首《大夢》所唱的，“我的父親總沉默無語”，或者干脆裝作視而不見。

電影《隱入塵煙》劇照。

復次，家庭功能出現社會化和偽社會化的矛盾。相比于傳統，今天的家庭一方面是功能的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是功能的分解和社會化，如養育、教育、福利、職業，都被不同的社會專業機構所接納。總之，傳統家庭的總體性特征被一步步削弱了。但是，家庭仍然是最基本的社會組織，難以擺脫其初級群體的位置，被專業機構所添加和承接的功能仍需要家庭的接應，譬如孩子最好的老師還是父母，學校教育的抽象性需要在家庭生活中具象化，否則對孩子而言永遠是抽象的教條。更為嚴重的是，家庭功能的社會化還在流于形式，實質的社會化在很多方面尚付闕如。譬如養老，至少目前我們社會整體的職業倫理狀況使很多家庭和老人對社會化養老望而卻步。在教育上，大部分學校似乎并沒有實踐其所宣稱的倫理和情感教育功能，為人的教育，包括尊重他人、將心比心的能力，在現實的學校教育中是無法想象和實踐的，學校實際上只是將自己定位為傳授最可操作和最容易傳授的知識，即使倫理、情感和生理教育，唯當轉化為試卷和分數后才能在學校教育中找到落腳點。一言以蔽之，學校教育主要是應試教育和專業教育，或者更為直接地說是“卷”的教育。不只如此，學校還將“卷”的緊張感植入家庭，“綁架”家長，逼迫家長不得不拼命地迎合之。吳謝宇的成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種教育的典型，“成績好”是學校和家長對他共同的也是唯一的要求。這可以被理解為家庭教育功能的社會化未能取得成功的體現。

紀錄片《高考》劇照。

但是，在當代既分且離的核心家庭中，父母即使有心，也無以全面承擔起對社會人而言不可或缺但學校無意承擔的為人教育了。相較于“分而不離”的大家庭為“反饋模式”和“接力模式”的“身教”提供了條件，當代核心家庭之間空間距離遙遠，就如吳志堅和謝天琴各自的父母之家與他們在福州的小家之間的距離。在兩代人的核心家庭特別是獨子的核心家庭中，無論是哪一代人，扮演的角色都是單面的，父母只是“父母”，無以同時為“子女”，子女只是子女，無以同時為“父母”。而且，因為只有兩代，核心家庭的重心必定是子女，子女是家庭的本位。即使吳志堅和謝天琴依然實踐著他們從小耳濡目染的“反饋模式”，贍養或者幫助著遠在老家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吳志堅去世后，謝天琴又接過了亡夫的這副擔子，但是，他們扮演的“子女”和“兄長”“姐姐”的角色，對吳謝宇而言是抽象的，是不可見的。“吳謝宇們”除了相信自己是家庭的核心，整個家庭都圍著自己轉是自然而然、天經地義的，再也不能有關于自己在家庭中的其他角色和位置的想象，更難以培育“反饋模式”中如何做好“子女”以及如何扮演家庭其他角色的道德和情感自覺。

我們姑且相信吳謝宇的自述和信件的內容確為其真實心聲，那么，他將其母親“生不如死”的嘆息“直男”式地解讀為真的想棄世而去，從而因愛母而弒母，痛恨父母的兄弟姐妹和朋友對他們母子倆不管不顧從而在弒母后從他們那里騙取大量金錢，甚至在“借錢”屢試不爽時，也未能感受到這些親友對他們母子的真誠牽掛和關愛，就恰恰說明在他的家庭中，缺乏“反饋模式”的“身教”，缺乏超越自我主義的多重家庭角色的觀摩、想象和扮演經歷。吳謝宇身上體現的這種“精致的利己主義”，不只是他個人的尷尬，也是當代很多核心家庭的尷尬，不只是他個人或其父母的責任，更是當代大部分核心家庭的普遍困境使然。在這樣的家庭結構中，他們需要做的只是盡情汲取父母養育他們的紅利，卻未曾有機會去體察和實踐“反饋模式”中的“子女”角色。更有甚者，一些子輩從父母對他們的含辛茹苦中，感受到的只是“為人父母”之艱辛，果斷地決定不重復父母的老路，從而切斷了自己“社會繼替”的責任，家庭由此而終結。

重申前面的觀點：沒有幾個家庭會出現吳謝宇案的悲劇，因此，這個案件只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個案；吳謝宇案也是今天中國一些家庭面對的各種困境的極致化表達，因此，它又具有某種意義。

如何面對這種困境？當然不是簡單地在傳統家庭與現代家庭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或者重回傳統。傳統永遠回不去，也不值得全盤回歸，在個體意識已經勃興的背景下，很少有人會為了習得“反饋模式”中的不同家庭角色而甘愿承受自我犧牲和復雜家庭關系潛藏的“苦難”。

跳出吳謝宇案來反觀吳謝宇案，對我們而言，有三重意義：一是不同時代的家庭有不同性質的糾結；二是當代家庭有其在歷史上獨特但在當代普遍的糾結，我們就處在這些糾結中；三是我們能做的，是直面這些糾結，積極探索走出糾結的合適道路，期待我們自己也讓我們的子孫能夠生活在玫瑰色的而非苦難的共同體中。

這正是吳琪和王珊兩位記者的工作價值所在。

（注釋從略）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文：肖瑛；編輯：劉亞光；校對：楊許麗。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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